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狼之争
——晚清时期英法在云南的战略对撞

英国为打开侵略中国的后门，对我国瓦解藩篱、步步蚕食。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云南位于法属印度支那与英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地理位置特殊，因此首当其冲地成了英、法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略中的焦点。

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法国遭受了惨重的失败，致使印度最终归入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版图之下。随后，双方达成了《巴黎和约》，英国按照协议将本地治里（Pondicherry）等殖民据点归还给了法国。但是，法国在这些地区被严格限制，不得设立军事防线，仅能进行商业活动。法国在印度的势力被削弱后，为了寻找新的出路，转而积极向东南亚以及中国的西南地区拓展，并暗中觊觎我国西南地区，意图继续与英国在亚洲南部争夺霸权地位。

1787年，法籍主教百多禄向法国殖民政府献策说：“在目下印度的政治均势似大有利于英国人，如有人把恢复平衡看成并非易事，也许是有道理的。按照我的意见，在交趾支那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最稳妥、最有效的办法。要使英国人在印度的地位受到损害，最肯定的办法，就是在和平期间摧毁它的商业，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削弱它的商业。由于我们的地位较近中国，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更多地吸收它的贸易。在战争期间，将更容易隔断中国和一切敌国的商务。由于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将不难干扰英国人显欲将其边界向东扩展的计划。” 这一计划，被法国殖民政府采纳，长期成为其侵略印度支那以及我国南部边陲地区的基本方针。

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在缅甸的殖民争夺同样异常激烈。英国殖民势力意图借道所谓的“中缅交通古道”（亦称“Old Burma Road”），企图借此打开我国西南边境的“后门”。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殖民政府利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所引发的国内混乱，趁其无暇东顾，开始“着手排除法国在东方的势力” 。为此，英国积极策划并实施了对缅甸的侵略活动，旨在进一步扩大其在亚洲地区的势力范围。1824年、1852年，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侵缅战争，完全控制了下缅甸。1856年，云南地区爆发了一场以杜文秀为首的各族人民反清斗争，大理地区更是建立起临时政权。英、法殖民势力却企图“趁火打劫”，展开了争夺控制我国云南地区的斗争。他们竞相派遣所谓的“探险队”进入中国。随着杜文秀起义的失败，英、法两国的侵略计划也随之化为泡影。尽管如此，它们并未放弃对我国西南边疆的觊觎，不断寻找机会对我国进行侵略和扩张。

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英殖民者胁迫清政府订立了《烟台条约》，获得了“商订滇缅通商章程”及“得派员在大理或他地驻留五年”的权利，初步实现了其打开中国西南边疆“后门”的野心。

法国为与英国争夺东南亚的霸权地位，同时寻求在中国西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在英国发起第二次侵缅战争后的次年，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以扩大其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862年，法国通过胁迫手段与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强行吞并了越南南部地区。次年又迫使柬埔寨签订《武东条约》，将其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为了实现进一步侵略我国西南边疆的野心，法国殖民者在1866年派遣了以特拉格莱（D.de Lagr é e）和安邺（F.Garnier）为首的“探险队”，对所谓的“中柬古代贸易路线”进行勘查。

通过勘查，他们发现澜沧江上游不适于航行，便调整了原有计划，试图借红河侵入我国。1871年，法国商人堵布益（J.DuPius）自长江上游进入云南，频繁往来于河内与长江之间，开展详尽的情报收集和侦查工作。1872年，堵布益利用云南地方当局急于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时机，以协助军火交易为借口，获得了考察红河航道通航条件的权利。

法国殖民当局趁此机会，将正在侦查云南与长江间通道的安邺召回，与堵布益汇合，图谋通过武力方式实现对河内的占领，控制红河流域。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抵抗与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的勇猛反击下，击毙了安邺，保卫了河内。然而，越南顺化朝廷在法国殖民头目狄布里（A.Dupu é）的诱引之下，于1874年3月5日签署了《越法媾和同盟条约》。该条约不仅将圻南地区全部割让给法国，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条约还赋予了法国通过红河直接通航至中国云南蒙自的特权，为法国提供了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

由于普法战争导致法国在欧洲的势力受到了削弱，要补偿在欧洲的损失并扩大其全球影响力，法国将其殖民扩张的焦点转向了东方。为了扩张“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范围” 和“在中国获得领土的计划好的行动根据地” ，法国议会于1883年5月15日通过了增加远征越南军费550万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军的议案，并发动了侵越战争。越南顺化朝廷当时因内部纷争，无法有效抵御外部侵略而向法国投降，8月25日在顺化签订条约，正式宣告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随后，双方在1884年6月6日进一步达成了最终的保护条约，即《第二次顺化条约》，正式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越南人民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坚决抵抗法国侵略者的侵略行为，并在1885年3月24日取得了著名的“谅山之役”的胜利。但是这场战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法战争的总体趋势，法国最终在1885年的《中法新约》（又称《中法天津条约》）中迫使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结束了越南作为清朝藩属国的历史。法国就此取得了在滇、桂二省开设商埠和建筑铁路的权利，“以印度支那为据点，向中国伸展”，“作为得以顺利控制云南的因素”。

英国对法国在湄公河流域的活动及其侵犯越南和东京的行为感到极度担忧和不安。1885年1月15日，法国殖民者与缅王锡袍共同签署了《法缅攻守同盟条约》，直接挑战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地位，英、法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冲突已趋于白热化。1885年11月14日，英国发起第三次侵缅战争，并吞并缅甸，旨将缅甸作为其进一步侵略我国西南边疆的跳板，1886年的《中英缅甸条款》为英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后门”。

自法国并吞越南、英国占领缅甸后，英、法两国对我国西南边疆展开了侵略竞争，使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根据《天津条约》第六款，法国于1886年4月25日与清政府签署《越南界务通商章程》。然而，法国并未因此满足，进而于1887年6月26日迫使清政府订立《中法续议商务专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及蛮耗为商埠。同时，法国在龙州、蒙自两地可以派领事驻扎，并获得红河航运之便利及货物减税之特权。为确保法国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侵略势力不被英国所削弱，条约还规定“日后中国南境西南境，与友国立定条约和约条章程，所有益处及通商利益，一经施行，法国无不一体照办，毋庸再议”。由此，法国之侵略势力得以进一步深入我国西南边疆。

在此期间，英国采取了“熟视而待机” 的策略。1894年3月1日，英国与清政府正式签署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此举使英国获得了与法国在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相等的特权。同时，通过界务条款对法国向西扩张的行为作了限制与约束。为了稳固英国在滇缅地区的侵略势力，并防止其殖民的缅甸在暹罗北部与法国势力形成直接接壤的局面，英国政府谋划在湄公河上游区域建立一道战略缓冲地带。为此，在界务条款中明确规定：“中国必须确保不将孟连与江洪全境或任何部分领土割让予他国”。

然而，法国并未因此放弃其野心，而是利用干涉归还辽东半岛的所谓“功绩”作为诱饵，于1895年6月20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商务专条》。在界务专条中规定，中国云南境内的猛乌、乌德以及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等处划归法属越南，旨在实现其在“法缅攻守同盟条约”中未得逞的领土野心，试图与英国争夺我国西南边疆。在商务专条中又规定，改开河口以代蛮耗并增开思茅为商埠，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先向法商及矿师商办；越南铁路得接至中国境内；思茅至越南接通电话线。据此，法国侵略者不仅在我国西南边疆进一步扩大了其通商特权和利益，更在列强中率先开启了在我国境内开矿、筑路、架设电话线等特权的恶劣先例。其野心昭然若揭，企图将“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势力进一步深入到我国西南地区，构筑侵犯我国南部各省的侵略基地。

此条约的签订，令英国侵略者深感恐慌。特别是在当时法、俄两国结成同盟的形势下，一旦法国的侵略势力向北扩展至我国境内，而俄国的侵略势力向南延伸，北直隶与扬子江之间将无天堑可守。如此一来，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独占侵略优势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出于所谓的“一种自卫措施” ，1896年1月15日，英国与法国在伦敦正式签署了旨在划分双方势力范围的《英法协定》（即：《关于暹罗等地的宣言》）。该协定约定：暹罗划分为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双方约定未经另一方同意，一方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借口将军队开进波查武里河、湄克龙河、湄南河、邦巴河及各支流的流域的地区，不单独在上述地区索取任何特权和利益。维持暹罗王国、湄南河谷部的独立，并约定双方不缔结足以使第三国能够在该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任何单独协定。该协议使暹罗的中心区域成为英法两大殖民帝国间的缓冲区，以湄南河为界，湄南河谷以西为英国势力范围，以东为法国势力范围。两国放弃对江洪地区的特权和利益，以及滇、蜀利益均沾。然而，尽管达成了该协定，他们在我国西南地区依然不断上演着明争暗斗的侵略行径。

1897年2月4日，英国以清政府违反1894年所订立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为由勒索清政府签署了《中英续议滇缅条约附款》及《西江通商专条》。在该条约中，英国占据了我国的科干等地区，而且获取了在我国西南地区进一步加深经济侵略、发展铁路与内河航运等相关特权，即：将蛮允设领事改在腾冲或顺宁，另增思茅一地；中国在云南建筑铁路必须与英属缅甸铁路衔接；滇缅边境商路一律开放；并在专条中取得了“在英人的眼中，是唯一能实际与红河路竞争的路线”——西江航运权 。这个条约是英国对于1895年的《中法协定》和其后公开的法国在南方建筑铁路计划的一个制衡。此时的法国已确立其进一步侵犯我国南部及西南地区的阴谋，利用中日战争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为借口，向清政府索取报酬：海南岛不得转让予他国，准许法国延长龙州铁路，开采云南及两广地区的矿山资源，并强迫清政府修缮红河航道及河口至昆明的道路，为其深入云南进行侵略活动提供便利。然而，腐朽的清政府对此竟然全盘接受。

“为了和俄国在满洲、德国在山东、法国在华南日益增长的势力相抗衡” ，“竭力攫取特权并保护英国对于最精选的范围——扬子江的保护权” ，1898年2月9日，英国公使窦纳乐照会清总理衙门称“本大臣深愿中国国家确切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予他国”，2月11日，清政府被迫承认：“查扬子江沿岸均属中国要地，中国断不让予或租给他国。” 英国占据长江之利，向西延伸至其在印度与缅甸的殖民地，从而形成了一条深入我国内地的侵略走廊，而云南则成为这一走廊不可或缺的一环。英国远东情报分局局长戴维斯（H.R.Davies），曾于1894年至1900年间4次深入云南进行侦察。戴维斯在其所著的《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一书中，毫不掩饰地揭示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与此同时，法国为保持其在华南地区的侵略权益，亦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特权诉求，即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得割让予他国，滇越铁路须由法国负责修建，并租借广州湾为期九十九年。清政府无奈逐一应允，并于1900年1月5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自此，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领土的势力范围基本确立，而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则沦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美公然宣称：“对中国的渗入，从我们占有地（即越南）的北方必须保证建造那条贯穿云南、四川的铁路（即滇越铁路及其延长线）；从我们占有地东北渗入中国的广东、广西，则有赖于自河内展筑至镇南关的印度支那铁路，及新近在广州湾获得的土地。”越南与广州湾成为法国对我国实施侵略的稳固基地。

云南虽属于法国势力范围，也位于长江流域，英国将其视为印度通往扬子江的重要战略通道。若法国独霸云南，那么英国精心策划的侵略走廊将被截断，其独占为势力范围的扬子江流域上游地带也将遭法国侵占，这正是法国积极侵略云南的终极目标所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美曾对英国试图借道缅甸以渗透云南、四川的意图进行了直白的评论：“假如我们要争取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场和平斗争中取得胜利。依赖红河流域所给予的便利是有助于我们控制云南的”。他又说：“滇越铁路只有将它展筑至人口稠密的四川省，才会显出它的真正的价值。” 故而，英、法两国在云南的角逐尤为激烈且针锋相对。正如英国人约瑟夫（Philip Joseph）所说：“法国可以在华边界通商，扩张铁路入中国境内，享有采矿优先权。英国政治家深知独占的经济支配实为政治侵吞的先声” ，一语戳穿了英、法帝国主义者对云南的争夺阴谋，即企图将我国西南地区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

此时，英国正阴谋侵占我国西藏领土。于是，法国便利用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机会，在1903年10月29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会订滇越铁路章程》。法国的殖民势力在英国之前侵入了云南的腹地。这条铁路不仅延伸至四川，而且进一步拓展至滇西，从而与海上从广州湾至越南以及法属印度南部本地治里的线路形成有效联结。

修筑滇越铁路将使法国殖民优势得到加强。同时，法国出于与英国在我国西南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目的，该铁路的建设规划不仅将向东延伸，更将向西拓展，旨在斩断英帝国在“印度与扬子江间的链环”，独霸我国西南地区，此举引发了英国的高度警觉与疑虑。

英国远东情报分局局长戴维斯曾心怀不安地坦言：“现在首先侵入云南的铁路，无疑将是法人从东京正在修建的路线。当法国铁路到达云南省会云南府（今昆明）时，似不终止于此。……无疑地最后将会不仅向东，而且要向西延长。……假使我们仍然延搁滇缅铁路计划，面对的事实是，在此时间内法人将占有缅甸——扬子江铁路在大理府以东的整个地区，质以数字言之，即在全线1000英里中大约有700英里将落入外人之手。况且云南最富庶的西部贸易将可能流向东京代替现在经由缅甸的路线。作为印度帝国的占有者与中国国际贸易中最大份额的掌握者，我们不能对于外人在这个链环地区从事建设仍能是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也不能仍然安详地坐视云南西部的贸易从我们的门庭中夺走。” 戴维斯此番言论犀利地指出了英、法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云南实施殖民统治，并深刻揭露了他们在激烈争夺中产生尖锐矛盾的根源。

在19世纪，英国与法国殖民势力为争夺亚洲南部的殖民霸权，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云南地区。他们的核心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对中国的侵略版图，攫取更多的殖民利益。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他们的争夺目标和矛盾焦点时有变迁，但总体来看，他们的侵略意图和战略方针始终如一，从未有过任何松懈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