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戴维·温伯格的这本书着重讨论的是，知识，按其本来的意义，在互联网时代正经历怎样的变化。对此，我认为，网络对知识的连接，既会造成知识的空前繁荣，也可能带来知识的空前危机。

我们可以把连接之后的知识称为“网络化知识”。网络化知识有这样几种特性：首先是丰富性。网络上能够接触到的东西之多，超乎往昔时代人们的想象。以大家最熟悉的一种知识载体——图书为例，单是一个谷歌图书项目，就已经扫描了超过4000万本书，这使得查找图书变得比随手翻床头柜还要方便。“谷歌图书计划”有可能成为最大的在线人类知识体系，而网络最终将囊括当前图书馆中的绝大部分图书，除了一些特别私人的或者难以数字化的图书。

这还仅仅是一道“开胃菜”，放眼整个互联网空间，那才是真正宽广的海洋。据统计，到2025年1月，全球网站数量约为12亿个，其中约16%—17%处于活跃状态。搜索引擎的可索引网页数量近40亿个，这还不包括未被谷歌等索引的网页。更有甚者，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的时间回溯机（Wayback Machine）存档了超过9160亿个网页（截至2024年11月），这反映了大量历史网页的保存现状。

能够同谷歌图书相媲美的另一个庞大的知识产品是维基百科，以英文版为例，维基百科能够免费向全世界提供超过700万个词条。相比之下，2012年停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原书第15版，总计32册，仅收录不到4万个词条，一套售价在1000—3000美元之间。维基百科总计包含6500万个超过300种不同语言的词条，有84.6亿次年浏览量和16.9亿个独立访问者。

其实我并不需要列举更多与知识膨胀和信息超载相关的数字——对于我们人类的大脑而言，根本无法理解这样庞大的数字，只能借助类比：如果我们每分钟读一条英文维基百科词条，那么，700万个词条将需要我们连续十几年不间断地阅读才能读完。假设将每一个词条印成一页纸，这些纸张足够铺满整个大型足球场并叠至数百层楼那么高。

但是我们也未必需要具象化的认识，因为我们观察到的知识的变化，并非只有信息数量的大规模增加，更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门槛的降低。这可以被称为“知识的民主化”，普通人对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变得如此容易，导致知识能迅速地普及至整个社会，而不仅仅面向特权精英，如历史上的神职人员和学者。印刷机是知识民主化的早期工具之一。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以及现代数字技术（如互联网），也都在知识民主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向所有民众开放信息的获取渠道。

维基百科就是一个典型的实时参考工具，条目可以在事件发生后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被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新闻和研究成果。它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编辑和贡献内容，形成不断完善和扩充的知识库。它不是静态的印刷品，而是一部“活百科”，会随着世界变化而演化。

知识的丰富性带来了知识权威的转移。人类的知识一直在增长，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远远超出我们大脑处理能力的世界呢？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过滤、筛选——就像把水管阀门关小，才能控制住消防水管。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过滤方法，以对越来越多的信息加以控制。

我们有一套复杂的编辑过滤系统，大多数人写出来的东西会被它过滤掉，无法发表；我们有一套复杂的管理者过滤系统，大多数发表的东西经它过滤后，无法进入当地图书馆或者书店的书架；我们还有一套复杂的专业过滤系统，大多数人都身处某一系统中，被过滤到无法了解其他过滤系统的运作情况。我们凭借复杂的过滤系统在星球生态中占据了独特位置，但也付出了隐形的代价：知识的门槛被抬得太高。

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的工作。现在，知识的民主化降低了获取知识的门槛，但同时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绝望，因为传统的机制失去了力量，而新的技术和机制尚未完全定型。

我们正在尝试的新技术主要分为两类——算法技术和社交工具，而大部分常用的工具其实是两者的结合。算法技术利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和处理能力，从浩瀚星云般的数据中寻找答案。而社交工具则以朋友们的选择为指引，帮助我们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当然，这两种新型的机制，各有各的问题：比如算法过滤存在算法黑箱，还可能剥夺我们的选择权；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的新过滤器，知识的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网络上，这同样也会产生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过滤气泡”“极化效应”等问题——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会把相异的观点有效地排斥在外。

然后，我们还会遭遇一个窘境：网上的信息如此之多，不管我们再怎么利用社交网络、再运行什么新奇的算法，也没有一个过滤器能够为我们恰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与此对应，不好的东西也太多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愚蠢可笑的观点在网上被堂而皇之地提出，且被“严肃认真”地讨论；而那些真正严肃认真的观点，却可能被斥为愚蠢可笑而得不到重视。作为一个网络使用者，你一定不会认为，网络让自己变笨了，但是你可能会相信，它看起来的确让一大群其他用户变笨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网络讨论中动辄斥责别人思考方式不理性的原因。更何况，考虑到人类固有的一种认知偏误——“自我中心偏误”，也就是把自己想得比实际更高明的倾向，有很大可能变笨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由此，我们看到了网络化知识的一个听上去不那么美好的特性——未决性：在网络上的时间越多，得到的证据越多，我们反而越不太可能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无论何种观点，网络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赞成，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赞成，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正如信息超载已经变成了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样，另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分歧永远存在。

一方面，就连那些我们最深信不疑的观点，在网上可能也禁不起辩论；另一方面，你或许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人，你无论拿出多少证据，都无法说服他们。所以，有人说，网络辩论的一条金科玉律是：“千万不要跟蠢货争论，他会把你拉到他的水平上，然后用他的经验打败你。”这条法则，还有一个更文雅的说法——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就是温伯格在本书中谈到的“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的问题：知识的疆域宽广无垠，我们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探究。今天，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这本身就会让人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有些人是装睡，而有些人是真睡，因为我们有大量证据显示，网络更加强化了论辩双方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能印证他们既有观点的“事实”，并否定那些与之相悖的“事实”。这是人类另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误，即“确认偏误”——我们关注、寻找、诠释、记忆信息的方向多半是能印证自己成见的方向，同时我们对其他的可能性给予了不成比例的轻视。由此会出现态度极化（不同的各方接触到相同的证据后，分歧更加尖锐）、信念固着（即使观点被证伪，依然固执坚持）、非理性的首因效应（更多地依赖一系列信息中最早接触到的信息）等一系列偏颇。

所以，一方面我们见证了知识的繁荣，另一方面却深陷知识的危机。在知识的危机面前，我们甚至对知识到底是什么都无法完全达成一致，遑论解决问题了。一种最坏的结果，就是温伯格所形容的：“网络代表了粗鄙者的崛起、剽窃者的胜利、文化的终结，和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的主人是那些眼神呆滞的习惯性的沉迷者，在他们眼里，多数人同意的即是真理，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即是智慧，人们最乐于相信的即是知识。”

我本人对知识的前景并不悲观。事实上，一切对互联网的指责，无论是认为网络使我们变浅薄了，还是把互联网看成一堆未经筛选的谣言、流言与谎言的集合体，其实都难掩我们面临网络化知识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文化脉动的喜悦。知识不仅仅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和学术期刊里，也不仅仅存在于个人的大脑里。知识现在具有了网络的属性，而这一网络，不仅存在于商业组织、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中，也存在于人们在沟通中即时生成的想法里。

从匮乏到丰裕，知识给我们造成了困扰，但解决困扰的方法，恰恰蕴含在知识的网络化进程之中。

第一种方法：进一步开放知识的通道。

当学术期刊每年收取数万美元的订阅费时，它们已经变成了传播知识的障碍，而非动力。因此，才会出现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这一运动是学术出版领域的一场重要变革，旨在让学术研究成果免费、无限制地对公众开放。其核心理念是：知识不应被高昂的订阅费或版权壁垒阻隔，而应普惠所有人，包括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公众。

开放获取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免费访问，读者无须支付费用即可在线阅读、下载和分享论文；二是版权友好，通常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的署名许可（CC-BY），允许合理使用和再分发；三是即时发布，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可公开，不受期刊订阅的限制。

在开放获取的新时代，让我们确定这样的思路：在作品进入公共领域之前，版权作为一种暂时的必要限制，应该只在一段合理的期限内存在。在激励创作者和为受教育和有创造力的公众提供公共品之间，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

数个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创造了如此之多的知识。如果不把它们全部放到网上，实在是一种浪费。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大学，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倡导的开放式课程项目，将课堂视频、教材讲义和多媒体资源免费传到网上；科研机构、政府实验室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开放可访问的数据集，促进二次分析和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数据共享方面，则可以考虑制定数据格式标准和元数据规范，提高数据可用性。此外，我们还可以考虑推进开源科学软件，以促进全球协作。

在公共文化机构方面，应建设数字图书馆，将馆藏文献、手稿、古籍、影像等资料数字化，并提供在线访问；开发联合目录与搜索平台，如WorldCat，实现跨馆检索和资源共享；博物馆和档案馆可推出在线展览与数字档案，开放藏品照片、3D扫描件、历史文档的浏览权限，并通过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等，允许对这些资源进行教育、研究和非商业性的再利用。

第二种方法：链接一切。

网络建立在人类的慷慨精神之上。如果每个网站都吝惜于对外链接，网络也就名存实亡了。由此来看，网络反映了我们积极一面的社会本性。同时，知识向来是在一种情境下产生的，这种情境又由某种形式的网络发展而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的链接得以维持。

我一向认为，互联网的运转既依赖于我们对知识和连接的渴求，也依赖于我们在网上那份令人惊讶的慷慨。人类在网上显示出无私的利他主义：在问答服务中消耗时间并为陌生人提供建议，或是为了丰富其他人的知识储备，而匿名提供百科的词条。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心存多少有关未来互惠的期待。在网上交朋友和信任陌生人是互联网用户的重要人格特质。通过放下对陌生人的戒备、展现无私行为，我们分享自己的资源，并获得对更多资源的访问权。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层面的连接还远远不够。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只关心自己身边最熟悉之事的倾向，但不应该将我们自己视作地图上的圆心。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理解成一个网页，通过链接和这个世界相互渗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存在的意义，找到可为之事，因而变得丰盈且独特。

第三种方法：让网络更加智能。

在网络诞生之前，以大学为代表的机构把人们放进同一个空间中并发展思想，界定了何为知识的标准。可是，传统机构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是它们的弱点所在。它们将所有的知识持有者聚在一起，却仅有少数申请者能进入其中学习。这些机构隔绝了外界，同样也孤立了思想。即使我们称其形成了“思想流派”，但它们其实更像回声室。

此外，网络那种近乎野蛮的连接力，无视了机构划定的边界。网络不会摧毁所有的机构，相反，机构正在更加深入地嵌入网络。网络也发展出了自己的机构，且这些机构不可避免地拥有和传统机构相同的弱点。如果网络想成为知识的新型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对所有现存机构发展出来的知识善加利用。

温伯格谈到，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人，便不是站在前面给学生上课的老师，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而是房间本身——那个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将他们与外界相连的网络。知识现在具有了某种网络的属性，不再仅仅存在于承载知识的物体中，也不再仅仅依赖于推动知识传播的传统机构。所以，我们应当认真审视自己可以采取的行动，好让这个充满超链接、信息极度丰富的网络成为孕育和承载知识的更好环境。这不仅能更好地帮助个人通过网络查找并利用信息，开发人员也可以探索新的方式，通过聚集、分析、连接、整合等方式，扩大信息的价值。

第四种方法：教会每一个人如何使用网络。

过去几年，我和几位志同道合者致力于汇集国内的互联网学术成果，将其辑成“公地”文丛。“公地”在这里是个理想化的隐喻，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使用网络，它便不会成为公地，而是化作一片蛮荒之地。如果我们希望网络促进知识的进步，那么我们就需要尽早开始教育我们的孩子，教育他们使用网络、评价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以及去热爱不同。

既然神殿的祭司们不再控制我们脑中的知识，我们就比以往更加需要那些批判性思考的技能。互联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德认为这些技能是互联网时代的“读写能力”。比如，我们需要更好地区分哪些是废话，哪些是证据充分的结论；我们要更加开放地拥抱新观念，学会参与到多种方式、多元文化的讨论之中。

学会热爱不同要更加困难。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丝丝打扰时，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希望网络容纳知识的能力最大化，我们就要克服一种强烈的本能——总想和与自己相似的人黏在一起。那样我们将永远不可能从互联网用户的身份中受益，也不能生活在一种能令所有人团结起来并得益的共同知识体系之中。

通过网络，我们得以逃离传统世界中令人不快的主客观对立，第一次拥有了多主体性。你不仅会接触多个不同的观点，还能够听到这些观点之间的对话。这样一来，对任何个体来说，对“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等问题的答案变得极为多元化。这使得个体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认识到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并因此得以用更丰富的视角衡量自己做出的实际选择。而这，终将推动知识实现更大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