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击后门
——英东印度公司的迂回路线

一位美国学者曾比喻：“英国政府犹持剑之士，致力于破开中国牡蛎之坚壳；而英国商人，则致力于取其中之璀璨珍珠。”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无疑是一颗耀眼且巨大的珍珠，散发着诱人的光芒。

为了扩张对华贸易并改变贸易逆差的局面，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绕过中国的禁令，寻找新的贸易途径。英国商人放弃广东转而前往浙江，这给清王朝带来了经济和国防上的隐患。1757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经济秩序和控制外国人活动，决定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并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

这些限制措施首先引起了正经历工业革命，急需寻找和扩大商品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当时，东印度公司正忙于征服印度的军事行动，暂时无法全力东扩。然而，1754年（乾隆十九年），东印度公司指派洪任辉（James Flint）尝试扩大在中国的贸易范围，并开辟新的贸易港口。这一行动引发了所谓的“洪任辉事件”，最终以清政府对英国商人无视中国海禁、强行通商的行为进行惩罚而结束。

面对清王朝实施的海禁政策，英国商人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尝试屡屡受挫。1768年2月16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采取了一项新策略，指令当时的孟加拉总督寻求新的商路。探索一条中国西南边疆的贸易路线，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绕到中国的“后门”，避开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的贸易限制，进而扩大对华贸易，扭转当时的贸易逆差局面。

绕道中国西南边疆具有诸多益处。首先，可以避开海防：通过陆路进入中国西南边疆，可以绕开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严密海防，寻找贸易监管较为薄弱的环节。其次，减少竞争：能够避开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东南沿海的激烈竞争，独享潜在的贸易利益。最后，开拓新市场：避开中国东南沿海小农经济的顽强抵制，有机会向中国西南区域的少数民族群体提供商品，从而开拓新市场，增加出口，帮助平衡英中贸易逆差。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撬开了一条缝。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把刺刀捅进了清王朝的心脏。英国从中国东南沿海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并使清王朝放弃了天朝主义的外交路线。然而，英国对华贸易并未实现英国商人的预期增长。随着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西方列强在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英国迫切需要打入中国内地市场。

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显著加快。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与美国横跨大陆的铁路建设，均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变革也进一步加剧了英国商人内心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大量英国货物通过新开辟的更短航线，更快、更经济地运抵中国的通商口岸，仿佛汹涌的浪潮冲击着狭窄的“瓶颈”。英国商人急切地希望进入中国的内河与内陆地区，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将中国各地的市场与英国的工厂紧密地连接起来。更令他们不安的是，国际商业竞争也愈发激烈，各国纷纷涌入中国，使英国的竞争对手不断增加。

面对资本主义强国的竞争，英国政府及商业界均认识到，需明确并制定一套战略，以充分利用英国的有利条件，保持竞争优势并控制中国市场。为此，英国政府与英国商人之间，就对华贸易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在于，是否应借助武力，将中国转变为类似印度的英国殖民地。英国商人主张通过殖民统治，用军事强权来创造英国产品市场，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然而，英国政府认为，其力量不足以实现对中国的全面征服与统治，因此主张采取“渐进”策略，通过与清王朝的合作，逐步打开并深入中国市场。

在对华贸易的辩论中，一名英属印度退休上尉军官理查德·斯普莱（R.Sprye）的设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1858年，斯普莱提出：修筑一条由英国独家控制的从缅甸的仰光到中国云南省思茅（现普洱市）的铁路，贯通滇缅，打开中国的“西南后门”，使英国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将能够北上，与美、俄和法展开竞争。

尽管英国政府最初对斯普莱的铁路计划反应冷淡，但这个设想在英国引发了广泛讨论。最终，英国决策者将斯普莱提议中的开放中国西南沿边向东北推进策略，与其正在实施的开放中国沿海沿江逆长江西进计划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贸易战略。这个战略的目标是贯通滇缅、贯通藏印，连结英属印度与长江流域，经由一条英国独擅其利的通道，建立英国在华优势地位，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争夺中国市场。

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基本完成，此后，英国政府与斯普莱以及英国工商界的争议焦点，已经不再是是否进一步迫使中国开放西南边疆，而是应选择哪条路线来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

1863年，克莱门特·威廉斯（Clement Williams）提出了一条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八莫，随后转为陆路穿越野人山，最终抵达腾冲的路线（“威廉斯线”），受到了英国政府的青睐。

此后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发出修筑斯普莱路的呼声。英国在1867年派人测量这条路线，并用4个月完成了第一期勘测，英印政府极不赞成在这条路线的勘测上再花费金钱与人力，下令停止勘测。这样斯普莱铁路计划被“冷冻”起来。英属印度政府则排除干扰而致力于八莫路线的打通。

1867年，英属印度政府批准了费兹（Alb Et Fytche）关于迅速开通八莫路沟通从仰光经云南直达中国东海岸的贸易渠道的报告。随后，英属印度政府组织了一支代表团，由驻曼德勒政务长官斯来登（Edward Sladen）领导，于1868年1月13日从曼德勒启程，逆伊洛瓦底江而上，最终在5月26日到达腾冲，确认了“威廉斯线”的可行性。然而，当时的云南正处在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高潮中，特别是杜文秀领导的起义，不仅攻占了大理并建立了政权，还导致滇缅之间的古老商路中断，英国探险队、商队难以穿越滇西地区。这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暂时搁置其计划，等待云南局势的明朗化。1872年12月27日，杜文秀在尝试与清军议和后被杀，清军随后占领了大理。1873年3月，清军攻陷顺宁，4月占领云州，5月占领腾越，清王朝恢复了对滇西的统治。随着云南局势的稳定，英国政府终于等来了逼迫清政府开放西南边疆的时机。 fM7aSEsliNU5pxdj2dilPN3X7ZrsAatvfse13IdLmswOPjyIo3fqWjzZWjR1Ss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