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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临时伤兵收容所的，是两间茅草屋，矮小地坐落在贯穿着全村的一条大街的左首，路上的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屋子里的情形。当我一步跨进这屋子赤裸的小门时，对于受伤的弟兄们是一个惊扰。屋子里的人并不多，只有七八位。轻伤的，见了我硬挣扎着往上起。重伤的，创痛使他们不能管顾得这么多了。
一个年轻的小孩子，牵去了我的注意力、我的眼睛。称他“小孩子”一点也没有别的意思，拿他同别的弟兄比一下，在年龄上至少有十五岁以上的差别。还有，他的服装，他的神情，同这病房的空气一点也不调谐。他身子向下躺着，两只拐肘支着地，头向上昂起，身子一鼓一动的像一只青蛙。脸上的颜色像春风里的桃花，叫身上天蓝色的布衫映得更是鲜明，一顶黑色的瓜皮帽，把额角吞去了一半，帽子上却没有结子。
我简直纳闷不开了，这样一个孩子正好到春风的郊野里去蹦蹦跳跳，把他关在这间屋子里是为了什么？
纳闷打开了我的口。
“你这位小朋友是干什么的？”
“当兵的！”说着把眼睛向我
了几
，说是活泼倒不如说是顽皮。
“在哪个军队里？”
“补充第×团。”话，像一条春溪，清脆又流畅。
“那么你的军装呢？”
“军装，嗯，军装没有……”一种羞愧的神色在他脸上一晃，他的眼光跌在地上，身子动了一动。
“军队哪能没有军装呢？”我想同他开一个玩笑。
“不穿军装也一样打日本啊。”
“你这小鬼掉这多花头，就说是游击队员不就完事了吗？”坐在一条长凳子上的兄弟一句话把我的闷结子解开了。他的眼睛红肿着，不断地流泪，敌人的催泪弹把他害得这样子。
听过了这一句介绍之后，对于这个孩子，除了喜欢，在心上又添了一点敬意。
他脸前放着一双粗布鞋，还很新。“这鞋是谁给你做的？”我问他。“我妈。”他很爽快地回答了我。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盯在他脸上，从神色上一点也看不到他思乡的情绪。
“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有爹，有妈，有两个哥哥。”
“家里有消息吗？”
“我才从家里出来没好久，大哥叫鬼子抽去当壮丁去了，爹妈买了‘良民证’还在屋里，他妈的，谁能吃下去鬼子的那口气，把‘良民证’一撕，我加入了游击队。”
“游击队改编成补充第×团，团长看他年纪小，要他做勤务，他不干，非当兵不成，真是一个捣蛋孩子。”那位红眼兄弟逗他似的故意向我泄他的底细。
“我为什么当勤务？当勤务不能上火线。”他也来了一句反攻。
“你这么小，上火线不害怕吗？”
“不，十六岁了还小？你说怕，怕什么，打鬼子谁也不怕。我要不是在‘郝家大店’夺一个山头腿上受了伤，死也不能下来呀！”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勇敢，仿佛要显出问话人的卑怯。
他又告诉我前线上我们打得很顺利，游击队已迫近应山了，他相信不久就可以打回老家去。
“先生，你是往哪里去的？”他反过来问我。
“随县。”
“我跟你去好不好？”他眼睛里放射出了一线希望。
“等你伤好了再去吧。”我的心被一缕悲壮的情绪纠缠着，几乎想掉眼泪，当我看到他听罢我的话后那副失望的神色时。
“小弟弟好好休养，祝你快快健康起来。”我向他告辞。他用眼睛送我，身子又在一鼓一动，可是脸上的神色已经有些不同了。
1939 年 4月 15 日写于随县净明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