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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碑石的，向多倾注于文字；对于画像，大抵很少留意。鲁迅先生本其自幼爱好图画的心情，发展为两方面：一为提倡西洋木刻，到如今几已风行全国，大有成效；又其一为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目下所保存的，除原拓碑帖画像外，又有先生亲自编好的《六朝造像目录》及未完成的《六朝墓志目录》。另外还有些手写的画像缩写和从碑帖之类中抄录的字等。可惜限于资力，未能在他生时整理付印，到如今，艺术研究上还是一件很可遗憾的事。
他留意于古代艺术，而这艺术之最真实的，石刻亦其中之一。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二年，国内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政治不入轨道，侦探满布，公共场所，贴满“莫谈国事”的标语，真是大有“道路以目”“属垣有耳”之慨。先生是热情而又正义感非常浓厚的，深维革命的实力尚未充备的北平，个人徒托空言，无补于事，所以退而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关于造像及墓碑等，陆续搜集到的不下数百种。有些是前清达官端方所保存，后来落到先生之手，极为珍贵，有人曾恳请割爱，终未允诺的。自然也有不少赝品，则是他特意购置。先生的鉴别考古，似和一般不同，他说：“先看廉价的坏东西，看得多了，真的到手，即一目了然，无所逃遁。”这种研究法很费力气，平常人不大肯做的，即此可见先生治学的认真了。
这些画像对于艺术的贡献极大，先生时常慨叹：“××人真厉害，处处留心，各方面人才都有。中国的石刻画像，被他偷到一二，在他们的图案画上就很具价值。其实他们所得的，还没有我知道得多呢。”因此很想有机会把它影印出来。看到日本出版的发掘中国墓穴的图本，那全部实物由图像的纵剖与横断面，以及搜集者之与画家合一，能把模糊的构图，用科学方法表现出来，先生真被感动。回顾国内，研究墓圹古物的人们，不惜重资收买，保存起来，堆满许多房间，仍然保存而已，充其量古董家而已，于社会、于艺术有什么影响？先生不肯这样做。如有所得，必先想想对大家有没有好处。有时也曾向研究木刻者谈到，希望他们能留心中国古代的石刻画像，以求沟通，甚至旧式新年五彩木版连环画如《老鼠嫁女》，或历史故事的图，虽则粗陋，但对于当时风俗习尚的研究，也很有益处。因此在一九三四年间，正在木刻流行颇盛时，先生又温起旧好来了，多方设法托人搜集石刻画像。从他给几位朋友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窥知他一向对这方面的深刻研究的见地，帮助将来整理全集（这里指《鲁迅全集》）第三部的汉唐画像的力量真不少。在这里先感谢寄给我以遗札的朋友们，现在从这里面说到的，概括如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午给台静农先生函云：
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像一箧，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崖；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
这大约是鉴于全印浩繁，不易做到，而改定的。至于分类，则放弃全印之以地点作中心，而注重于当时风俗。这种注重很有价值的，例如一九三四年姚克先生住北平，似乎来信问到秦代典章文物。我们知道秦的历史并不久远，所以先生举出汉代习俗，实与秦时差不多为对。又因未知有专门的学者，于是就告诉他看画像，这也就是先生研究汉唐画像的真意。他说：
……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三元）最简明。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粹编》及《金石索》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给姚克信）
还有，我们看书里面的文字，总没有看图来得清楚，从石刻中，可以知道古代游猎、战斗、刑戮、宴会，甚至神话、变戏法、音乐、车马仪式等，这些都是研究史实的最好材料，平常人大抵不措意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致姚克先生信就这样说：
武梁祠画像新拓本，已颇模糊，北平大约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画像》，亦汉刻，似十幅，内有战斗、刑戮、卤簿等图，价或只四五元，亦颇可供参考，其一部分，亦在《金石索》中。
同年三月六日夜，给姚克先生函，对于《朱鲔石室画像》，认可疑为晋石，但宴会之状，非常生动：
……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先生这种鉴别力之精到，以及他对于古代文化的了解，从实物考证，不为俗说所囿，如果以之写其向所欲执笔的中国文学史，以唯物的眼光着手，该是在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有多么大的影响呢？我们时常劝他。不过，社会的变动是这样的快，人手是这样的不够——拿中国人口和文化人比较，相差真太远——使先生的笔来不及朝向往古方面走。就是对于现实，也来不及寓于小说，行于论文，而变为短小精干的手提机关枪式的短评和杂文。然而先生的苦心，还未为一些人所谅解，有时反而说他“中画”，向他劝“进”：“‘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见《伪自由书》）
就因为整天拿住手提机关枪，使人“能躁而不能静”，如果有可能，他还是希望“静养若干时”，做他久欲准备做的工作的：
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给姚克信）
这愿望压得他的心头太重了。假使一九三四年真能易地静养，或者得免于一九三六年的大病至死，得以活到如今完成他许多未了的工作也难说。然而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有什么话好说呢。
时间与财力，也是限制先生未能着手印行汉石刻画像的重大原因。再假使国家有那么一个整理文化的部门，有许多比较有研究的人聚首一堂，由先生计划，与同人一齐努力，则必然有很伟大的成就。无如先生之才之志，终竟赍恨以殁了：
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着手则大不易。（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给台静农信）
……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画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实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午给台静农信）
……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一九三四年三月六日夜给姚克信）
汉唐画像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为“梅郎”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绍介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给姚克信）
汉唐画像，就先生所收得的，深以拓工不佳及拓片不全为憾，所以竭力设法搜集，那时（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北方的台静农先生和王冶秋先生很愿意给予助力。更由两先生而转托南阳杨先生，就地雇工拓印，各地函札交往，拓片来去者亘二年：
……汉至唐画像……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像”“孝堂山画像”“朱鲔石室画像”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给台静农信）
石刻画像，翻刻者甚少，但只要拓本较可观，先生是主张多搜集、比较的。他说的“可观”，是以拓工技术为主，石刻原已平漫，仍是“可观”的。就先生所欲搜集而自己已研究过的，有如下数种：
（一）“武梁祠画像”——已模糊（汉刻）。
（二）“孝堂山画像”——不全（汉刻）。
（三）“朱鲔石室画像”——汉画像，实晋石。
（四）“君车”——系赝品。
（五）其他。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夜，给台静农先生信云：
石刻画像：除“君车”残石（有阴）外，翻刻者甚少，故几乎无须鉴别，唯旧拓或需问人。我之目的，（一）“武梁祠”“孝堂山”二种，欲得旧拓，其佳者即不全亦可；（二）“嵩山”三阙不要；（三）其余石刻，则只要拓本较可观，皆欲收得，虽与已有者重出亦无害，因可比较而取其善者也。但所谓“可观”者，系指拓工而言，石刻清晰，而拓工草率，是为不“可观”，倘石刻原已平漫，则虽图像模糊，固仍在“可观”之列耳。
济南图书馆所藏石，昔在朝时，曾得拓本少许；闻近五六年中又有新发现而搜集者不少，然我已下野，遂不能得。兄可否托一机关中人，如在大学或图书馆者，代为发函购置，实为德便。凡有代价，均希陆续就近代付，然后一总归还。
自后常常从邮局寄来拓片，每到，先生即亲自选取，而将落选的立刻挂号寄回。寄来之拓片中，“君车”也有，的确证明是赝品，另外翻刻或别的画像考，先生也都留心到，而且有很正确的见地。
中国人脾气是奇怪的，对于古物，喜欢独得一份，收藏起来，藏到不肯使人看见，以示珍贵。有些人发现一块难得的碑石，拓了几张之后，赶紧把那石敲些坏，叫别的人就是得到也没有我的好，似乎也曾听见过。朱鲔石室，后来是被人“塞起来了”。用意大略是差不多的吧，先生因此就是想看看全份也做不到。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夜给姚克先生的信就说到过：
……“朱鲔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来了（古怪之至，不知何意），未塞之前，拓了一次，闻张继委员有一套，曾托人转辗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
其余的画像，哪些是“赝品”，哪些是“翻刻”，先生都很能辨别，对于别人的画像考得不得要领，都时时刻刻引起他自己对这方面想有所努力：
……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像确系赝品，似用砖翻刻，连簠斋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采，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憘造像”，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夜给台静农信）
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有刘翰怡刻本，价巨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午给台静农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间，先生对于搜集拓片的事，打算结束一下。除收到静农先生寄来的骑马人画像、大定四年造像、汉残画像、一人及一蛇画像、汉鹿画像、宜州画像（？）、日月画像等之后，写回信时，就颇表示精力无暇兼顾的样子：
收集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为我自去冬罹西班牙性感冒之后，消化系受伤，从此几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场了。但似未必寿终在即，可请放心耳。
先生自知老病重危，而仍“终日劳劳”，这种惨痛的境味，他自己知道，但是如果有用到他的地方，他还是一样地尽力，这是他的特殊处。关于收集拓片，台先生已分头寻觅了，所以于同年八月间，又来信问到南阳画像的有无，先生八月十一日回信云：
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汉圹专集》未见过，乞寄一本。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午，收到台先生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一本，又由王冶秋先生寄来拓片十张，并由王先生转请得杨先生寄来南阳画像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于是重整旗鼓，又来搜集了。原信云：
十一日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一本，顷同时收到。关于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来，日内拟即汇三十元去，托其雇工椎拓，但北方已冷，将结冰，今年不能动手亦未可料。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而需巨款则又一问题。
……南阳画像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
看到南阳画像的佳品，看到别人选本的多凡品，又引起先生选印之心，冀于读者有益。同年十二月三日夜，给台先生信云：
十一月二十三日函已收到。拓汉画款，先已寄去卅，但今思之，北方已结冰，难施墨，恐须明春矣。关百益本实未佳，价亦太贵，倘严选而精印，于读者当更有益。
先生对于拓片的研究，很是仔细，结冰难施墨，也代设想到，而又要求拓工拓，恐外行人不及拓工；用纸也须用中国连史纸，而且寄去纸的标本，真可谓处处留心、无微不至了。同年十一月十八日给王冶秋先生函是这样的：
十一月八日信并拓片十张，又十四日信并小说稿两篇，均收到。……
…………
又汇票一纸三十元，希向商务印书馆分馆一取，后面要签名盖印……此款乞代拓南阳石刻，且须由拓工拓，因为外行人总不及拓工的。至于用纸，只须用中国连史就好（万不要用洋纸），寄来的十幅中，只有一幅是洋纸，另外都就是中国连史纸，今附上标本。（但不看惯，恐也难辨）
到十二月，收到拓片六十五幅，纸墨俱佳，想为先生贡献意见所收的效果。这里有古时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真是丰富的收获。这时台先生转到厦门大学任职，先生去信通知云：
南阳杨君，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给台静农信）
同在一天，给王冶秋先生信云：
今日已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像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款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像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瓦器铜镜之类，大约早被人捡去了。
以上都是从通信中窥知的大概，关于这方面，台静农先生很有研究，并蒙答应帮同整理。去年夏间，又来信嘱我把以上的通信抄寄，预备先写文章介绍一下。到如今，又一年多了，台先生在他的故乡流徙，从六安而芜湖、叶家集，抵武汉，到宜昌，全家老小，相继患病，哪里来得及执笔。没有法子，先冒昧地乱说一通，以慰一些关心这方面材料的朋友，以便将来查检时之便利而已。但有说得不对的地方，那是笔者的责任，因为对于这些向未研究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