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下旬,临沧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张大远先生来访,在交谈了“2023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边三好’研究专项”中的《“三好”临沧——临沧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三好”临沧》)的情况和意见后,他希望我为该书再写一个“序”。盛情难却。
《“三好”临沧》以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重要回信中“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谆谆嘱托为支点,以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临沧市(地区)近代历史发展为背景,选择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问题,尤其以中英滇缅边界沿革变迁为重点,进行探讨和论述,并附有若干重要史料和文章,让读者对临沧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有较清晰的了解。这对于临沧各族人民增强历史、文化自强自信,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意志,是有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读史对提高文化自强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云南及临沧近代历史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同步,因此有西方殖民者企图从“后门”入侵云南和中国内地的诸多史事,从而发生了中英滇缅界务之争及其引起的若干问题。云南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临沧近代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近代时期,云南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却并未落伍。面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云南较之全国来说,在反对列强侵略的斗争中,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蒙辱之处相对较少,胜利或局部胜利之处更多一些,这是云南各族人民值得自豪的。也就是说,历史发展进入近代以后,云南创造了更多的辉煌业绩,产生了诸多的文化亮点。例如,从政治上说,1915年从云南开始爆发的反袁护国首义和护国战争,1945年也是从云南开始爆发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以及1949年的卢汉起义,都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经济上说,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1912年建成的中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电站),1938年建成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随后又开辟了驼峰航线,以及抗战时期在云南产生的若干个“第一”,都有重要价值。从军事上说,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滇军打出了名,有所谓“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到抗日战争,滇军在台儿庄、中条山等战役中的杰出表现,引人注目。从教育上说,20世纪前半期,云南有一文一武两所著名学校,即云南陆军讲武堂和西南联合大学,前者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家和军事家,后者培养了一大批教育家和科学家。从文化上说,20世纪30-40年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之际,有对青年影响很大的“一首歌”和“一本书”,一首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而聂耳、艾思奇都是云南籍文化名人。
从与临沧市(地区)关系更密切的反对列强入侵云南的斗争来说,更值得注意。近代云南,特别是云南沿边地区,处于列强入侵的前沿地带,云南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较为敏感,反抗之声不绝于耳,并且在多次反侵略斗争中取得胜利或局部胜利。
1874-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由于英缅军入侵挑衅,先行开枪,打死边民,我爱国同胞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打死马嘉理及其随行人员,入侵的英缅军被迫撤退。这是云南近代史上,反击西方列强入侵的第一枪。
1900年的左孝臣事件。由于英军率先入侵,开枪开炮,我各族边民奋起反抗,左孝臣中弹英勇牺牲,然而却将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1910-1911年的片马事件。英缅军入侵片马地区,遭到我各族边民的英勇抵抗,虽然片马一度为英军占领,但由于各族人民的反抗,中央政府(从清到民国)和云南地方政府都拒不承认,这就为后来片马回归创造了条件。
1933-1934年的班洪事件,英军入侵,妄图侵吞茂隆银矿,班洪地区各族边民与土司头人(班洪王)等联合反抗,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虽然战争过程中,有胜有负,但最终把侵略者赶出了班洪地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这一时期的《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件,表明边疆各族人民(包括民族上层人士)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是难得的民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证件。
还有1940-1945年的滇南抗战,拒敌于国门之外;1944-1945年的滇西抗战,最终取得重大胜利,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先将日寇赶出中国国境的地区,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先声。
这一切表明,近代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全国的大厦,“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在历史上,中国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虽未划定边界线,但滇缅未定界的走向大体是明确的。而西方列强入侵东南亚,越南、缅甸沦为西方殖民地后,又企图从“后门”入侵云南和中国内地,于是出现了中英滇缅界务之争。中英滇缅界务之争,临沧首当其冲。西方殖民者得寸进尺,中国蒙受屈辱。然而,在上层外交谈判中,富有爱国良心的正义之士,仍然坚持正义,尽力挽救,如曾国藩之长子曾纪泽(1839-1890,清末外交官,曾出使英、法、俄等国)。不过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却难以挽回局面。而处于底层的各族群众,却坚持英勇抗争,可歌可泣。这是临沧近代历史上的光荣一页。
《“三好”临沧》还记述了滇缅铁路、“1941年线”以及临沧的抗日救亡斗争等问题,这也是临沧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滇缅铁路的建筑,早在19世纪后半期已经提出,当时列强出于侵略、通商、掠夺的目的,遭到不同程度的反抗,而未正式提上建筑的日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东部沿岸或沦陷,或被封锁,仅依靠滇越铁路及稍后建成的滇缅公路,难以满足运送军用物资及对外交往的需要。因此滇缅铁路的修筑,出于抗日斗争的需要,正式提上了日程,并于1938年底开工。因为部分路线靠近滇缅未定界区域,遭到英国的阻扰,工程进度缓慢。到1942年底,日军进攻缅甸,入侵滇西地区,云南从抗日大后方,同时变成了抗日大前线,滇缅铁路的修筑被迫中断,已建成部分路基和便道被彻底销毁,整个工程功亏一篑。这条“云南抗日的第五条生命线”最终胎死腹中(其余四条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尽管如此,临沧各族人民为修筑滇缅铁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体现了临沧人民为挽救祖国危亡而投入的巨大热情。
关于滇缅界务的“1941年线”的出现,乃是英国趁中国修筑滇缅铁路之际,说什么线路涉及滇缅未定界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中方为了尽快完成滇缅铁路的修筑,被迫作出了让步。1941年6月,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换文,初步划定了两国争论多年的中英滇缅南段未定界。这就是所谓滇缅界务的“1941年”线。换句话说,“1941年线”,中国被迫让步,双方虽然换了文,但边界却未经勘定,疑点问题甚多。新中国成立后,与缅甸签订界务协定时,周恩来总理对此曾作了解释和说明。中国为了顾全大局,承认了“1941年线”的历史事实。然而具体划线过程中也作了某些调整,尤其是班洪班老上层人士坚决要求回归中国,这个要求最后得到了满足。
无论是滇缅铁路的修建,还是“1941年线”的历史,都与列强入侵云南,引起的中英滇缅界务之争相关。因此,列强入侵云南与中英滇缅界务之争,是临沧近代历史上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好”临沧》以英国入侵云南及中英滇缅界务之争为重点,把临沧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串了起来。可以认为,《“三好”临沧》虽然不是全面论述临沧近代历史的进程,却抓住了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此外,今年是班洪抗英事件90周年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三好”临沧》应时付梓显得尤为珍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是我学习此书后的感言,并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