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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死魂灵》，又把我那沉重的铅块，从心底里吊将起来了。我真怕想起它，而又不愿不想起它；也就是想：得以多多记起鲁迅先生。
我从《死魂灵》想起他艰苦的工作：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湛于中地、一心致志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况，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
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一口气说：休息一下吧！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告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那译稿一直压置着。到了病有些转机之后，他仍不忘记那一份未完的工作，总想动笔。我是晓得这翻译的艰苦，是不宜于病体的，再三地劝告。到十月间，先生自以为他的身体可以担当得起了，毅然把压置着的稿子清理出来，这就是发表于十月十六日的《译文》第二卷二期上的。而书的出来，先生已不及亲自披览了。人生脆弱及不到纸，这值得伤恸的纪念，想读者也有同感的。而且这果戈理未完成的第二部，先生更在翻译上未为之完成，真非始料所及，或者也算是一种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