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分钟后,通信员把他带进了连部。
两只明亮的眸子,闪动着稚气,嵌在他有点黝黑的圆脸盘上,一搭眼就叫人觉着可爱。
“叫什么名字?”我问。
“报告连长,王新根。”
他紧张,嗓门抬得有些高,说完后得喘出一口气。
“今年多大啦?”
“报告连长,十八岁。”
“什么地方人?”
“报告连长,河北……”
“你怎么老说‘报告’?谁教的?”
“报……在新兵连里排长教的。”
“你们那个排长是混蛋!”
“是!排长是混……”
他猛地收住口,脸上涨得通红。我想笑,可是得忍着。其实,问他的这些我已经从新兵花名册上知道了,再问一遍,无非是想跟他搭搭话。我们带兵的人大都有这个经验,通过几句对话,就能揣摸出这个兵怎么样。眼前这小子,给我的感觉就不赖,而且他是在新兵分配结束后,自己要求从团部警卫排调到我们五四哨卡来的。
怪有意思的,不妨再跟他交谈几句。
“王新根。”
“到!”
“你……稍息!在室内,别跟在队列里那么站着,随便点。”
“是!”
他左脚跨出半步,上身依然挺得板直,一层汗珠,从额头渗了出来。本来我可以让他坐下,算了吧,年轻小伙,多站一会儿掉不了肉。他这么站着,才更像个军人,我也更像个连长。
“你为什么不在警卫排干,要换到这儿来?”
“我喜欢五四哨卡。”
“你没来过,咋会喜欢?”
“我想的呗。”
“傻!在警卫排多好,可在这里,有你吃的苦。”
“我不在乎,我就是想上哨卡才当的兵。”
“真的?”
“真的。本来去年征兵我就检上了,可是就在本省,我没去。今年听说是这儿,我就来了。”
“噢?那你看咱们哨卡好吗?”
“好。”
“好在哪儿?”
“景好,有树,有草,有山,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山,顶上是白白的雪,底下是绿茵茵的。”
“还有吗?”
“人也好,我一到班上,大家伙就帮我干这干那,像亲兄弟一样。”
“还有吗?”
“地方好,就在国界边上,神气!”
“嗯!”我高兴了,指着他身后墙上的一面锦旗,“咱们哨卡还荣获过军区颁布的‘钢铁前哨’称号哩!”
他转过身,向锦旗啪地一个敬礼。
他看见了和锦旗并列着的一面镜框奖状:“这是……”
“这是计划生育奖,目前还与你无关。”
尽管无关,他还是向镜框也行了礼。
我又想笑。
“可是你也别只看到好的,”我说,“这里很苦,比如在冬天,雪下得有三尺厚,小便得用棍子敲。”
“敲……敲就敲吧,那费什么劲。”
“当然也不会冷到那份上。可夏天的蚊子厉害极了,都是长骨头的。”
“你……骗人。”
“我又夸张了,不过都是真实的夸张。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最难忍的是寂寞,知道吗?就是一年到头很少有机会到山下去,也见不了几个外面来的人,尤其是见不上姑娘,你熬得住吗?”
“嘿嘿,见……见姑娘做什么?我上学时最怕跟女生在一张课桌上坐。”
“这……你还不懂。好了。听说你家是万元户,可在这儿,你一个月只有十二元的津贴费……”
“要是为了钱,我就决不会来当兵。”
“好样的,有种!”我心里很乐,朝他伸出手去。
握罢,我转入正题问道:“你知道叫你来还有什么事吗?”他扑闪着眼,摇摇头。
“是这样,”我说,“咱们哨卡有个传统,凡是新兵来,都要先到外面去上一次课,这里还有几个‘名胜古迹’哩。今天是星期日,就不休息了,我带你去。”
“就我一个?”
“其他新兵来得早,都已经去过了。你快按操课的要求准备一下,马上出发。”“是!”
他转身跑去,双肘在腰际一甩一甩。
五月的天,蓝蓝的。喧嚣的国界河奔涌着穿过两座大山的缝隙,把土地从这里切成两半,那每一朵浪花、每一撮泥土、每一棵树和每一块石头,都显得神圣、神秘和神奇了。我先带他来到河谷盘弯处一个山坳里的废墟跟前,让他“瞻仰”了十五年前建卡初期的老营房,又带他去老营房西侧的山头上,看了看当年用泥巴和石块砌成的瞭望哨楼。他不停地问这问那,显得很激动,仿佛看的是珍贵的纪元前人类出土遗址。
然后,我领他顺河谷而下,那地方不是很近。我们走在齐膝深的草丛里,白桦树的枝叶在头顶沙沙作响,脚下遍开着野生的无名小花。他新奇地四下里张望,像一只刚出窝的小鹿。小伙子来得正是好季节。
在一道沟口,我停步了。他的眼睛嘀溜了一圈,这儿有什么呢?
“这儿有座地窝子。”
“地窝子?”他向周围寻视了一遍,“在哪儿?”
我蹲下去,拨开草丛。草棵间露出很矮一截墙基的残迹,旁边,是一个被荒草覆盖了的、很不明显的陷坑。
他的眼睛里闪着异样的光。
于是,我给他讲这座地窝子……
你那年多大?算算,三岁,好福气,正爬在娘肚子上吃奶哩,可我们牵着骆驼,驮着帐篷、炊具和行装,到这里建卡来了。
我们是一个班,我最小,入伍才一个半月。
那时节外面闹“文革”闹得正凶哩,可这里却是一片世外桃源。不过没有桃子,山坡上倒有不少野杏,瞧,那就是杏树。成群的野猪在杏树下拱杏子吃。还有野鸡、野羊和哈熊,看见我们,纷纷向后山逃去。就数哈熊胆大,走几步看我们一眼,吼叫着,像是在抗议我们侵犯了它的领土。
我们选了个地方支起帐篷。谁知夜里一场狂风暴雨,把帐篷像布片似地掀了个底朝天,脸盆被水漂到了沟底。你别看这儿白天平平静静,夜里时常有暴风雨,说不定今晚上你就能尝到那滋味。我们把这天气叫“美女蛇”。
第二天,我们开始用石块建造营房,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座废墟。当时没床板,我们睡的是地铺。那天晚上,我拉开被子正要睡,发现一条蛇卧在被筒里,吓得我叫了起来。原来这山上蛇很多,筷子那么长,身上花花的,毒!这可真称得上是“美女蛇”了。以后每天睡觉前,我们都要把床上床下检查一遍,将门窗的缝隙堵死。大伙开玩笑说,要是把“蛇”字去掉,只剩下美女往屋里钻就好了。
这天,我们的营房门口真的来了个女的,而且很美。那会儿,我们全班正撒开在山坡上找野蒜苗。我们已经断菜三天了,山下送不上来,干急,只好找野菜吃。看到她,大家全愣住了,这儿怎么会突然出现个女人?我们还有点害羞,谁也不先到她跟前去,还是班长领了个头,大家才围上去了。
她来时背着个麻袋,你猜袋子里是什么?是白菜、萝卜。我们一见,眼睛里都放出了光。她把菜倒出麻袋,说:“这是自个种的,收下吧。”班长要给她钱,她头一歪:“我不是来做买卖的。”班长问她是哪个单位的?来这儿做什么?她说是农二连的牧工,住在分水岭沟口。
分水岭沟口,就是这儿。这儿在我们的防区内,防区里有人居住,自然是要弄清楚的。班长便带了我和另外一个战士,当下跟着她到这儿来了。
这个地窝子只高出地面一尺多点,周围杂草丛生,很不容易发现。门在那边,喏,那棵蒿子跟前。我们进去坐下不一会儿,她的丈夫放牧回来了,背上用布带绊着个刚会说话的小孩。羊不多,只有三十来头。
有了那一麻袋菜的交情,说上几句话后,我们就热乎起来了。她丈夫是个老实人,名叫王蓬生,她叫鞠玉英,他们的孩子名字很怪,叫毛虫,说是生下来时太小,就取了这么个名儿。
他们是第一个闯进这条沟放牧的人,在这儿已经三年了,毛虫就是在这地窝子里生下的。屋里没什么像样的摆设,一看就知道很穷。他们在地窝子南边开了一大片地,除了种有白菜、萝卜外,还有南瓜、大葱等,长得蛮好。
这山里还能种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只要有了自己的菜地,哨卡上的生活就不用发愁了。他们夫妻把各种菜籽都送了我们一些,这些菜籽是在山上收的,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比从山下带上来的菜籽要容易成活。他们还亲自去哨卡上帮我们选地,帮我们撒种,哨卡西边那块菜园子的第一茬菜,就是他们帮我们种出来的。他们还把睡觉时防蛇的办法介绍给我们,就是用红柳条编成床,吊在半空中,蛇就钻不到被窝里去了。我们这样做了,果然奏效。
你知道的,在人多的地方,邻居之间免不了相互讨嫌、吵闹,可是在这荒野的山里,有了这么一户人家,我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丰富起来了。隔上那么三五天,我们和毛虫家就能见上一次,不是我们来,就是他们去,像走亲戚一样。尤其是有毛虫的妈妈在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有一种愉悦感;如果她不在,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有一种盼头。不用说,我们更爱逗毛虫玩了,只要一看到他,大家都争着去抱;毛虫跟我们搞熟了,时常给我们表演节目,最精彩的是他爬在地上学哈熊走路,屁股一摆一摆,嘴里还发出“噢——噢——”的吼叫。
那一阵,全班的工作情绪从没跌落过。
但没过多久,出事了。
那天是我站哨,我正要下哨时,从望远镜里模模糊糊地发现地窝子这儿来了三四个人。我急忙把情况报告给班长,班长带上我们就朝这儿奔来了。
我们赶到时,那四个人正押着毛虫的父母要走,他父亲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他母亲抱着他,他吓得直哭。地窝子的门用铁丝拧上了,上面还贴了封条。
班长把他们截住,问是怎么回事?那几个人说,毛虫的父母是地主分子的儿子儿媳,企图逃避运动,从内地畏罪潜逃到了这里。他们是“专案组”的,来抓罪犯回去。
我们听了,都暗暗吃惊。在当时,不说别的,就“地主分子的儿子儿媳”这一条,便够严重的了。可是从感情上讲,我们谁也不愿看着毛虫的父母被这样押走,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一家人,我们深信他们是好人。
班长转向毛虫的父母:“你们说说。”
毛虫的父亲显得很怕,低着头,不语。
毛虫的母亲抹了抹泪水,说:“我们是地主的儿子儿媳,可我们不是畏罪潜逃,我们没做过坏事,没做过……我们是到这儿找活路来的,也是为了离开地主老子身边,好跟他划清界线。农二连有个我的亲戚,那里正缺劳力,说了说,我们就落下脚了。过不久,连里要找个人来这里放牧,都嫌远,没人来,我们两口子就来了。这就……我们可是满脑子想着要把羊放好,没有一点邪心呐……”
“别给自己涂脂抹粉啦!”那四个人中的领头黑着脸说,“你们混到边境上来,还不是想伺机外逃?!”
“话别这么说,”班长看着那人,“他们在这儿住了三年,要逃的话,早逃过去啦,还能等着你们来抓?”
“你……你为他们辩护,你们身为边防军,竟然让这种人待在眼皮子底下不管,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干什么吃的?”班长瞪起眼珠,将衣袖往上一捋,他这是要发脾气了。班长是个直性子人,动起火来天王老子都不怕,因这曾给他惹下不少麻烦。可这会儿,我们倒希望他能给那几个人一点颜色看看。
“我问你,”班长指着那人,“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有证件吗?”
那人从皮包里抖出两张信函,上面逐个盖着从内地到这里的有关部门的印章,其中就有毛虫父母所在单位的上级机关的大印,那四人中有一个就是该机关派来陪同他们的。
班长看罢信函,哗啦揉成一团塞进衣袋:“这顶个屁?这儿是边境地区,要有边境通行证我们才认!”
那人又气又急:“你……你这是对革命委员会……”
“少他妈啰嗦!”班长把冲锋枪拉到胸前,“我们执行上级的边境管理条令,在没有弄清你们的真实身份之前,请你们走一趟!”
那几个人叫喊起来:“我们要找你们领导……”
班长一挥手:“把他们带走!”
我们围上去,逼着他们往哨卡走去。毛虫的父母吓坏了,求我们别这样,这样会惹祸的。班长大声地说:“惹什么祸?我们还想立功呢,这几个家伙,八成是他们自己想外选!”他叫我过去砸断门上的铁丝,放毛虫一家回到了地窝子。
将那几个人带到哨卡后,没地方关,只好让他们挤在我们的宿舍,由一个人看着。他们倒“大气凛然”,还捧着《语录》一遍一遍地读。我们心里都明白坏事了,可为了毛虫一家,我们甘愿倒霉。只是我们都替班长担心,上级真要怪罪下来,首当其冲的必然是他。他当了六年兵都没能提干,最近刚有希望了,要是因这事黄掉,可怎么好?
但班长若无其事,用电话向团里作了汇报。团里很快派保卫股长和地方公安局的人一起来到了哨卡,问明情况后,让把那几个人放了,并同意他们将毛虫一家押走。
有部队领导的命令,我们便无能为力了。那一刻,全班人聚集在山头上的哨楼旁,轮流用望远镜看着毛虫一家被那几个人带走。我们每个人的眼眶里都含着泪水,心里真难受。突然,班长掏出二十元钱往我手里一塞:“快骑马送去,这是我借他们的。”接着,一个个都把自己兜里的钱掏了出来,都说是还他们的,凑在一起正好一百块。其实我们谁也没借过他们一分,我们都知道他们身上没钱,一路上用得着这些。
当我追上去把钱“还”到毛虫母亲手里时,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哭。毛虫哭得更厉害,张开双手直扑着让我抱。我不敢多停,拨马跑开了。
不久,班长就被处理复员了。他临走那天来到这儿,站了很久,很久,什么也没说,只抓了一把地窝子上的土带走了。以后,班上的同志一个个都走完了,只剩下我,调到了别处,四年前才又回到这儿当了连长。回来时,这座地窝子已经塌了,是被一场山洪冲塌的。可它在我们五四哨卡一茬一茬的指战员心里,永远也塌不掉!我相信,毛虫一家也忘不了这座地窝子,忘不了我们哨卡……
这时,我听到了王新根的抽泣声。一抬头,见他手里托着一块手绢,手绢上是一沓崭新的人民币。
“连长,”他眼里闪着泪光,向我行了个礼,声音很洪亮,“这是毛虫的父母还给你们的那一百元钱。但钱是还不了心上的账的,因此,他们把儿子还给了五四哨卡!”
我愣傻了。
奶奶的,有这种事?
……
原载《中国西部文学》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