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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洪秀全领导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大起义，也是19世纪中叶中国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从1851年（咸丰元年）开始，至1864年（同治三年）结束，持续14年，纵横17个省，对于推翻清朝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这次大起义发生在中国刚刚进入近代的早期阶段，势必带有当时的历史特点。其中，在推行科举考试方面，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攻克永安、武昌之后，就举行过科举考试。从史料上看，太平军每占领一地，就发布告示，进行临时性的考试，这是其雏形。1853年洪秀全定都于南京后，就正式开科取士，到1862年止，共举行过十次京试，从未间断。
在科举考试形式上，虽然太平天国前期与明、清两代相似。但是，后期在制度与内容上，都具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例如，1861年洪仁玕等人起草颁行《钦定士阶条例》，经过作者研究证明，已经在天京之外省份实施，且在对于考试生员的照顾与变革措施方面，也比清廷更加人性化。太平天国先后录取数百名进士，其中文、武状元18人，并专门设立女试，考选女状元。除科举之外，同时还有招贤制度，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在选拔人才制度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目前，已出版的研究科举制度的各类著作，往往仅聚焦于隋、唐、宋、元、明、清几个所谓的正统王朝。这些朝代立国时间长，实行科举制度时间久，把它们作为研究的重点自然是应该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除了几个正统的王朝之外，其他政权就没有实行过科举考试。实际上不仅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实行过科举考试，张献忠建立的大西国也曾开科取士，也考取有状元，但是却没有文献记录。而太平天国的历史要长得多，更具有代表性，并具有相关文献记载。
邓嗣禹在为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全史》一书撰写序言时曾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一大巨变。其重要性与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相仿佛。”
而对于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改革意义的评价，他在其所著《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一书中又曾指出：“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于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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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王凯旋在其所著的《中国科举制度史》中也强调：“从科举史的角度说，太平天国科举实践是中国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的重要内容，其许多内容仍是值得今后认真考证、发掘和分析研究的。”
因此，将这一阶段的科举制度作为研究专著来论述，就使得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更加全面。同时，也是人们全面研究科举制度，正确认识和评价太平天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视角。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出版的涉及太平天国科举制度的专著极少。1961年商衍鎏所著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仍是至今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但是，此书仅是对这一阶段的科举事件的粗略记述，附加应试诗文，辅以个别考证，并未对其利弊得失做任何分析。同时，还存在个别记述不准确或错误之处。近年来，国内研究学者已发表论文予以指正。
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就不能仅局限于科举考试本身，而应该从科举文化与社会史等多角度进行立体化研究。本书分为十二章，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为本书的“上篇”，详细论述了太平天国前的中国社会，到太平天国同时期，咸丰与同治时期的科举历程与应试特色；洪秀全的科举之路与起义思想，太平天国对科举的改革与实践，太平天国科举的意义与社会影响等方面内容，结合大量史料进行全方位、综合性分析与研究。同时，针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补充作者的观点与评论。
早在2013年，作者在《中国考试》期刊上，就曾经发表过多篇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改革、高考制度完善与国际影响力提升方面的论文。
其中一篇探讨太平天国科举与高考制度改革的论文，
于2020年被华东理工大学硕士论文引用。同时，被收录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学者发表的《21世纪以来我国“科举与高考”研究述评》文章之中，并作为引用论文，给予重点评论。
2013年，作者在《中国考试》期刊上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科举制的当代价值：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公务员制度改革》，从2015年到2020年期间，不仅被河南大学等三所高校的硕士论文引用，同时还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所东方政治学系副博士论文引用，并发表长篇评论。
2019年，由作者主编的《邓嗣禹文集》（八卷本）获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23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按照原作者的写作风格，作为增补内容，将“太平天国之考试制度”作为一个章节，补充在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中。此次，作者进一步修改与完善了上述方面的内容。
江南贡院是江苏、安徽两省生员共同的乡试场所，在中国科举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从事科举学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内容。目前，从科举文化角度而言，现有研究成果侧重于科举制度废除后，江南贡院的存废之争，兼及贡院规模的变化；从社会史的角度而言，相关研究学者论述太平天国时期南京城的变迁时，并未涉及江南贡院的问题。
然而，林则徐对于江南贡院的整顿措施，太平天国对江南贡院的改造与使用，以及江南贡院扩建的原因；曾国藩推动江南乡试，对于恢复南京经济繁荣等问题，尚未予以充分讨论，导致对太平天国前后江南贡院的研究呈现缺失状态。
目前，国内科举研究学者普遍认为：1864年4月洪秀全病逝，6月天京失陷，则事实上，《钦定士阶条例》这一制度并未开始全面施行便告夭折。依据国内科举学权威学者的论述，还有学者认为，直到1864年，《钦定士阶条例》中的规定才正式生效，但此时已距太平天国灭亡之期不远。可以说，《钦定士阶条例》自颁行之后，从未得到完整地贯彻与落实。但是，笔者经查阅史料与分析后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详见第五章第四节“太平天国《钦定士阶条例》的实施”。
再有，目前国内外研究科举与江南贡院的学者，许多人普遍认为：“三场考试共九天，吃喝拉撒全在一间约一点三平方米的号房内。”
然而，在《续纂江宁府志》中记载：“同治五年（1866年），两江总督李鸿章收买贡院迤西民宅基地，增建号舍2812间，曰状元新号，加厕房81所。”
从李鸿章“加厕房81所”的历史记载，以及陈独秀撰写的《实庵自传》中，对于所谓“屎号”和吃饭问题的描述，
说明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为此，作者将以上有争议的问题，作为第七章节的部分内容，详细加以辩证与论述。
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为本书的“下篇”，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作者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梳理太平军对于晚清上海的影响，论述了湘军与淮军崛起、民众基础变迁，以及美国与太平天国兴亡三个方面的关系。
在太平天国众多王府中，还保存有各种壁画。在王府装饰艺术上，太平天国的壁画艺术具有独特的风格，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观赏价值。在太平天国对历史与人类的贡献中，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是壁画。太平天国壁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壁画艺术的发展，是绘画史上的一朵奇葩。
截至目前，太平天国壁画已发现约35处，集中分布于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所以，国内学者对太平天国壁画研究主要集中在上述三省发现的壁画上。但是，太平天国北伐时，太平军进占天津府静海县期间，所绘年画在杨柳青一带被发现。这是目前研究学者尚未涉及与研究的内容。因此，第十二章以“太平天国王府建筑与壁画艺术”为题，进行论述。
太平天国运动，是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数百万太平军民投身起义浪潮的革命运动，具有深刻的正义性，其历史影响深远，并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太平天国提不出新的社会改造方案，始终难以突破前朝旧制。太平天国的民众基础，从最初阶段军民关系融洽，促进经济发展，到后期实践上背离《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主张，未能很好解决土地问题。加上后期腐败问题严重，各项措施愈加繁杂无序，苛捐杂税不胜其滥，导致民变情况不断发生，从而丧失了民众的基础与支持。
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找不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的新路，历经14年的革命运动，在清政府与美英法三国侵略者的联合夹击下，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代表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剥削、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诉求，其革命性与进步性影响深远。
彭靖
2024年3月1日
写于上海海上书屋
2025年3月修改
2025年6月定稿
[1] Teng Ssu-yu：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71，p.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