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信仰起源的阶段

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木薯产量很高，其富含淀粉的块茎适合在人口相对密集、旱灾多发的热带环境中生长。我在亚马孙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生活时都以它为主食。木薯美味又管饱。然而，根据木薯种类以及当地生态条件的不同，木薯块茎中的氰苷含量可能很高，被人食用后，会释放出有毒的氢氰酸。如果食用前木薯没有经过一定的处理，可能会引起急性或慢性氰化物中毒。由于慢性中毒是长年积累后慢慢显现的，所以木薯不知不觉中会引发并加剧神经系统问题、发育障碍、腿部麻痹、甲状腺疾病（比如甲状腺肿）以及免疫抑制等。这些“苦味”的木薯甚至可以在贫瘠土地与边缘生态环境中保持极高的产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含有可以抵抗昆虫与其他害虫的氰化物。

在木薯最先被驯化的美洲，几千年来，食用“苦味”的木薯品种的当地人并没有出现慢性氰化物中毒的现象。例如，在哥伦比亚的亚马孙流域，图卡诺族原住民会用几天的时间、分多个步骤来处理木薯，包括刮削、磨碎、清洗根茎，以便分离出纤维、淀粉与液体。分离成功后，他们会把液体煮成饮料，而纤维与淀粉则必须再放置两天，之后才能被烘焙与食用。图7—1显示了经过每一个加工处理步骤后，液体、纤维与淀粉中氰化物的残留含量。

这样的处理技术对于许多生活在亚马孙地区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其他农作物在这个地区不适宜生长。然而，尽管这种技术非常实用，但一个人要弄清楚这种技术并非易事。从正在学习这种技术的儿童与青少年的角度考虑的话，他们本身很少接触或从未见过氰化物中毒现象，因为这种技术是有效的。即使这些处理是无效的，导致了甲状腺肿或神经系统问题等常见疾病，我们也很难将这些慢性疾病与食用木薯联系在一起。大多数人常年食用木薯，也不会出现明显症状。通常，我们会把低氰化物含量的木薯煮熟，但是煮熟并不足以防止其引起慢性疾病。然而，煮熟可以除去或减少苦味并防止急性症状（例如腹泻、胃部不适和呕吐）。所以，如果一个人按常识煮熟了高氰化物含量的木薯，一切似乎都没问题。由于木薯的多步骤处理程序耗时且相当无聊，所以通常我们不会坚持这种处理工序。图卡诺族妇女会用她们一天中1/4的时间给木薯去毒，所以在较短的一段时期内，这一技术的成本相当高。

假设一位自主能力很强的图卡诺族人的母亲决定放弃木薯处理工序中一些看似不必要的步骤，会导致如下的结果。她批判性地检查了前人留下来的处理工序后，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个工序的最终目的在于去除木薯的苦味。随后她可能会用其他步骤来代替一些原本更为消耗体力与时间的步骤。她找到了一种更省时省力的步骤来去除木薯的苦味。采用这个更简便的方法，她将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活动，比如照顾孩子。当然，在几年或几十年后，她的家人将会出现慢性氰化物中毒的症状。

因此，这位不愿意采纳前人习俗的母亲，将导致她的家人疾病缠身或英年早逝。在这里，个体学习很难起到作用，而且个人直觉具有误导性。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步骤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清晰，个体无法轻易地推断出每个步骤的功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重要性。许多文化适应的因果关系不清晰，这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许我对处理木薯的工序缺乏认识。或许对个人来说，弄清楚给木薯去毒的各步骤实际上相当容易？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的机会。

17世纪初，葡萄牙人第一次将木薯从南美洲带到非洲西部。然而，他们并没有带去原住民这一古老的加工方法，也未传承使用这些技术的基本方法。由于木薯在贫瘠或旱灾多发地区仍然产量可观，所以这种食物迅速地在非洲被广泛种植，成为当地人最常食用的食物。然而，木薯的处理技术却没有像木薯的广泛种植及食用一样在非洲得到轻易和持续的传播。几百年后，慢性氰化物中毒现象在非洲地区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对当地处理技术的详细研究表明，木薯中往往残留大量氰化物，许多人的血液或尿液中都存在着少量的氰化物，只是还未出现症状而已。一些地区，人们根本未对木薯进行处理，或者他们的处理方法反而增加了木薯的氰化物含量。从积极的方面看，一些非洲群体在文化演进中确实发展出了一些有效的降氰处理技术，但这些技术传播得非常缓慢。

其实，文化演进带来的智慧往往比人类本身拥有的更多。在漫长的岁月中，社会中的个体会无意识地向更成功、更有声望、更加健康的个体学习，通过这样的演化过程激发出文化适应。虽然那些设计精良的复杂技术很好地回应了当地的挑战，但它们并非个体应用因果模型、理性思维或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一般来说，大部分甚至所有熟练运用这种适应行为的人，并不知道其运作原理，甚至意识不到它们实际上产生了什么效果。这种复杂适应行为的出现恰恰是因为自然选择倾向于那些经常信赖文化传承的个体——信赖从祖辈的实践与信念里衍生出的事物暗含了积累的智慧，而非依赖个人直觉与个人经验。在许多关键的情况下，个人直觉与个人经验往往会使人误入迷途，就像我们在那些迷失的探险家身上看到的那样（食用大柄苹却未能饱腹）。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让我们去感受一下更多的文化适应吧。

怀孕期与哺乳期的禁忌事项

在吃一条巨大而美味的海鳗时，我注意到身旁的梅雷只吃了木薯而没有吃海鳗。我问她为什么不吃，记得她当时说，“这是禁忌，我怀孕了”。我当时觉得“这很有趣”，由此我意识到了这个地方的女性也许在怀孕期间存在着一些饮食禁忌。我注意到梅雷没有吃海鳗，是因为我自己也曾担心吃海鳗会有问题，毕竟我读到过关于海鳗体内存在大量雪卡毒素的报道。当然，根据民族志学者的行事原则，既然其他人似乎都不担心，我也就开始吃海鳗了。因为海鳗比一般的白肉鱼味道更鲜美，所以许多人热衷于食用海鳗。早些年在斐济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生的这件事，让我在接下来几年里对调查孕期习俗与饮食禁忌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了借助妻子娜塔莉在公共卫生研究、怀孕期与哺乳期方面的经验，我与她合作开展了研究项目，我们发现：在斐济亚萨瓦岛，女性在怀孕与哺乳期间会遵守一系列饮食禁忌，从她们的饮食中选择性地排除最具毒性的海鲜。这个地区的人经常食用大型海鱼，包括海鳗、梭子鱼、鲨鱼和几种大型石斑鱼，但医学文献表明，这些鱼类正是经常含有雪卡毒素的品种。繁茂生长在死亡珊瑚礁上的海洋微生物会产生雪卡毒素。这种毒素在海洋食物链中积累，并且在一些巨型且长寿的海鱼身上累积到了危险的水平。雪卡毒素引起的急性中毒症状会持续一周左右的时间，伴随着腹泻、呕吐、头痛、瘙痒以及皮肤忽冷忽热的现象。一些部落的朋友还告诉我，他们是在洗澡时才发现这种中毒症状的。他们总是用凉水洗澡，在中毒后，浇到身上的凉水会使皮肤产生灼烧感。这些症状甚至会在几周乃至几个月后定期复发。虽然我们知道孕妇在怀孕期间对毒素的抵抗力会降低，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雪卡毒素对胎儿带来的影响。医学文献中的病历显示，雪卡毒素对胎儿的成长会产生严重影响。像其他毒素一样，雪卡毒素似乎会在母乳中积聚，危害喝母乳婴儿的健康。对于成年人来说，雪卡毒素中毒导致死亡的案例占比很小。或许你从来没听说过雪卡毒素中毒，但它是最常见的海鱼导致的中毒形式之一，并且会给经常食用热带珊瑚鱼类的人带来健康问题。

这一套禁忌代表了一种文化适应，即在女性怀孕以及容易受到感染的时候，选择性地将一些女性日常食品中最具毒性的品种作为饮食禁忌。为了探讨这种文化适应的源头，我们研究了妇女是如何获取这些禁忌知识的，以及她们对产生这类禁忌的因果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年轻女性首先会从自己的母亲、婆婆和祖母那里获知这些禁忌。之后，相当一部分女性会从部落长老或从以熟知生育知识与药用植物而闻名的接生婆那里了解到更多禁忌，从而更新她们最初掌握的禁忌知识。我们看到，斐济女性会根据年龄、成就、知识以及声望等线索判断自己要通过哪类人获得禁忌知识。正如前文中解释的，仅这种选择性就足以在几代人之间形成自适应模式了，无须任何人真正理解其中的原理。

我们还探寻了以共享为基础的心理模型，即女性在怀孕期或哺乳期不能食用那些海洋鱼类的因果模型或合理原则。与有关“在什么时期不能食用什么样的食品”这种问题的高度一致回答不同，对于“为什么”这种问题，每个地方的女性给出的回答都不同。许多妇女只是单纯地表示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习俗”。一些人指出，食用其中的一些鱼类可能会对胎儿产生负面影响，但具体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影响则说法各异。一些有重要地位的女性解释说，食用鲨鱼会使婴儿出生时皮肤很粗糙，食用海鳗则会使婴儿的关节有异味。

与这个主题下绝大多数的采访问题不同，这里的回答带有事后合理化的意味：“由于我被要求必须回答出一个理由，所以我现在就想出一个理由。”这在民族志领域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也在秘鲁亚马孙地区的马奇健格部落与智利南部的马普切部落亲身经历过。 当然，从受过教育的西方人那里也可以得到类似的回答，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别：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生都被教导，要使其认同必须有可解释或可阐明的原因作为支撑，所以我们更有可能、更有义务去为一个结果思考一个“好”的理由。而“这是我们的习俗”这样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在西方，提供一个可接受的、清晰的、明确的行为原因是一种常见的社会规范，所以西方人往往产生一种幻觉，即人类普遍将明确的因果模型作为处世原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的来说，来自亚萨瓦岛的证据表明，这些禁忌虽然在因果性上不明确，但确实有效。我们对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与其之后人生中的海鱼中毒概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怀孕与母乳喂养期间，海鱼中毒率下降了1/3。因此，这种禁忌文化规范减少了海鱼中毒现象。

为什么要把木灰掺入玉米里

1998年的一天早上，我拜访了朋友丰索的农舍，那时候我还住在智利南部的一个农村，与当地马普切人一起工作。他当时正在烹饪被称作“微粒”的东西，这是马普切人的一种传统玉米菜肴。

他向我展示在给食物加热之前，从柴炉中盛出新鲜的木灰放入玉米食材中进行浸泡的过程。我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什么要把木灰跟玉米掺在一起。他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习俗。”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明智的习俗。

在公元1500年之前的美洲，玉米是许多农业社会产量最稳定的农作物。然而，过度依赖玉米会引发一些棘手的营养问题。长期食用玉米会使人体缺乏烟酸（维生素B ₃ ），而烟酸摄取量不足则会导致一种被称为糙皮病的可怕疾病，症状包括腹泻、溃疡、脱发、舌炎、失眠以及痴呆，甚至导致死亡。实际上，虽然玉米中含有烟酸，但常规烹饪无法使它释放出来。为了释放烟酸，整个美洲的居民在文化上演变出了在制作玉米类食物时加碱的做法。有些地方的人会从燃烧的贝壳（会产生氢氧化钙）或某些种类的木材灰烬中提取含碱物质。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则会从大自然中提取既有的碱液（提供氢氧化钾）。正确地将含碱物质混入食材，就能通过化学方式释放出玉米中原本无法获取的烟酸，从而有效预防糙皮病，并保证以玉米种植为主的农业人口能够繁衍生息。

也许像人类这样拥有发达大脑的物种很容易想出将木灰或烧过的贝壳这样的非食用物质混入食材里的烹饪方法。

历史再次为我们提供了大自然的天然实验，玉米在公元1500年之后从美洲传播到了欧洲。到1735年，玉米粉已经成为意大利、西班牙的部分人口主要依赖的食物，糙皮病也随之出现。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一种麻风病或是由食用腐坏的玉米造成的。随着玉米被作为主要作物引入罗马尼亚与俄国，糙皮病也蔓延到了这些地方，但这种疾病主要流行于贫困人口中，这些人口在冬季几乎完全依赖玉米粉，这使得糙皮病成为一种“春天的疾病”。人们进行了实验，还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禁止销售腐坏的玉米。显然，这对减少糙皮病没有作用，因为腐坏的玉米根本不是问题根源所在，欧洲人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因果模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南部也出现了糙皮病，它迅速蔓延，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数百万人因此表示，因为贫困人群以及监狱、疗养院与孤儿院等机构的伙食都严重依赖玉米粉和糖蜜。尽管美国卫生局局长、特别委员会、医学会议都在寻找治疗此类疾病的方法，也有私人捐款被用于此，但是这一疾病仍旧肆虐了30年之久。

1915年前后，约瑟夫·戈德伯格医生调查了孤儿院并对囚犯进行控制实验后，开始建立正确的因果模型。然而，那个年代的医学界普遍认为糙皮病是一种传染病，所以戈德伯格的观点没有起作用，还被认为是“荒唐”的。戈德伯格甚至为他的妻子和朋友们注射了从糙皮病患者身上取来的血液，以证明这种疾病的非传染性。这些研究结果遭到了抛弃，人们声称戈德伯格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疾病“天生具有抵抗力”。

因此，这个案例中的欧洲人与美国人不仅没弄清楚正确的因果模型，还抵制戈德伯格的正确结论。他们更倾向于坚持错误的因果模型，也许是因为正确的模型不太符合直觉。与将非食用性物质（例如烧过的贝壳）加入烹饪食谱产生化学反应的概念相比，腐坏的食物与被污染的食物更“容易被理解”。文化演进产生了一种相当反直觉的关于糙皮病问题的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你可能会认为上述所举的许多关于带有毒性的动植物的例子只是特殊情况，因为你可能认为很少有植物是需要解毒的，大自然丰富的馈赠是纯洁且安全的。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自然的”似乎即意味着“好的”。这种错误的观点源于人们在商场购物以及生活在被美化的环境之中。植物演化出毒素是为了防止动物、真菌以及细菌吃掉它们。需要经过加工来解毒的食物数不胜数。早期的土豆是有毒的，安第斯人用吃黏土的方式来中和毒素。即使是豆子，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也可能是有毒的。在加利福尼亚，许多狩猎采集者以类似木薯的橡子为生，其过滤工序也需要消耗人们大量的体力与时间。许多规模较小的社会也食用类似的一种被称为苏铁的热带植物。但是苏铁中含有神经毒素，如果没有经过正确处理就被食用，会导致神经系统问题、麻痹甚至死亡。许多社会都在文化上发展出一系列关于苏铁的解毒技术。 与人类相反，其他动物具有极好的对植物进行解毒的能力。然而，人类失去了这些遗传适应能力，并且越来越依赖文化知识（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占卜术与博弈论

还记得第二章中黑猩猩与人类玩过的猜硬币游戏吗？博弈论告诉我们，最佳策略是以某种固定的概率选择左或右来随机化。例如，玩家的最佳策略可能是80%的时间选择右侧。人类输给黑猩猩是因为在随机性上做得不好，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有自动模仿的倾向。正如前文所言，心理学上许多实验结果表明，人们（至少是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会受赌徒谬误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我们会在本不存在规律的事件中察觉到规律，或者相信会在连续失败后获得成功。事实上，我们很难把一系列成功和失败看作随机现象——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在随机性中找到虚假的规律。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篮球比赛中的热手谬误，人们会突然发觉一个球员的某次得分比他长期以来的场均得分更高（这是一种错觉）。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最佳策略有时需要随机选择。我们只是不善于关掉心智识别系统而已。

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的纳斯卡皮族牧民在狩猎驯鹿时需要决定狩猎地点。按照常识，人们可能会选择之前成功捕到驯鹿的地方，或者朋友、邻居近期发现驯鹿的地方。然而，这种情况如同第二章中的猜硬币游戏，驯鹿的出现是不可预测的，而猎人是预测方。猎人想要确定驯鹿的位置，而驯鹿则想打乱猎人的计划，以避免被射杀与吃掉。如果猎人出于任何一种偏见回到了以前他或其他人见到驯鹿的地点，那么驯鹿可以通过避免出现在那些位置（它们以前看到过人类的地方）而受益（更好地存活下去）。因此，最佳的狩猎策略是随机选择狩猎的地点。那么，文化演进能否弥补我们在认知上的不足呢？

传统上，纳斯卡皮族猎人使用占卜术来决定去哪里寻找猎物，并认为驯鹿的肩胛骨可以成功地为他们指明道路。 为了启动这个占卜仪式，他们会将肩胛骨在热煤上加热，使肩胛骨上出现裂纹或烧焦斑点图案。这种图案将被解读为一种地图，且指向特定的方位。从选取猎捕位置的角度来讲，因为裂纹的结果取决于骨头、火焰、环境温度以及加热过程等诸多细节，所以这些图案（可能）基本是随机的。因此，这些占卜仪式也许提供了一种粗略而随机化的手段，帮助猎人避免在决策制定上产生偏见。大学生或许可以在猜硬币游戏中借鉴这种随机化的方法，诸如占卜术等，虽然黑猩猩即便不用这些似乎也表现得不错。

上述占卜术并不是一种鲜为人知、个别的做法，其他占卜术将提供更多旁证。在加里曼丹岛的坎图斯人会用鸟类占卜术来选择农田的位置。人类学家迈克尔·达夫认为，以下两个因素会导致农民自行选取农田面临极大风险。首先，坎图斯人的生态模型中包含了赌徒谬误，这使他们认为在一个刚刚经历了大水灾的地方再次发生洪水的概率会比较小（这不是事实）。 其次，与第四章中MBA学生的投资分配方案选择情况一样，坎图斯人也注重他人的成功并且会模仿一些成功家庭的选择，这意味着如果某个邻居在一个地方拥有不错的产量，次年许多其他人也会希望在这个地方进行农耕。

为降低由认知与决策偏差所带来的风险，坎图斯人依靠鸟类占卜术有效地随机化了对农地的选择，这有助于他们避免灾难性的农耕失败。鸟类占卜术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在特定位置看到的特定鸟类，也取决于鸟类发出什么样的叫声（一种类型的叫声可能是吉利的，另一种类型的叫声可能是不吉利的）。

鸟类占卜术的模式展示了文化适应的观点。自17世纪该地区引入水稻种植技术以来，这种占卜术似乎得到发展并传播开来。这是合理的，因为水稻种植的确受到了农田位置随机选择的影响。随着水稻的引进，一些农民开始观察鸟类，将其作为有关农田选址的指示，这也是有可能的。总的来说，这些农民会比那些依靠赌徒谬误或直接模仿他人行为的农民做得更好、更成功。无论过程如何，鸟类占卜术在400年的时间里已传播到整个加里曼丹岛。然而，在当地觅食群体和新近进行水稻种植的人群，以及依靠灌溉的加里曼丹岛北部人群中，鸟类占卜术很少见，或鸟类占卜术在这些群体中没有得到发展。因此，鸟类占卜术一直在那些最具适应性的地区系统地传播。

这个事例的关键在于：人们不仅常常不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有何作用，而且有时不知道这些习俗的作用或运作原理的重要性。如果意识到鸟类占卜或骨头占卜有时并不能预测未来，人们可能会放弃它们，或者会越来越忽视仪式而更依靠自己的直觉。

制造复杂技术的过程在因果关系上也是不清晰的。我们在这里只考虑狩猎采集者射箭文化中的一个元素——箭。让我们再选取一个已知的、使用最简单工具的群体之一——火地岛的狩猎采集者，他们在遇到费迪南德·麦哲伦以及后来的查尔斯·达尔文后才有历史记录。在火地岛，箭的制作总共需要14个步骤，需要7种不同的工具和6种不同的材料。以下是其中一些步骤：

工序从选取制作箭杆的木材开始，最好选用chaura——一种茂密常绿的灌木。这种木材虽然坚固且轻便，但直观上并非很好的选择，因为其多节的树枝需要被矫直。（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选择比较直的树枝呢？）

木材经过加热后，由工匠用牙齿将其矫直，并用刮刀进行修整。然后，工匠会将箭杆压入预热好的、有凹槽的石头中来回摩擦，并用一块狐狸皮按压。狐狸皮会被沾上木屑，这为抛光阶段做好了准备。（必须用狐狸皮吗？）

从海滩上收集的少量树脂被咀嚼后与灰烬混在一起。（假如不加入灰烬呢？）

将混合物涂抹在加热的箭杆两端，然后必须用白黏土覆盖。（用红黏土行不行？是否也要将它加热？）这是为安装箭羽和箭头做准备。

从高地鹅身上取下两根羽毛粘在箭杆上。（为什么不用鸡毛？）

右利手的弓箭手必须使用鸟类左翼的羽毛，左利手的则相反。（然而，这真的重要吗？）

用羊驼背上的筋将羽毛绑在箭杆上，此前要用清水与唾液使羽毛变得又光滑又薄。（为什么不用已经杀掉的狐狸的筋呢？）

接下来是箭头，制作完成后必须与箭杆连在一起，当然，还有弓、箭囊以及射箭技能。说到这里，我想你们已经明白了。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因果关系不易被理解的过程。

实验室中的“过度模仿”现象

想要设计出像木薯、玉米或大柄苹的处理工序这样的文化适应活动，其关键不仅是要忠实模仿其中的每一个步骤，有时还需避免过于强调个人对其进行刻意的因果理解。如前所述，从文化技巧中丢掉一些看似不必要的步骤可能会造成神经系统问题、麻痹、糙皮病、狩猎成功率下降、孕期问题以及死亡。在一个具备了累积性文化演进的物种中，也只有在这样的物种中，对自身文化遗产的信仰常常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与繁衍。

与前述实验考察相契合的是，针对儿童与成人进行的有关文化学习忠诚度的实验可以让我们深入探究文化传递的过程。近年来，心理学家研究了人们是从何时开始，以何种动机去模仿另外一个人所使用的看似无关的步骤来获取奖励的。在一个典型实验中，一名参与者看到了示范者进行着多步骤的操作，包括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推、拉、铲、戳以及敲打一个“模拟物品”（通常来说，这些物品是带有门与小洞的大盒子）。之后参与者通常会得到一些不错的奖励，比如可以得到玩具或零食。过程中的有些步骤对最终达成目标、获得奖励显然是不必要的。有时人们甚至会模仿那些与结果没有明显关联的步骤。由于习惯给行为模式随意命名，心理学家将这种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称为“过度模仿”。

让我们来观察一个对儿童、成年人与黑猩猩反复测试过的特殊实验。在实验中，参与者先是观察到一个示范者正在使用一根细长的杆子进行一系列操作，以获得“模拟物品”中的奖励。这个物品是一个大而不透明的盒子，盒子上有两个入口。第一个入口被螺栓封住了，参与者可以使用杆子推开螺栓或把螺栓拽出来，从而进入管道。然而，这个管道是死胡同，仅仅是个诱饵，与获得奖励也没有关系。第二个入口被一扇门挡住，这扇门可以被滑动或被抬起。这根杆子上有一个尼龙搭扣带，可以用来沿着管道操作，以使操作者获得奖励，孩子可以获得贴纸，而黑猩猩则可以得到食物。

这些实验有一个稳定结果，即儿童与成年人都倾向于复制示范者的所有行为，以获取奖励。甚至在实验结束后，在独自一人时，在被明确告知不要模仿任何不相关的动作时，人们仍会模仿那些不相干的动作。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讲到的，示范者的年龄越大、声望越高，人们就越倾向于模仿那些毫不相干的动作。这不仅是未成年人表现出的一些倾向：只要问题足够不透明，“过度模仿”的程度就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这更不是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特有的现象。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迪沙漠，那里的人直到最近几十年都还以采集为生，对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至少也像西方大学生那样有高度忠实于文化传递的倾向。

也许正如人们所料，黑猩猩再一次超过了它们拥有大脑袋的“表兄弟”（人类）。在这项研究中，比较心理学家维姬·霍纳与安迪·惠顿使用了与前述一样的不透明“模拟物品”，但是这次是一个更明确的物品，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物品顶部的插槽看到这与奖励的区域无关。当因果关系更加清晰时，比如面对一个透明的盒子，黑猩猩会立即舍弃所有不相干的行为，而三四岁的苏格兰孩子却像看到不透明的盒子一样，模仿那些不相干的动作。黑猩猩通过观察示范者对物品的操作学到了一些东西：这帮助它们评估装置的功能。它们学会了如何移动物品的不同部位。但是，一旦视觉证据表明这些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奖励，它们就会放弃。 黑猩猩确实算得上有一些文化，但它们并不是文化物种。

“过度模仿”背后的原因远不止于此。正如第二章中讲到的，首先，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低水准的自动模仿倾向，这也是黑猩猩可以在猜硬币游戏中得到最佳解决方案而我们却做不到的原因之一。其次，我们将在第八章中看到，人类也演化出了利用模仿来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并暗示地位差异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会模仿别人说：“嘿，我想和你联系来着，你很棒。”最后，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将探讨文化演进如何产生社会规范，如果违反这些规范，则会招致声誉受损或其他惩罚。因此，人们有时候也会进行“过度模仿”，避免声誉受损，最终变成名声不好的人。文化—基因的协同演进产生了诸多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倾向于模仿所有步骤或严格遵循当地礼仪。

然而，我们对文化传递的依赖程度比这还要深。除了获得可能违反直觉理解的做法和信仰外，我们还会获得品味、偏好与动机。这些我们可以在面对本能或先天倾向时获得，但自然选择已经赋予了文化学习系统在适当条件下覆盖或规避这些本能倾向的能力。

克服本能：辣椒为何美味

我们为什么在食物中加入调味料？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请注意以下几点：（1）其他动物不会在它们的食物中加入调味料；（2）在营养方面，大多数调味料对我们的饮食贡献很少或根本没有贡献；（3）许多调味料中的活性成分实际上由我们厌恶的化学物质组成，这些物质在演化中形成，是为了让昆虫、真菌、细菌、哺乳动物和其他有害的生物远离产生这些成分的植物。

一些证据表明，对食物进行调味这一行为可能代表了一种针对食源性致病菌问题的文化适应方式。许多调味料本身就是可以杀死食物中病原体的抗菌剂。全球范围内常见的调味料有洋葱、胡椒、大蒜、香菜、辣椒以及月桂叶等。使用诸多的调味料代表了对食物中特别是肉类中存在病原体问题的文化适应。在冰箱发明之前，这曾经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检验这一点，生物学家詹妮弗·比林和保罗·舍尔曼从世界各地的传统食谱中收集了4578种菜谱，从中发现了3种不同的模式。

1. 调味料实际是一种抗菌剂。那些世界上最常见的调味料普遍都是最有效的抗菌剂，其中有些调味料甚至是杀菌剂。将各种调味料组合在一起会产生协同效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辣椒粉中的成分（由红椒、洋葱、大蒜、孜然和牛至混合而成）如此重要。像柠檬以及酸橙中的成分，它们本身并不是强效的抗菌剂，但似乎能催化其他香料的杀菌作用。

2. 生活在较热地区的人会使用更多的调味料，且更多使用强效的抗菌调味料。比如，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大多数食谱中都会使用许多抗菌调味料，包括洋葱、大蒜、辣椒和香菜。相比较而言，挪威的食谱中则会使用一些黑胡椒，偶尔搭配一些欧芹或者柠檬，仅此而已。

3. 菜谱使用调味料方式不同，其抗菌效果也有所不同。诸如洋葱和大蒜等调味料，其抗菌特性更耐热，所以可在烹饪过程中使用。而其他调味料，比如香菜，因其抗菌特性可能会因加热被破坏，则会直接添加到做好的菜品中。

因此，许多食谱和口味似乎都是文化适应的结果，喜欢辛辣食物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以巧妙的、细致入微的方式顺应了当地的环境。詹妮弗·比林和保罗·舍尔曼推测，这些是通过文化演进而来的，因为更健康、更能生育且更成功的家庭会被那些相对不是很成功的家庭优先模仿。鉴于我们对人类文化学习的演化心理学的了解，尤其是对食物与种植方面的文化学习，这种推测是相当合理的。

在这些调味料中，辣椒是最典型的例子。欧洲人到来之前，辣椒是美洲的烹饪中最常用的调味料，如今全球1/4左右的成年人经常使用这种调味料。由于含有辣椒素，辣椒已经演化出化学防御机制，使得哺乳动物与啮齿动物厌恶它们，而鸟类十分喜爱它们。辣椒素会直接刺激哺乳动物的辣椒素受体（TrpV1），该通道在受到各种特定刺激（包括酸、高温以及异硫氰酸烯丙酯）时会产生灼烧感。这些化学“武器”使辣椒这种植物得以生存和繁衍，而鸟类可以比其他动物（如哺乳动物）更好地散播植物的种子。因此，辣椒天生就不被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婴儿以及许多成年人喜欢。在哺乳期的母亲被建议避免食用辣椒以免婴儿拒绝乳汁，在一些社会中，辣椒甚至被放在乳汁中以帮助婴儿断奶。然而，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成年人则经常将辣椒加入食谱中。那些在喜欢吃辣椒的人群中长大的人，不仅吃辣椒，还爱吃辣椒。那么我们是如何喜欢上灼烧感和出汗这种辣椒素受体被刺激的体验的呢？

心理学家保罗·罗辛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享受吃辣椒，是因为他们将辣椒素引起的疼痛重新定义为快乐或兴奋的信号。在墨西哥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实验中，儿童在没有受到外力或强迫的情况下逐渐接受了这种偏好。 他们想要变得喜欢辣椒，以变得像他们所钦佩的人那样。这点与已知事实相符：儿童的饮食偏好容易受长者影响。第十四章将进一步研究文化学习如何改变我们身体对疼痛，尤其是对电击的生理反应。关键在于，必要的时候文化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克服我们作为哺乳动物天生的厌恶感。

作为文化与基因长时间协同演进的产物，我们的大脑在基因上适应了这样的世界：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隐含在我们从先辈那里通过文化继承而来的大量知识之中。这些信息隐藏在日常的烹饪习惯（调味）、禁忌、占卜仪式、地方口味（如辣椒）、心理模型以及工具制造流程（如箭杆制作）中。这些实践与信仰往往（隐含地）比我们更加聪明，因为个体或团体都不可能在一生中独自想出这些。正如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些习俗、宗教信仰、仪式和医学实践也是如此。基于这些演化方面的原因，学习者首先需决定面对所有事物时是否“打开”因果模型，如果打开，则需要小心评估投入的脑力。如果文化传递为事物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预先构建好的心理模型，学习者就很容易学习与遵守它。

当然，人们可以亲自尝试拆解那些复杂工序与规程，以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并设计出更完善的方案。他们还可以通过了解实验、学习中出现的错误以及特殊行为来改变实践形式。然而，作为一个文化物种，我们会本能地忠实复制复杂的步骤、做法、信念和动机，包括那些看似在因果关系上并不相干的步骤，因为文化演进已经证明它能够构建出错综复杂且微妙的文化体系，远非人类个体在一生中所能构建。一般来说，人们甚至不清楚自身的行为实际起到了什么作用。生活在热带地区的辣椒爱好者并不知道菜肴中放入的大蒜和辣椒可以保护家人免受肉类中病原体的侵害。他们只是在文化上继承了口味与食谱，并约定俗成地表达了对前人积累下来的智慧的信心。

人类最终构建出了世界运转的因果模型。然而，这些模型经常忽视长期以来受到文化鼓舞或培育而演变出的产品。当人们开始深入追究做某些事情的原因时，通常在事实发生后才意识到：“我们为什么总是这么做？这么做必须有一个理由……也许这是因为……”无论如何，一些人开始明确追究他们或群体以特定的方式去做某些事情的真正原因。举例来说，我们对大量科学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在试图解释现有技术（如蒸汽机、热气球或飞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设备或技术比任何因果关系上的认知出现得都要早，但正是这些文化产物的存在为人们了解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从而促进了对更完善的因果关系认知的发展。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累积性文化演进对深层次因果关系认知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因果关系认知对文化演进的推动作用。

这一历史观察与对孩子进行的实验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发展心理学家安德鲁·梅尔佐夫、艾莉森·戈普尼克以及安娜·威斯迈尔的研究结果表明，接触人们使用人工制品并试图“做事”的场景，能够最有效地激发人们心中的因果推理机制。比如，就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而言，相比于观察“自然发生”的物理现象与相关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观察一个人在使用一件人工制品时，他们能更准确地推断特定手段与特定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孩子会在人们具体操作文化的人工制品时机械地开启因果推理机制；他们建构的因果模型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以文化规定的方式使用该产品或参与相关实践。 后文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走向自然选择

从史蒂芬·平克到戴维·巴斯，这些著名的演化心理学家都喜欢宣称自然选择是唯一能够创造复杂适应性的过程，宣称适应性在应对环境挑战或满足生存需求的功能方面被设计得很好。 他们心醉于自然选择的产物，如眼睛、翅膀、心脏、蜘蛛网、鸟巢以及北极熊的雪洞等，这些产物似乎都非常适合解决它们所对应的问题。除了某些明显的不完美之处，这些适应性看起来如同缜密的工程一般，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眼睛似乎是为了观察事物而生，翅膀是为了飞行而生。然而，事实上，既没有工程师或设计师，也没有主体刻意创造它们，或在脑海中建立它们如何运作的心理模型。这种观点以及演化心理学家对自然选择惊人力量的敬畏绝对值得肯定。但是，我无法认同他们的地方在于“唯一”这个用词。至少自累积性文化演进兴起以来，自然选择就已不再是唯一能够创造出完全适应当地情况的复杂适应性的“笨拙”过程。正如本章想要展示的那样，通过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已讨论过的选择性注意与学习过程，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过程，文化演进完全有能力生成这些复杂的适应性产物，而在这些产物出现之前，并没有人对其进行设计，也没有人在脑海中有因果模型。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来比较两种类型的房屋：一个由自然选择建造，另一个则由累积性文化演进建造。在非洲地区，雄性织布鸟建造的牢固肾形鸟巢具有朝下的管状入口，可以有效保护两三枚鸟蛋免受大型掠食者的侵袭。每一个具备编织技能的织布鸟都使用一套固定的技术，按照相同的步骤建造自己的房子。织布鸟首先要创造一个固定点，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环绕房屋的圆环、屋顶、孵蛋室、前厅和入口通道（见图7—2）。编织房子时要运用三种打结方式（平结、半结和活结）中的一种以及三种不同的织物式样。为建造房子，编织者必须在高高的草丛或棕榈叶中找到并采集特别结实的草条或长枝条。房子朝下的入口通道加上本身的内部结构意味着，捕食者很难够到鸟蛋。编织的巢底的厚度与分层结构意味着，鸟巢在被撞下树枝的情况下，鸟蛋也能安然无恙。这些技术和设计无一是从其他鸟类那里学来的。织布鸟要么生来就知道这些，要么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迅速可靠地摸索出来。自然选择已经构建了许多复杂的制品，而白蚁、黄蜂和蜘蛛等对最终样式没有任何心理模型的无脊椎动物，也建造了许多精美的结构。

生活在广阔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的雪屋是另一种复杂的适应性产物（见图7—2）。从建筑学的角度讲，这种雪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是由雪砖砌成、能够抵抗强北极风、有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圆拱形顶。这些雪砖是从降雪形成的雪堆中切割出来的。合理建造的并由雪砖砌成的圆拱顶足够牢固，人站在上面也不会有坍塌的危险。雪屋由小型皂石灯供暖，燃料是从海洋哺乳动物身上提炼的油脂，雪的隔热性使得屋内温度保持在10℃左右。这种室内温度使雪轻微融化，从而使墙壁与天花板更加牢固地冻结在一起。如果朝向合适，长隧道式的入口不仅能挡风，还能利用压力差制造一个聚热区。窗户是从海豹的内脏割下的半透明薄膜制成的，为室内提供了光线，而窗户上的小孔则保持了室内的空气流通。

与织布鸟的鸟巢一样，因纽特人制作的雪屋在设计以及功能上显然十分适合北极地区的生活环境。事实上，他们似乎需要一个具有空气动力学、热力学、材料力学以及结构力学方面知识的工程师团队。意料之中的是，在帐篷中直面冻亡威胁的富兰克林的队员们并没有想出制造雪屋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想出这个办法，甚至由100多个充满干劲的人组成的团体也没能想出。因为雪屋是累积性文化演进的产物，其中许多或者绝大多数要素对因纽特人来说只是“这是你需要做的”而已，没有任何因果模型可依赖。当然，毫无疑问的是，部分因果模型会随着建造步骤、规则和规范一起传播，因为部分或简化的因果模型可以帮助建设者确保各个部分正常运作，并适应各种变化或特殊情况。然而，大多数简化的因果模型本身是作为整体文化内容中的一部分得到传播的，并非由个体凭空构建出来的。

我们认识到，文化演进产生的复杂适应性的力量对研究人类具有深刻意义。这就意味着，无论我们观察到建造雪屋还是复杂的认知能力（例如17减去16等于多少），或其他在功能上非常适合解决自觉意识之外的自适应挑战时，我们不能假定这种复杂性源自对基因的自然选择，还是人类有意为之的构建。这可能是累积性文化演进的产物。

总体而言，文化演进比人类更加聪明，我们这个物种从充满文化产物的世界中演化而来，从如雪屋建造这样复杂的技术，到精细的规范，如将灰烬放入玉米以释放关键的营养物质等，人们只能对文化产物深信不疑。在我们这个物种相对早期的谱系中，仅仅依赖个体智慧生存，而不依靠任何从前人那里获取的文化知识，将意味着被更擅于文化学习的人击败，这些人会努力并有选择地关注从什么样的人那里学习什么样的内容。然而，即使你知道了学习对象与内容，也并不意味着那些具备最有价值的文化知识的人会允许你随意接近他们，并自由地汲取他们积累的智慧。正是这种演化挑战赋予了我们威望。 /8bd7pWsvOFh4SN6ZermW/0xEEEBiSMklpaYQFtA6TW6QPZ0kDGReKOo6dXgbz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