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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中，鲁迅先生读报是不费很多时间的，每天报来，看得很快。但是他的记忆力很好，有些他认为是有用的材料，记得很牢。要用的时候，一翻报纸，就能找到。有一次他要我替他找一个报上的材料，我翻遍了报纸都没找到，后来他告诉我到某报的某月某日第几版的角落处去找，果然就找到了。我看报的时间比他多，他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因为旧社会的报纸，大多是无聊的黄色新闻，或者是国民党的官方消息，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
他在写作中大量运用报上的材料。他也做剪报工作。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本剪报集，剪贴得很整齐，每页上还有他亲笔所写报纸名称和日期，这些资料是他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期间从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及《大晚报》等文艺副刊上剪下来的，内容大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界的消息报道和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他当时打算运用这些资料写一篇东西的，后来没有写成。
他运用报上材料写东西的本领很大，常常利用反动报纸的材料作为反面材料。翻翻鲁迅的杂文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比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两书的“后记”，大部分材料都是报上的，经他一引用，加上三言两语，就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订的报纸不多，有些报纸是朋友和学生们寄给他的。
鲁迅参加过编辑工作的刊物，我看到的有《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等，以后又编辑过《译文》。在这些刊物中，编辑《奔流》是他最感到吃力的了。他尊重读者来稿，不但亲自编，有时还给作者抄写稿件；不但他自己抄，而且还要我帮着抄。他取舍稿件完全从稿件的政治意义出发，该登的让它登出，不怕自己受累。《语丝》常常对时局发点“牢骚”，稿件都是按鲁迅的意见选择的。有一次，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向《语丝》投了一篇稿件，批评复旦大学内部的黑暗。照当时一般编辑的处理，这篇稿就会给压下来，鲁迅却不，因为作者敢于揭发时弊，鲁迅就支持他，把它登出来了。这件事得罪了一些人，后来遭到报复，但鲁迅不怕。
鲁迅为了工作是不计报酬、不计劳累的。《奔流》一个月出一期，虽然是约了两个朋友合编的，但是，实际上担子都落到鲁迅一个人身上。尽管他本身的工作很忙，他仍旧负责到底，勤勤恳恳地编稿。
在编辑工作中，他随时收到稿件随时看，从不积压。翻译的稿件还要尽可能地按原文逐字逐句对照一遍。因为他的英、法文比较差，英文方面的稿件就找周建人，或者是找懂英文的青年学生帮忙看。他在这方面是花过很大的精力的。许多今天有名的翻译家的文章，当时都是经他亲笔改过的，在这方面，他也培养了不少的青年作家。
有些稿件适合登在别的刊物上，他也认真负责地介绍给别的刊物。
鲁迅很尊重作者的劳动，对别人的文章，从不乱加删改。有一次他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这篇文章我改了几个字，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稿件如要做更多修改，他通常是提出意见，请作者自己去改。随便大笔一挥，甚至改变了作者原来的意思，这是鲁迅最为反对的。
在编辑工作中，鲁迅是谦逊的，反对哗众取宠。有这样一件小事：当时，《作家》月刊曾经在目录上刊登过世界文学家的照片，其中也有鲁迅的照片。鲁迅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认为，一个人的工作、生活都应该是朴实的，刊物也应该如此，这样做是不必要的。
他不但认真地做编辑工作，也关心出版工作，随时对出版商提出有关出版方面的意见。出版商不一定听他的话，小节则让步，事关重大，就要积极地交涉了。当时的《奔流》、《语丝》、《北新》半月刊都是由出版商承印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些刊物不满意，因为这些刊物提倡新文化。鲁迅为了使这几个刊物能够保持下来，尽过不少的力量。
鲁迅在写一篇稿件以前，常常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有时候遇见朋友，他就会谈起来，说他看到了什么材料，想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讲，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思索，或者暗自打腹稿。有时候，看起来鲁迅写得很快，但这是日常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积累的结果，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他从来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有机会就读书。他几乎是时刻准备着拿起笔来战斗。他常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进去了”，这就是指学习。
他不但读书，也愿意多增加一些感性知识。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常常去看电影；在北京他常常到现在的北京剧场去看电影，但是看的次数比在上海的时候要少些。鲁迅看电影不是单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增加感性认识，这也是一种学习。看过电影，鲁迅有时候也利用电影的材料写东西。记得当时，他对反映非洲情况的影片很感兴趣，他很关心非洲人民在比利时、法国等殖民者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了解非洲丰富的天然资源。他说：“非洲我们是不会去的了，能在电影中了解了解也是好的。”此外，鲁迅也很重视从实际中获得知识，如像参观展览会、研究有关动植物的书籍等，尽可能地多去观察和了解。总之，他所汲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因为有这样的经常积累，再加上记忆力好，脑子里总是储备丰富，无论古今中外、大小题目，他都能应付自如。这是他刻苦地、勤勤恳恳地工作的结果。他所积累的各种材料，都是经过自己的一番熔化的。
鲁迅在写作前不写提纲，甚至写一些较长的文章也不写提纲；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文章已有几分成熟了。他从不临时找材料，有时候也在写作前翻翻书，那是为了证实自己记忆的确切程度。至于材料、构思，那是在下笔以前就已经想好了的。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从鲁迅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从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的修改多半是个别的字、句子，整段整页的删改是没有的。
他的写作态度很认真，随随便便一挥而就的文章，在他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曾说过，“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见《答北斗杂志社问》）。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写文章以前，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稿往往就是定稿。
鲁迅的手稿一般都写得很整洁，改动得很少，但有时改动一字一句，都经过细心推敲，比如《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中有一首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诗中首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原来“夜”字后面是“度”字，后来自觉不妥，就改成“过”字了，这一字的推敲是经过相当考虑的。后面“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两句，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日记上是写的“ 眼看 朋辈成新鬼，怒向 刀边 觅小诗”；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时候，“眼看”改成了“忍看”，“刀边”改为“刀丛”，虽然两字之差，但是更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当时的愤怒心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
又如在《死》这篇文章里，有一句原来是这样写的：“大约我们看待生死都有些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的认真了。”后来改成：“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前者容易被人当作一句平常的话，而后者却明确地表现出它的战斗性和它的深刻的社会意义。这样的例子，在《鲁迅全集》中是很多的。
鲁迅的校勘工作是继承了清代的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的，也就是所谓考证校勘。我们现在到鲁迅博物馆去看，还能够看到鲁迅是怎样整理文学遗产的。尤其是《嵇康集》的校勘工作，他一共抄写了三遍，字写得工工整整。这三次是根据三种不同的版本校勘的，每当发现某个版本的说法不同的时候，他马上写一个小纸条夹在里边（顺便说说，鲁迅是很注意节约的，一张稿纸只剩下一点边边头头，他都裁下来积存起来，放在桌边，以备随时作夹条用），或者在上面注上眉批。就这样，《嵇康集》反复校勘了好多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整理文学遗产的严肃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对读书又是多么的认真了。
对编排工作，鲁迅也是很认真的。他很注意装潢和美化版面。他编《译文》的时候提倡多登木刻，原因之一是可以美化版面。他希望书里边也最好能有配合人物或情节的插图。另一点是他主张书和杂志不要编排得很挤，字号要大一些，一片密密麻麻的小字，会使读者看了透不过气来。他主张一般的文章开头空五六行的位置，有时在文章的空处加上一点小的图案花样，美化刊物。
鲁迅常常亲自做校对工作。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画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哪个地方空得多，哪个地方比较挤，哪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画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鲁迅最讨厌的就是把字给排错了，因为一字之差，常常把整个意思弄错了。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曾经替他整理发表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里有一句原文是“令人神旺”，不知是排错了，还是编辑搞错了，印出来成了“令人神往”。“令人神旺”和“令人神往”两者的意思是不同的，这不是鲁迅的原话。鲁迅对这种错误是不满的。
他在编辑工作中，只要有可能，编排校的工作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的，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他总认为，一期刊物、一本书出的错误少一点，就对读者的帮助更大一点，自己能做多少，就努力做多少。
鲁迅日常收到的读者来信是很多的，他几乎是每信必复（少数无聊的信例外），并且尽快地答复，从不积压。他通常是利用茶余饭后的休息时间来写回信，不占工作时间。
对青年作家的稿件他是很认真看的。那时候，一般的人对青年作家是不够关心的。鲁迅不这样，他在这方面是不计时间和精力的。编刊物的时候，遇有不能采用的稿件，他总是及时退给作者；能用的稿件，他就认真地修改。他收到的稿件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稿纸很薄，是那种双层软纸，字又写得不清楚，看时很费力，他就垫一张纸在双层稿纸中间，衬着看。有的稿件写得很马虎，并且还附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我这个稿件写得很乱，写了懒得再看一遍，现在寄给你看看吧！”鲁迅为难地笑了笑，但他还是认真地看下去了。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稿件是很尊重的，如果对稿件有些意见，他就注明：有几点意见提供你参考。《勇敢的约翰》的译者孙用，当时是邮政局的一个邮务员，他将《勇敢的约翰》译稿送给鲁迅之后，鲁迅就千方百计地给他介绍出版，跑遍了许多书店，看了人家的许多冷面孔。但是，只要能够帮助青年作家出版一本书，他也就在欣喜中忘掉了辛苦，甚至把自己的工作都丢开了。
鲁迅经常是在晚上写作。那时候，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但到现在，当我自己也写东西的时候，才觉得晚上写作确实要比白天好。夜里很清静，思路不会被打乱。在上海，晚上他要写东西的时候，他总催我先去睡觉，我知道他要写东西，也就走开了。他晚上睡得很晚，有时吃一点点心又继续工作了。写作的时候，他很注意端正姿势，坐得很直，眼睛和桌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十年如一日，所以他没有弯腰驼背的现象。写作中，有时候需要想想再写，他就停笔坐到桌旁的一张躺椅上，抽支烟静思一番，然后再继续写下去。他抽烟很多，写作时右手拿笔，左手拿烟，但常常是忘记抽它，多数是自己烧掉的。
最后，我感到鲁迅习惯于写短文章，这是值得学习的。目前有些文章长了些，我看可以写得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