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欲来
——殖民者寻找新的猎获物

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殖民势力东渐，竞相掠夺东方，扩张殖民版图。16世纪，葡萄牙称霸远东海权与贸易；17世纪，荷兰取而代之，操控商业；至18世纪，英国崛起，主导了这一地区。在他们的殖民扩张中，中国成了他们远东掠夺和侵略活动的主要焦点。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在东南沿海和北部边疆，中国与外国侵略势力的接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广东；此后来华的商船络绎不绝。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商船先后于1575年、1601年、1637年、1660年、1784年来到中国。这些国家都先后和中国发生过通商关系，俄国与中国还订立了条约。尽管中国逐渐面临被动和防御态势，但始终保持主权独立，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更多是基于贸易和外交往来，本质上区别于之后资本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在雍正和乾隆年间，清政府对西方来华的船只、贸易活动以及居住口岸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清政府规定了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同时禁止中国公民私自与外国商人交往。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对外贸易，清政府建立了行商制度，指定“商总”来负责具体的贸易事务，形成了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模式。

18世纪初期，英国成为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中外贸易关系的核心。然而，英国对这种贸易模式深感不满。他们无法放弃与中国的贸易，但这种贸易的结果对英国极为不利。英国商人从中国进口了大量茶叶和丝绸，但英国手工工场生产的毛织品和布料却遭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众多农户的强烈抵制，难以找到市场，这导致大量白银从英国流向中国。随着英国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对华贸易的领头羊，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也急剧上升。在1760至1764年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为50万两白银；到了1765至176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99万两；而在1770至1774年间，逆差为65万两。对于当时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来说，这种巨额的白银外流是难以长期承受的。

在常规商品贸易中，中国一直保持着出口国的有利位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以输出商品并从中获利。英国资产阶级尝试用普通商品打开中国市场，但未能成功。随后，他们开始不道德地推广鸦片贸易，以此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手段。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关键年份。在这一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政策，并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到了1797年，东印度公司进一步获得了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在这一垄断组织的控制下迅速膨胀。

鸦片贸易为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政府以及鸦片商贩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以1813年的情况为例，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l opium）每箱的成本仅为237卢比，而包括税费在内的拍卖价格高达2428卢比， 东印度公司能够从中获得超过成本九倍的利润，大约占据了总利润的三分之二。

对于英属印度政府而言，鸦片税收构成了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政府对鸦片征收超过成本300%以上的高额税费，仅在1829至1830年间，从鸦片专卖中获得的收入就超过了一百万英镑，占到了当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鸦片商贩也从贸易中获得了丰厚且稳定的回报。鸦片贸易相比其他合法贸易更为便捷，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高额税收，且买家通常预付货款，几乎没有欠账风险。英国鸦片贩子泰勒（R.Taylor）在1818年曾表示，鸦片像金子一样，随时都能售出。1817年的数据显示，公班土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而在中国的售价为2618卢比，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超过833卢比，折合银洋为400多元。

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在私信中提到，在最好的年份，鸦片的利润每箱可达1000银元。随着1821年之后贸易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1831年东印度公司采取了大量生产、低价销售的策略后，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急剧增加，鸦片贩卖的范围也从沿海地区扩展到了中国内陆的十多个省。

随着鸦片输入的持续增长，19世纪初期，中英之间的贸易格局开始逆转。中国由之前的贸易顺差国转变为逆差国，而英国则从逆差转变为顺差。鸦片贸易的兴起不仅让英国能够弥补与中国在其他商品贸易上的赤字，还导致了中国大量白银的外流。以1830年为例，在大约2300万银元的中英贸易总额中，鸦片贸易占了1300多万银元，造成中国流出的白银超过670万银元，而在此后的年份中，外流的数额进一步加速增加。

白银的大量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现象的加剧，这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农民因为货币价值的变化而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实际上的税负相比以往大幅增加。中小商人在经营过程中的成本也无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这使得商业活动变得更加艰难。

此外，由于白银短缺，地方政府在征收税款时遇到了困难，拖欠上缴国库的银两现象越来越严重。清政府意识到白银枯竭不仅影响了国家财政，还可能动摇其统治基础。因此，多次颁布禁令，试图严格禁止鸦片的进口，以遏制白银的流失并保持经济和统治的稳定。

对于英国来说，尽管鸦片贸易暂时解决了对华贸易的逆差问题，但它并没有打开中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也没有满足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更深层次的需求。随着工业革命后产能的迅速扩张，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急切希望将棉毛纺织品等工业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政府开始直接管理在华英商的事务，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来维护和推动英国在中国的贸易。此后，英国的资本家和相关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以彻底解决对华贸易的障碍。

面对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行动，英国的鸦片贩子、商业利益团体以及英国政府展现出了一致的态度。他们认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英国唯有事先丝毫不露声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这才是对付中国人最恰当的方式， 这种思想体现了当时英国对华政策的强硬立场，即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贸易利益和国家威望。

1840年1月16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的演说中明确表达了其蛮横的对华政策。她指出，中国的行为已经影响到英国臣民的商业利益和王室的尊严，她将严重关切并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她赤裸裸地为对华鸦片贸易辩护，把“自由贸易”的虚伪性暴露得一览无遗。她强调，如果其他国家效仿中国拒绝自由贸易，英国的经济将无法维持。维多利亚女王的演说不仅宣示了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也进一步激励了英国殖民势力的侵略行动。

清政府的禁烟行动成为英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公开理由。英国意图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结束由广州单一口岸通商的制度，同时打破行商对贸易的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1840年6月，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英国的炮舰抵达广州海面，中国屈辱的近代史开始了。

鸦片战争的结果确实证实了马戛尔尼在1793年出使中国时所作出的判断。他将中华帝国比喻为一艘结构已破败的旧船，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全赖几位谨慎的船长的领航。然而，一旦无能之辈掌舵，这艘巨舰的纪律和安全就会陷入危机。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驻华代表及商务总监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在停泊于南京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市场和寻找殖民地而对一个古老封建国家进行的一次武力征服。英国利用军事优势迫使中国开放市场，也间接为美国和法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铺平了道路。

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Q.Adams）在1841年的演说中认为英国对中国的战争是正当的，这反映了当时一些西方政治家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推崇，以及对使用武力达成这一目的的“合理化”包装。在中国多年的传教士倪维思（J.L.Nevius）言之更甚：“不管正当不正当，这个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

在这种逻辑下，美国和法国等国也要求获得与英国相同的贸易条件，他们以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或直接的政治压力对中国进行威胁，纷纷以“进京”“面见皇帝”来恐吓清政府。在惊恐和混乱中，1844年，中国分别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和《中法五口通商章程》，自此，中国与当时最主要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订立了不平等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放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兴奋。他们认为，即便是对于像睡帽这样的小商品，中国的庞大人口基数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足以让英国的工厂应接不暇。璞鼎查曾表示这一条约为英国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即便是全开兰开夏（Lancashire）的纺织工厂，也难以满足中国一个省的需求。 然而，西方人太过于乐观了。1846年英国对华输出商品总额开始下降，到1854年进一步降低，甚至低于鸦片战争前的水平。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国长期以来的农耕经济使得国内对外国工业品的需求有限。其次是鸦片贸易的影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的增长挤占了中国对正常商品的进口需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不可能同时既购买大量商品又购买毒品” ，鸦片的消费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其他商品的消费能力。再次是国内矛盾和消费水平下降。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导致国内不稳定，民众的消费水平下降，市场萎缩，这进一步影响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

尽管如此，列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坚称对华商品输出减少的根源在于中国门户开放程度不足，需要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与特权。

1854年起，英国、美国和法国连续提出“修约”，也就是修改《南京条约》，遭到清政府三番四次拒绝而未果，最终英法决定再次使用武力。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这时候英法得以腾出手来侵略中国，俄国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加大了对黑龙江的渗透。经过3个月的谋划，英法达成了联合出兵的约定，差的就是一个借口罢了。他们很快找到了各自所需的战争借口，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由发动战争。

1857年，英国和法国组成联军，攻占了广州，这标志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始。1858年，英法舰队北上，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攻陷了大沽炮台并逼近天津。随后，英、美、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市场，扩大了外国在中国的商业和领土利益。

不久之后，英、美、法三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通商章程》，进一步确立了他们在华的贸易特权。同时，俄国利用军事压力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从而获得了中国东北的领土利益。

1859年，英法两国以换约（即交换和批准条约）为借口，再次对大沽口发起进攻，但遭到了清军的有力反击，导致英法舰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攻陷了大沽口和天津，并继续向北京进发。在北京，英法侵略者焚烧了圆明园，声称如果清政府在二十日之内不接受全部条件和“赔偿恤金”五十万两白银，将以同样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向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和诱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并承认俄国与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外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内部起义，暂时维持了其统治，但外国势力的侵略范围扩大到了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XedlD8PdG5AVE8HtnxQnYV3AUz4AK8/SpTBV2ce4l9aSs2fQ5HF1qBLQxO1aTTg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