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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过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社会的弊端更加深重，清政府的威望几乎全部丧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鸦片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支付巨量赔款，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全国各地战乱的形势更加迫切，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大小暴动连连发生，且此起彼伏。再加上自然灾害层出不穷的因素，由此拉开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序幕。
1842年8月29日，耆英代表清朝政府，在英军炮口的威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晚清时期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次年，耆英又在广州与英方先后订立《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善后条款》，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鸦片战争期间，接二连三的惨败与沉重打击，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令一直沉湎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道光帝及其文武百官们极为震惊。此前，他们对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从公正的角度评价道光皇帝，他亲政勤政，生活俭朴，对于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他抱恨终生，也常常觉得愧对列祖列宗，故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朕万年之后，断不可行郊配之礼。”不可为他设立“神圣功德碑”。
由此说明，他自身并不糊涂。
然而，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太愚昧于世界形势，天朝上国之梦积习实在太深。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和本性，他明显缺乏清醒的认识和作为。以为中英议和条约既然已签，英夷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中国就会像从前那样恢复永久性的平静。鸦片战争过后，他不积极去总结失败的教训，力求中国的改革振兴，反而堵塞言路，讳谈西方之事。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去世为止，大清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仍然原封未动，中国现代化根本还没有启动。因此，战后十年的黄金岁月，就这样像流水一样白白流失掉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也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签订的《南京条约》不过就是一次“暂事羁縻”。但事实远非如此，外国殖民主义者的野心与欲望永远是不会满足的。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以失败而告终，被迫再次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不得不再次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并且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清政府对西方国家的短视看法。此后，西方国家也认清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他们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沉重打击，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也逐渐由蔑视变为恐惧。但是，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要求之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
自古以来，中国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西方列强，并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可能给中国政治带来重大影响这一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敏锐地观察到：“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
不仅如此，伴随着巨额赔款的出现，外国公使的进驻北京，不平等贸易的往来与扩大，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增加，传教士的纷纷到来等情况，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政治、文化终于成为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中国在被动挨打中被纳入了以西方文化为霸主地位的世界文明体系之中。
西方上帝中国行的第一个成果，就带动了一个叫洪秀全的落第秀才，于咸丰元年（1851年）初在帝国的南方，发起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由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组织的造反运动。清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制军：八旗、绿营等部队，在这场战争中很快被消灭殆尽。为了整治与自救，清政府被迫下放紧握在手中的权力，开始允许地方汉人自建军队，同时授权兵为将有。从此，“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而且，汉人的建国意识也因此而开始复苏。以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清朝帝国在瑟瑟秋风中，终于步入了它的晚期。
鸦片战争之所以成为大清帝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由战争双方不同文明、不同军事实力、不同武器装备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所决定的。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的人数不过七千，而且还是不识地理、不谙地形、劳师远征的疲惫之师，充其量不过是一批规模较大的海盗而已，为什么清政府调集的十万军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却不能应付这群远道而来的七千海外之人？
通过大量的战报与奏章的分析之后，胡绳发现：从内地调来的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是军饷严重缺乏的军队，他们行动迟缓，战斗力极低。等到他们赶到广东，机动灵活的英军早已杀向内地。于是，这帮饥饿之师，便就地抢掠百姓，“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夺财物”。这样的军队完全是一群严重缺饷的乌合之众，他们不去祸殃地方就已经不错了，还能指望他们去为国杀敌？由此，胡绳得出结论：鸦片战争失败，是由于清军的腐败，以及英军采取了清军不擅长的海洋战争的手段所致。
此外，还有清军武器装备极度落后等方面的因素。
当时，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主要以弓箭、大刀与长矛等冷兵器为主，少量装备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武器。战船很多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这样的军队，难以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
同时，英军拥有坚船利炮，清朝军队若在沿海地区和他们硬拼，期望速战速决，是没有胜利希望的。但是，如果不与敌人在海上交锋，而把敌人引入内河与内地，坚持持久作战，使敌人失去所长，导致其后援不济，清军就可以扬长避短，取得最后胜利。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最好的佐证。
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社会的弊端更加深重，清政府的威望几乎全部丧失，全国各地民变的形势愈发严峻。各地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大小暴动连连发生，此起彼伏。在北方有捻军的反抗斗争；在南方有“天地会”的暴动；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回、苗、壮、瑶等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在浙江也发生许多次农民暴动和起义。最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李剑农指出：从1841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全国无一年没有民乱发生。他将收藏于《东华录》中的谕旨所涉及的内容摘录如下：
1841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两县，到次年始平定。1843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1844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1845年山东捻军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又广东各属土军四起，谕军机谓：有人奏称广州府一带土匪，劫掠为生，结党聚会数万余人；其著名积匪，如香山、新会、顺德等处，姓名皆历历可数；上年查拿之卧龙、三合等会匪，搜捕未静，嗣后复有新安、新宁各县匪徒，在香山之港口及隆都乡，引人入会，千百为群，肆行无忌；又香山、下沙地面，近来匪类渐多，地方文武，不肯实力查拿，以致农民不安耕作……又香山县城内外，自上年冬至今年春夏之交，报劫者不下数千案……并有香山巡检鲁凤林，被盗劫去，剃须勒赎等语。
1846年，山东峄县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1847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市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1848年，谕军机谓：“有人奏广西盗劫各案……北流县境有陈、李二姓，于道光二十六年为盗匪掳掠，横州所属南乡墟地界，本年五月内有商船二十余号，并遭劫抢，计赃一万余金……”命桂抚郑祖琛认真查办。1849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盗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又广西盗徒在广东毗连一带地方，聚众滋事，都司邓宗珩督兵追捕，负伤毙命；该徒并有铁炮甚多，被官兵夺获十二尊。又湖南新宁县城被盗徒攻陷，戕杀知县全家，经月始收复。1850年，因湘抚冯德磬剿乱不力，谕令两湖总督裕泰督兵，会同广西员弁进剿由湘窜桂之匪。
经过鸦片战争之后，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战争暴露了封建专制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无能，也暴露了它外强中干的本性。鸦片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支付巨量赔款，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身上。他们遭受更加沉重的封建剥削，许多人纷纷破产，或者失去仅有的田地。
我们现以浙江省为例。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批土地买卖契约，写有破产农民出卖土地的原因。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永康十二都水碓头农民周三元在卖给王俊卿的土地契约上写道：“今因年岁荒歉，口食缺需。”
由此说明，周三元就是因为荒年口食无着落，而出卖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桐庐县皇袁氏在卖给族内亲人明灼的土地契约上写道：“今因口食无办”，出卖“三十六会一股田六厘，得银三钱”。
这是因为皇袁氏没有饭吃，只得将庙会中一股土地卖掉，得些钱来买粮充饥。
当时，浙江省漕额重、漕弊深，也有不少农民为了纳钱粮而出卖土地。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契约文书中，在乾隆十年，永康农民徐有汉出卖土地的契约，就写有“因钱粮无办”而出卖土地。最典型的要算桐庐皇姚氏，她在道光十八年，“因夫故男幼，所欠钱粮无办，自情愿将夫遗民地一处”出卖给皇甫坤。她契约中写得原因很清楚，丈夫死了，儿子幼小，欠下大量钱粮，官府催逼紧迫，只得出卖土地，将所得之钱用来交纳钱粮。有学者估计，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浙江等14省的土地中，40%～80%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中，占有60%～90%比例的多数人没有土地。
除农民之外，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劳动人民也深受封建剥削之苦。当时，浙江各地关卡林立，捐税繁多。仅杭州一地，各式各样的杂税就有14种以上，城郊附近设征收关口15处，稽查关口20处。同时，这些关卡“征税繁苛，关胥巡役等向来视为利薮，借端需索，肆意诛求，商民视为畏途”。遂昌从事冶铁的手工业工人较多，清政府就强迫冶铁手工业工人交纳铁税、铁炉税、砂炕税。富春江产鲥鱼，清政府除收鱼税外，又规定：“渔人首获鲥，必献之官”；还有所谓“官价”买鱼，“半民间给钱”等等，有时官府人员连半价也不给。
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遇到灾荒，人们往往被迫“吃草吃糠，釜中食与喂猪料溲相似，甚有数日不举火者”。有的农民甚至忍痛卖儿，如浦江县有一诗人写了一首写实的《卖儿行》：“囊无余布炊无烟，不惜孤儿换斗粟……可怜母泣牵儿衣，儿将别母儿未知。”赵钧在《过来语》中也载：“闻（温州）南陈有卖一女，得钱八千，除开销，到手只有数百，可怜屠极矣。”
因此，这些典型事例，都是导致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运动的重要原因。
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起，黄河曾连续三年三次决口，使得河南、山东、安徽等很多地方被淹没，死亡的人数以百万计。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间（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到严重的水灾、旱灾。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省水灾之重，为这些地区百年来前所未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东、广西两省又出现大旱天气。这些所谓天灾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贪污的清代官僚机构把持下，水利长年失修的结果。
清朝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对人民做任何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皇帝密折中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又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
耆英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的官员实在很难找到。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事。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只好批道：“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
当然，他不可能解决，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这些矛盾站起来了。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内，全国许多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等各种形式零星地爆发，各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在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十分活跃。特别是广东、广西和湖南一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后，发生了若干次农民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充分反映出晚清时期民间反对清朝统治的现状。至于纯粹经济性的盗匪现象的出现，更是几乎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在国内外都有深刻影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此酝酿并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