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知识的危机

在我执笔写下这篇序言的那天（2010年6月21日），《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头版的6篇报道中，有3篇似乎都可以用同一个副标题——知识面临危机！

在我随意选择的这一天，这份被称为“记录历史之报”（The Paper of Record） 的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了长长的篇幅，探讨了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钻油平台的故障保护机制何以会失效，从而污染了墨西哥湾。5位作者清清楚楚地解释了什么叫作“盲防喷器剪切闸板”（“两片坚硬的闸板……能够切断钻杆、封住油井并挽救局面”），它怎么就差一点儿发挥了作用，以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文章扎实有力，既生动描述了设备失效的关键时刻，也广泛审视了石油行业的说法，同时还讨论了因管理机构松懈而产生的内部流程问题。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颇具争议：故障保护机制，虽然听起来万无一失，令人放心，但实际上增加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单点故障”（single point of failure） 的可能性。

这篇文章的主题可能是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泄漏问题，但它真正的主题，其实是专家知识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局限。文章试图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为阻止灾难做些什么，但是要想知道哪些事情有用，实在是太难。人类的完美理论和有缺陷的现实应用之间，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差距有多大？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有多少是建立在我们的主观意愿之上的？有哪些制度性的偏见，阻碍着我们按照自己的所知去行事？对那些腐蚀知识的力量，我们能否予以阻遏？还是我们早该意识到，知识可能会被政治和贪婪所扭曲？

这篇头版头条文章下面，是一篇对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档案的调查报道。调查表明，厄普代克对自己小说中的场景做了详细研究，从丰田特许经营店的销售数字，到佛罗里达州汽车牌照的样子，每一项细节他都力求准确。厄普代克一向非常注重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用文章中的话来形容他，就是“一个人的封闭社区”（a one-man gated community）。但是，档案中透露出厄普代克私人生活的大量细节。他保存下了自己所有的信件，甚至包括他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期间小测试的成绩单。这一切好像表明，他准备好了在自己死后向世人展示一切。档案所展现的厄普代克，与我们自以为认识的那个厄普代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例如，厄普代克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他几乎不怎么修改自己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档案中看到的他，是一个会一丝不苟地修改自己手稿的作家。

这篇文章虽然讲述的是厄普代克的故事，却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一旦艺术家们不再留下书面记录，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他们？正是厄普代克收集和保存的这些书面记录，让我们看到，他虚构的小说其实是深植于他对事实的研究之中的。而且，正是他留在纸上的这些铅笔痕迹，让我们看到了他在那些貌似毫不费力的著作后面，其实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而，当作家们的草稿、标注都消失在虚无缥缈的数字信息洪流中时，我们又将依赖什么去理解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后人又如何能像《纽约时报》所做的那样，注意到厄普代克早年的信件几乎不提及麦卡锡主义？而假如个人的档案以后变得如同老化的硬盘上的磁迹一样脆弱，那么我们又怎能通过那些未被提及的内容来了解一个人？

这期《纽约时报》头版的底部，还有一篇特写，报道世界杯中足球运动员如何通过假摔来换取任意球机会。文章指出，其实只要裁判去看一下视频回放，就能很容易地逮住这些“演员”，不过那就会牺牲掉比赛的流畅性和自发性——而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国际足联都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篇特稿视为一个体育故事，但它同时也讲述了知识在我们如今这个世界中扮演了何等复杂的角色。准不准确，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让专家介入，以便得到一个更公正的裁决？人类知识的不可靠，有什么积极之处？我们愿意让专家涌入每一个现实或抽象的领域（literal and figurative field）吗？专家的意见难道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如果就让事情保留一丝模糊、一丝未知，会不会也带来什么益处呢？

事实上，这3篇文章尽管来自生活的不同领域，却都是我们关于知识的漫长争论的一部分。自从人类觉得有必要区分可信的观点与单纯的意见之后，在这25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争论。当然，尽管争论从未停止，我们知识体系的基础却定义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对那些伴随着数字化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以下是关于我们的知识体系如何运转的一个简单回顾。

人们努力学习，成为特定领域的专家。他们会赢得一些资质——学位、出版物甚至是诺贝尔奖，这些都让我们更加信任他们。他们写书、授课、上电视，让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辛勤工作中受益。他们的一切成果都要经历和自身领域相匹配的审核程序，从而让我们更加放心地相信这些成果的准确性。随着新的发现不断产生并被认可，我们的知识体系也随之扩展。这是一项需要很多代人共同努力的任务，于是我们一步步地构建它。尽管有时候会犯错误，但它终究让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知识就是财富，求知是一种特别的人类能力。而我们的知识体系，正是终有一天人类能达成共识、和平共处这一希望的根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知识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是数字时代揭示出，那只是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时，知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通过《纽约时报》的那3篇头版报道，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知识的基本观念，正受到挑战。

在英国石油公司的油井最终被封住的前3个月中，相关消息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贴心的网页设计者们不仅嵌入了原油喷涌视频，还在周围配有密集的文本和任何一个他们认为重要的链接。《纽约时报》的在线报道则直接链接到了其原始资料，甚至包括“之前从未公开的、由行业危机管理者匆忙写下的笔记”——好像读者吃个早餐的工夫，就能变成专家。每位博主都是传播者，每位读者都成了编辑。

厄普代克的档案，正如报道所说，“可能是最后一批重要的纸质记录了”。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每位读者都使用文字处理器来写作。那些我们写作的痕迹，有可能被我们遗忘在数字垃圾中，也有可能因为硬盘出错，或者在我们不断更新换代（从磁盘换到CD，然后换到DVD，再换到蓝光光碟，之后再换到以后不知会出现的什么东西）的过程中，烟消云散了。像厄普代克档案这样的一份纸质记录，规模可控，内容也完全由本人主导——这在今天看起来反而显得有些“老派”。而当他人搜寻我们散落在硬盘和脸书（Facebook）主页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照片和文字时，他们又能真正了解我们什么呢？

在世界杯期间，每一个观众都可以观看裁判无法看到的视频回放，球迷们热烈的在线讨论，有时比球场上专业裁判做出的裁决更依据事实、更有见识。

知识面临的危机，远远超出这3篇《纽约时报》头版文章中所抛出的问题范畴，也绝非只是读者和编辑、作家和他的传记作者、观众和裁判之间模糊的边界那样简单。我们最重要的那些机构正在动摇，因为我们曾以为像大理石一样坚固的知识基础，正在受到质疑。

大学里正在争论，教授们是否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全都免费发布在网上，而不是（或者同时）发表在那些业内闻名却价格昂贵的期刊上？更进一步说，如果一位教授主要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参与并影响学科讨论，但她没有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论文，她还应获得终身教职吗？

图书管理员也陷入了一场关于其未来工作的讨论。他们在讨论采用新技术来收集信息好处的同时也在疑惑，与那些拥有资质的专家们相比，该如何衡量“大众”的专业知识？

大型的商业咨询公司也经历着变化。它们曾经只需要向客户提交一份闪闪发亮的总结报告，现在也开始尝试让客户介入一个汇聚多元观点的专家网络。

企业领导者在全球化世界中面对海量信息，正在尝试新的分散决策流程，以更有效地利用分布在各处的专业知识——他们模仿的是像维基百科这类大型网络协作项目中常见的分布式领导模式。

美国情报机构和国务院也面临着一场内部“战争”，在旧式的“需要知道”（need to know）的文化和新式的“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的思维之间挣扎。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正在绞尽脑汁做出决定——它们到底应该向公众公开何种信息，以及公开多少信息。

科学界则发现，他们既能从非专业人士身上受益，又不得不维护其专业性，以应对那些有时带有强烈偏见却能和专业人士获取同样数据的业余者。就连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也开始觉得，传统的期刊正在成为知识体系的阻碍，因为它们能够刊登的文章数量太少了。处于期刊金字塔顶端的《自然》（ Nature ）杂志，已经创办了网络版，可以不必受页面所限，刊登有价值的文章，来跟那些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的新一代的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竞争。

至于媒体，你几乎无法不让它们讨论将来要如何应对互联网：那里不但没有编辑，还将传统媒体视为充满偏见和自我封闭的世界。

最糟糕的是，这种知识的危机由于下述对互联网显而易见的重重忧惧而变得难以忽视：互联网就是一堆未经筛选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大杂烩。它割裂了我们的注意力，终结了那些长线的、深入的思考。我们的孩子再也不读书了，当然更不读报纸了。任何一个愚蠢观点持有者，都可以拥有与受过良好教育、训练有素之人同样的扩声器。我们在网络上建造“回声室”，但实际接触到的不同观点，反而比之前的广播时代还要少。甚至有人认为，谷歌正在腐蚀我们的记忆力，让我们变得更笨。互联网钟爱狂热的、盲从的业余者，并将专业人士排挤出局。互联网是粗鄙者的胜利、抄袭者的巡游、文化的终结、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眼神呆滞的沉迷者用点赞数评判真理，以浏览量衡量智慧，用“谁说得最有趣”来认定知识。

然而，同时也有一些诸如Politifact这样的网站，它们在认真核查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甚至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仔细、更公开。《纽约时报》的记者乔迪·坎托（Jodi Kantor） 说，在得知博主们会仔细阅读她写的每一个字后，她对工作更加精益求精了。 图书馆也在进行新的尝试，利用所有可得的数据——包括读者们的贡献——让读者比以往更容易找到和理解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得益于那些新的协作式技术以及新的海量数据发布方式，科学也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发展着。至于商界，更是进入了一个管理的新时代。企业管理者通过从组织的各个角落、从与组织相关的各色人等中去发现专业人才，从而颠覆预期。

因此，我们既处在一场知识危机之中，同时也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知识升华。一方面，我们为曾经深深依赖、为我们提供可信知识的机构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文化脉动带来的喜悦。这种喜悦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知识的网络化（networking of the knowledge）。知识不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也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我们的大脑和机构都根本无法装下足够多的知识。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这一网络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正在交流中的各种思想。

知识是网络的属性，不仅仅意味着大众在某些条件下也能拥有某种智慧，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说在某些情况下，群体比其中最聪明的成员还要聪明。实际上，知识结构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本质。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已经不是站在讲台上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人，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是房间本身——那个把房间里的人和想法连接起来，并将它们与外界相连的网络。这并不是说，网络正在变成一个具有意识的超级大脑；而是说，知识正在变得与网络不可分离。这就等于宣告，脱离了网络的支持，知识便无从谈起。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怎样打造这些“聪明的房间”，即如何建立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网络。这需要特别上心，因为一旦做得不好，网络可能会令人沮丧地把我们变笨。

获取知识的新方式正日益凸显。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最终的形态，但它的某些特征已经逐渐显现。相较于以前，网络化的知识虽更具不确定性，但更加人性化；虽不那么稳定，但更加透明；虽不那么令人信赖，但更加全面包容；虽不那么一致，但更加丰富多元。新知识让我们感到更加自然，因为我们对知识的那些老旧理想从来都不现实。虽然我们是在经历了文化的网络化之后，才能承认这一点。

这本书将沿着一条独特的路径，探讨一个庞大到不可知的领域。用“庞大到不可知”来形容是贴切的，因为这场知识升华和变革的核心，其实是对一个基本真理的坦然承认——这个真理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建立在纸张之上的知识体系始终都容纳不下，那就是：这个世界太大了，大到我们根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m/EQMm0VqdIr6hTjQs92A3rrOkkr950dcXLlX1O8YSf883W77cEiEa1qfgqs9S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