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脑有何用处，文化又如何偷走了我们的胆子

通过选择性关注某些类型的文化内容，如食物、性别和工具，以及基于声望、成功和健康相关线索的特定示范者，个体可以有效地配备现有最佳文化知识。这些技能可以通过个体的实践得到磨炼与加强。然而，重要的是，个体的自适应行为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像我们看到的，MBA学生们在被允许相互模仿后，整个团体逐渐找到了最优的投资分配方案。当个体去学习群体里的其他成员时，整体文化信息可以通过代际相传得到积累与改进。

为了更准确地弄清文化是如何演进的，请试着想象一小群栖息在森林中的灵长类动物。图5—1中的第1行表示第0代，其中圆圈代表个体。这一代中，有一个个体独自弄清楚了如何使用棍子从白蚁丘中捕获白蚁（这个特长被标记为T）。人类祖先能做到这件事情似乎是讲得通的，因为现代黑猩猩也会这么做。而到了第1代（第2行），第0代的两个后代复制了第0代捕获白蚁的方法，因为它们注意到了第0代的成功，并且它们本身就对“与食物相关的事物”感兴趣。然而，在模仿这种捕获白蚁的技术时，第1代的一个个体错误地认为示范者用的是被削尖的棍子（事实上，这只是因为示范者在使用棍子时碰巧弄断了而已）。这名学习者在做成棍子后，用牙齿弄尖了棍子，以便效仿示范者的棍子（图5—1中，T*表示被削尖的棍子）。此外，第1代中另一个个体意识到可以使用空心芦苇饮用聚集在大树根处的水（图5—1中“芦苇吸管”被标记为T2）。当穿越草原、穿梭于森林时，它用这一技术获取可靠水源。到了第2代，掌握T2与T*技术的人都被优先模仿，所以它们的做法得到了扩散。第2代中的一个个体甚至设法学会同时使用T2与T*，所以该个体取得了特别的成功，然后它被第3代的3个个体模仿。有一天，第3代的一个个体不小心将棍子捅进了一个废弃的白蚁丘里，它没有意识到里面已经没有白蚁了。幸运的是，它碰巧捅到了在废弃白蚁丘里生活的啮齿类动物。一时间，“捕获白蚁的棍子”成为“捅洞棍”（被标记为T**），让这个幸运的伙计获得了新的食物来源，这促使它用棍子捅遍了所有的白蚁丘。它的成功使第4代的几个个体也开始学习这一技巧。与此同时，第3代的另一个个体在随意打发时间时碰巧注意到兔子会在下雨后钻进洞里。当看着兔子留下的足迹并想象着兔子有多么美味时，它联想到，可以追寻这些足迹找出更多兔子藏身的洞穴（“跟踪兔子”被标为T3）。这个方法很有趣却没有立即奏效，因为它还不知道如何将兔子引出洞穴。虽然如此，在过了几年之后，已经成为“母亲”的它在看到一只兔子后，将跟踪兔子足迹的方法告诉了“女儿”。这个偶然的举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女儿”早已学会了使用T**（捅洞棍）。于是，“女儿”便可以在找到兔子藏身的洞穴后使用棍子抓到兔子，这显然是一项非常有用的技术。在第5代中，虽然没有个体发明或者幸运地发现一些事情，但是3个个体都学会了T**、T2与T3技术。这成套的文化适应方式让它们能够使用T2（“芦苇吸管”）获取水源，能在热带草原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追踪兔子。很快，这些灵长类动物开始生活在森林的边缘，以便在热带草原上进行捕猎。我将T**、T2与T3技术的结合称为“热带草原捕猎组合”。

图5―1 向其他个体学习如何促成累积性文化演进

这个简化示例旨在说明选择性文化学习如何在累积性演进过程中产生文化组合，此组合比文化的拥有者更加智慧。前文虚构的这些灵长类动物是除人类之外最擅长文化学习的物种。然而，即使我故意让它们表现得糟糕一些，它们依然可以通过更多的数量或世代来达到同样的结果。像人类一样（至少我是如此），这些灵长类动物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出现差错。有时它们的失误会引起创新，有时一次偶然的发现会无意中激发一个个体的洞察力。关键在于，这些幸运的失误与偶然的发现被优先传承、存留下来，并且在最后与其他的特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热带草原捕猎技巧组合。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第5代个体会比第0代更聪明吗？前者拥有更好的工具，并且可以更有效地获取食物。之后我们将看到，各种不同的证据表明，如果“聪明”的定义是个体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许第5代个体确实比第0代聪明。当然，其中有一些需要说明和注意的地方。

这种假想的灵长类动物跨过了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门槛，进入了累积性文化演进阶段。这个门槛表明，文化传递的信息经过几代人得到积累，使各种工具与专门技巧越来越契合当地环境，这与“棘轮效应”类似。这个进程解释了我们的文化适应现象，并最终解释了人类成功的原因。正如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一个人往往不太了解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所依赖的文化适应如何发挥作用、为何有效，甚至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做”适应性的事情。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或许在大约200万年前人类起源时，人类第一次跨越了演化领域的“卢比孔河”，此时，文化演进成为人类基因演化的主要驱动力。文化演进和基因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自催化过程，这意味着它可以产生推动自我发展的动力。文化信息一旦开始积累并形成文化适应，基因的主要选择压力会改善我们的心理能力，使我们得以获取、存储、处理和组织群体中其他人也可以掌握的一系列技能和实践。随着基因演化改善了我们的大脑机能和学习能力，文化演进自发产生了更多、更好的文化适应，这持续促使大脑提升获取和存储文化信息的能力。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外部约束出现。

我将典型的基因演化与受到文化驱动的自催化基因演化之间的门槛称为“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时期，卢比孔河中浑浊的红色河水标志着山南高卢行省和意大利本土的边界，意大利本土受罗马直接管辖。行省将领可以在意大利境外指挥罗马军队，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带领军队进入意大利。一旦有将领及其士兵渡过卢比孔河，将立刻被视为叛变之徒。这条法律在罗马共和国初期很好地得到了执行，直到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带领他忠诚的第十三（“双子”）军团渡过了卢比孔河。对于恺撒和他的军团来说，渡过卢比孔河无异于破釜沉舟。内战是不可避免的，罗马历史将被改写。同样，越过演化领域的卢比孔河，人类便走上了新的演化之路，从此无法回头。

至于为什么无法回头，请想象一下自己成为图5—1中的第6代成员。你是会专注于发明一项新技术，还是确保自己忠实地学习使用T**、T2和T3技术呢？你有可能会创造出和T一样有用的新技术，但你永远不会独自想出比T **、T2、T3结合的热带草原捕猎组合更好的技术。因此，如果你不专注于文化学习，将会输给这样做的人。

在这一过程历经了几代人之后，选择压力就会加重：文化积累得越多，基因选择压力就越大，以使文化学习者拥有更大的大脑，能更好地处理不断增加的文化信息。图5—1说明了这一点，考虑一下各代所需的记忆力或大脑存储空间。在第0代，个体一生中最多可以开发出一项技术，所以只需要容纳一项技术的大脑存储空间就可以了。然而到了第5代，除了要具备可以容纳T**、T2和T3技术的大脑存储空间外，还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些技术组合在一起。如果个体想要在群体生存与繁衍中具有优势，那么其大脑存储空间要3倍于第0代的大脑存储空间。如果通过基因演化扩大了第6代个体的大脑存储空间，其对追求更大、更好的大脑的选择压力不会减弱，因为文化演进将继续扩大人们能够学习的文化知识的储备量。这种文化—基因的协同演进造就了人类。

前文已经讨论过文化驱动人类演化的一些证据。在第二章，我们发现，幼儿在各种认知测试中与猿类相竞争时，唯一能取胜的是社会学习领域。而在数量、因果关系和空间领域，他们几乎与猿类打成了平手。文化会推动大脑存储空间的扩充，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并调整我们的社会动机。在第三章，通过各种探险家的不幸故事，我们看到了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存的能力取决于能否掌握当地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在第四章，我们探讨了自然选择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理，使我们有选择地从社会环境中确定和提取适应性信息。

表5—1总结了本书中一些文化—基因协同演进的产物。首先，我们将探讨文化演进对基因演化产生影响并与基因演化相互作用，从而塑造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理的5种方式。要理解表5—1，请先查看“文化传递的选择压力”这一列。这些由文化演进产生的特征，对基因演化产生了影响（见“协同演进的基因结果”一列），并引发基因和文化之间的协同演进。

表5—1 有关文化演进及其产物如何影响人类基因演化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跨越演化领域的“卢比孔河”，迈入累积性文化演进阶段，如何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诸多特征。

大脑、快速演化与缓慢发展

相比其他动物，我们的大脑确实更大、构造更精密和完善。虽然在自然界中我们不是最大大脑的拥有者（鲸和大象的大脑比人类的大），但我们确实拥有最复杂的大脑皮质连接和皮质褶皱。皮质褶皱让人类的大脑拥有像“褶皱纸团”一样的外观。但这只是人类奇妙之处的起点。在大约500万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大脑容积从与黑猩猩一样的350立方厘米左右演化成1350立方厘米。其中大部分扩张，即在达到500立方厘米后的扩张，发生在最近的大约200万年。这对基因演化来说速度是相当快的。

这种扩张在大约20万年前停止，可能是由于婴儿的头部越来越大导致出生时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动物产道的宽度比新生儿的头部要宽，但人类并非如此。婴儿的头骨在出生时必须保持未闭合的状态，才能以独特的方式挤出产道。人类大脑停止扩大的原因似乎是，头骨的尺寸已经达到了灵长类动物身体构造的上限；如果婴儿的头部再扩大，他们在出生时就无法挤出产道。自然选择衍生出诸多策略来应对“大头婴儿”的问题，包括复杂的皮质褶皱、高密度的神经连接（这使我们的大脑在能够存储更多信息的同时，体积不会增大）和出生后大脑的快速发育。具体来说，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在出生后第一年，以比胎儿期更快的速度持续发育，最终体积扩大两倍左右。相比之下，其他新生灵长类动物大脑的发育较为缓慢，最终体积只会增加一倍左右。

在这种初期的快速发育之后，我们的大脑会继续增添更多的连接，为了在未来的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储存和处理信息（新胶质细胞、轴突和突触），尤其在新皮质中。我们还要考虑大脑白质，特别是髓鞘化过程。随着脊椎动物的大脑逐渐成熟，神经元之间的（轴突）连接逐渐“固化”，并被包裹上一层名为髓鞘的提升性能的脂肪涂层，大脑白质也会增加。这种髓鞘化过程使脑区运作更高效，但是可塑性也会随之减弱，因此学习能力变弱。为了解人类的大脑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将人类的髓鞘化过程与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进行比较。关于大脑皮质，图5—2 显示了人类与黑猩猩在三个不同发育期的髓鞘化程度（以占成年水平的百分比计）：婴儿期、儿童期（在灵长类动物中称之为“幼年期”）以及青春期/成年早期。刚出生的黑猩猩的大脑皮质有15%已经髓鞘化，而人类刚出生时大脑皮质只有1.6%髓鞘化。对于演化较晚、人类广泛拥有的新皮质来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0%和0。在青春期/成年早期，人类的髓鞘化程度仍然只有65%，而黑猩猩几乎达到了96%。这些数据表明，与黑猩猩不同，在生命的前30年中，我们在持续且大量地“改造”皮质。

图5―2 黑猩猩与人类在发育过程中的髓鞘化程度

人类大脑的发育关系着人类这一物种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漫长的童年期以及那段难忘的、被称为青春期的时期。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的女性妊娠期和婴儿期（从出生至断奶）缩短了，而童年期延长了，并且在完全成熟之前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青春期阶段。童年阶段是集中进行文化学习时期，包括玩耍、模仿成人角色和学习成人技能。在这一阶段，我们的大脑发育至接近成年人大脑的大小，而身材仍相对娇小。青春期从性成熟开始，我们会经历迅速的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扮演学徒角色，磨炼最复杂的成人技能，拓展知识领域，同时与同龄人建立关系、寻找伴侣。

青春期阶段的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中至关重要，因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猎人在18岁之前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别人），并且他们在30多岁才会达到最高的生产力水平。有趣的是，虽然猎人的体力与敏捷度在20岁左右时最佳，但个人狩猎的成功率在40岁左右才达到最高，这是因为狩猎的成功更多依赖于技术和精细技能，而不是身体条件。相比之下，同样进行狩猎采集的黑猩猩在5岁左右就能获得足够的热量维持生存。这种情况与我们长期的改造相契合，从这种模式以及和黑猩猩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存对学习有很高的依赖性。

我们的大脑容量异常庞大，神经和行为方面发育缓慢，但是演化扩张迅速，当累积性文化演进驱动人类物种演化的选择压力时，这正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一旦累积性文化演进开始产生文化适应，如烹饪和使用长矛等，个体的基因会影响其大脑和发育过程，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获取、存储和组织对生存最有利的文化信息的个体最有可能生存、交配并繁衍后代。随着每一代人的大脑容量一点点变大，文化学习一点点变强，适应性知识体系将迅速扩大，以填满大脑的可用空间。这个过程将塑造大脑的发育，使其保持最大限度的可塑性并“被设定为编码接收状态”，同时塑造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保持较小的身材（和较低的热量消耗），直到我们学会如何生存。这种文化—基因协同演进、相互作用，创造了一种自催化过程，使得无论我们的大脑容量变得多大，世界上总会有更多的文化信息让我们穷尽一生都学不完。我们的大脑在文化学习中表现得越好，自适应文化信息积累得越快，大脑获取和存储这些信息的压力就会越大。

这个观点还可以用来解释婴儿身上存在的三个令人困惑的事实。首先，与其他动物幼崽相比，人类婴儿在出生后是发育不全的，这也意味着他们脆弱、肌肉发育不足、脂肪较多且协调性差（抱歉，但事实如此）。相比之下，一些哺乳动物一出生便能行走，就连一些灵长类动物也能迅速学会紧紧抓住母亲。其次，人类婴儿的大脑在出生时发育程度更高，在哺乳动物神经发育标志性节点上的进展超过其他物种。胎儿在子宫中就获得了语言方面的信息（见第十三章），婴儿出生后就具备文化学习的能力。在学会走路、吃饭或安全排便之前，婴儿会根据能力和可靠性线索选择性地学习他人（见第四章），并且可以识别他人的意图，以模仿他们实现目标。最后，尽管婴儿在其他方面的发育和认知上是发达的，但是他们的大脑高度可塑（未髓鞘化），并以超过胎儿期的速度持续发育。总之，虽然在其他方面几近无能，但婴幼儿称得上是高性能的“文化学习机器”。

自然选择通过如下两种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发展方式，使我们成为文化物种。一是缩短婴儿期和延长童年期，减缓我们身体发育，但身体会在青春期快速生长；二是以复杂的方式改变神经发育，使我们的大脑在出生时就较为发达，但又可高度扩张并保持持久可塑性。接下来将讨论我们快速的基因演化、成年后较大的脑容量、缓慢的身体发育以逐渐形成的神经连接是否只是众多特征的一部分（包括按性别分工、父母对子女的巨大投入，以及漫长的更年期后生活等）。人类的这些特征将以关键的方式与文化演进相互作用。

食品加工使消化功能外化

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拥有一个独特的消化系统。从头部开始算起，我们的嘴、唇和牙齿都出奇地小，且唇部肌肉薄弱。我们嘴巴的大小与不到3磅重的松鼠猴的差不多。黑猩猩的嘴巴能张开的幅度是我们的两倍，它们可以用嘴唇和牙齿咬住大量的食物。我们的下颌肌肉也很薄弱，仅仅延伸到耳朵下方一点儿的位置。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下颌肌肉可以伸展到头顶，有时甚至可以延展到骨头中间。我们的胃很小，其表面积只有与我们体形相当的灵长类动物的1/3左右；结肠又太短，相比之下，也只有它们的60%。我们的身体在消解有毒野生食物方面也表现不佳。总的来说，相对于体形而言，我们的胃、结肠在整体上要小或短很多。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从分解食物的口腔到处理纤维的结肠，都缺乏强大的消化能力。有趣的是，人类的小肠大小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这是一个例外，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说明。

文化该如何解释人类这些奇特的生理特征？

答案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例子中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与通过文化传递的食品加工技术在共同演化。每个社会的人都在使用数代人积累下来的处理食物的技巧，包括烹饪、烘干、捣碎、研磨、浸取、剁碎、腌制、烟熏和刮削等。其中，最古老的方法可能是用石制工具进行剁碎、刮削和捣碎。用这种方式加工肉类作用很大，因为这些操作通过切割和压碎肌肉纤维使肉质变软，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牙齿、口腔和颌骨的部分功能。同样，腌制食物可以使食物产生化学分解。比如南美洲沿海地区菜肴酸橘汁腌鱼所使用的酸性腌泡汁，能像胃酸一样分解肉中的蛋白质。正如前文提到的大柄苹那样，浸取技术是长期以来狩猎采集者用于加工食物和清除毒素的主要技术之一。

在所有这些技巧中，烹饪可能是对塑造消化系统最重要的文化知识。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是，烹饪（生火技能）在人类演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查德及其合作者的研究阐明，如果烹饪得当，可以起到不错的辅助消化作用。因为烹饪可以软化食物，并且为消化肉类和蔬菜做了提前准备。将食物适量地加热可以软化、分解纤维，还能解毒。加热还会分解肉中的蛋白质，大大减少胃酸的工作量。与食肉动物（如狮子）相比，肉类在我们胃里待的时间短很多，也就几个小时，因为我们在食用肉类前，对肉类进行的捣刮、腌制、加热等操作替代了部分消化作用。

虽然所有这些食品加工技术减轻了我们口腔、胃和结肠的消化负担，但我们所需吸收的营养量并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小肠与同人类体格相仿的灵长类动物的小肠大小、长短差不多的原因。

在这类问题中，我们经常忽视食品加工技术主要是文化演进的产物这一事实。以烹饪为例，这并非我们本能地就知道该如何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弄明白的事情。如果对此有疑问，那么你可以试试在不使用任何现代技术的情况下生一次火。你可以摩擦两根木棍来钻木取火，寻找天然的燧石或石英等。动动你那颗聪明的脑袋，或许还有机会激发出自然选择塑造的生火本能，帮你化解我们的祖先在以前经常遇到的困境。

…………

那么，你是否顺利地取到火了？除非你接受过训练，即接受了文化传递的知识，否则你不太可能成功。生火和烹饪技术虽然塑造了我们的身体，但我们还是需要从别人那里学习如何使用火源和做饭。生火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一个技术难题。实际上，一些狩猎采集者并不具备生火能力。这些人包括（马来西亚沿海的）安达曼岛人、（亚马孙地区的）西里奥诺人、北阿切人，或许塔斯马尼亚人也可以算进来。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要是没有火，这些人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所以他们保留了火种，但失去了按需生火的能力。当一个部落的火种意外熄灭时，比如说遭遇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雨，他们不得不去火种没有熄灭的部落寻找火种（希望他们能找到）。不管怎样，生活在寒冷的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以小而分散的群体形式生活的、拥有更大大脑的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可能在火种熄灭之后的数千年里没有重新点燃过火种。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看到为什么这类重大能力的丧失并不令人意外。

这有可能是因为人类对火的依赖起源于对火的控制，也许火是在大自然中偶然获得的。然而，获取、维持和控制火需要一些技术诀窍。保留火种听起来很容易，但是要确保它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被熄灭，即使是在狂风暴雨以及长途旅行时，那就很难了。我在秘鲁亚马孙地区与一个名为马奇健格的原住民群体一起生活时，对此有了一些了解。我看到一个马奇健格女人将一块看起来已烧焦的枯木运送到遥远的园子后，用干苔藓以及从木头中获取的热反射重新点燃了余烬。当另一个年轻的背着婴儿的马奇健格女人路过我在村子里的住处，帮我调整炉火时，我感到羞愧。她的调整提高了火候，使我的锅用起来更方便，减少了烟雾（也减轻了我的呛咳），还让我不用一直照看火。

个体很难通过反复试验学会烹饪。良好的烹饪可以让食物更容易消化，而糟糕的烹饪有可能让食物更加难以消化，甚至增加毒素。在烹饪肉类时，（在我看来）最常见的做法莫过于将肉类直接放在火上烤，这样会导致肉的表面已经烤焦，而里面却没有熟——这恰恰是人们不想要的结果。因此，小规模的社会群体有其特定的复杂的食物加工技术。例如，某些食物的最佳烹饪方法，是将它们包裹在叶子里，再埋在火灰里（要埋多久呢）。同时，许多狩猎者会在捕杀猎物后当场取出肝脏来吃掉。事实证明，生肝脏是营养丰富、质软且美味的，但某些动物的肝脏生食可能会致命（你知道是哪些动物吗）。因纽特人在捕获北极熊时不会吃它的肝脏，因为他们认为北极熊的肝脏有毒（实验室研究证明他们是对的）。猎物的其余部分通常会被再处理，有时被锤捣，有时还有可能被风干，然后再被烹调，不同的部位可能采用不同的烹饪方式。

这种有关用火与烹饪知识的文化传递影响着人类的基因演化，致使我们基本上依赖熟食。兰厄姆查阅了有关人类只吃生食而生存下来的文献，其中包括人们在不能烹饪的情况下生存的历史案例，以及对诸如生食主义运动这样的现代潮流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在不烹饪的情况下，人类生存几个月都相当困难。吃生食的人通常来说都很瘦，且经常感到饥饿。这些人的体脂率非常低，以至于女性经常出现停经或月经不调的问题。尽管超市中大量的生鲜食品使用了强大的加工技术（如使用搅拌机），并且一些食品是提前加工好的，但是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由此可知，狩猎采集者在没有烹饪的条件下是无法生存的；而猿类虽然喜欢熟食，但是不烹饪也能活下去。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越来越依赖火和烹饪，这可能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学习心理，促使人们掌握生火知识。这是我们文化学习中的一种内容偏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丹·费斯勒认为，6~9岁的儿童在看到火时会受到强烈的吸引，然后通过观察别人和实际操作来学习生火技术。在小规模社会中，儿童可以自由地发展这种好奇心，但到了青少年时期掌握了如何用火后，他们又会失去进一步了解火的兴趣。有趣的是，费斯勒还认为，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许多儿童从未有机会满足他们对火的好奇心，所以他们对火的兴趣会延伸到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

从社会习得的食物加工技术对基因演化的影响可能是非常缓慢的。石器这种工具至少在3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见第十五章），据推测，石器可用于加工肉类，如捣碎、切碎、切片及切丁。风干肉类或腌制可食用植物可能在任何时候出现，且有可能反复出现。智人出现后，偶尔开始对食物进行烹饪，且烹饪频率不断增加，尤其在块茎较大或肉类相对丰富的地区。

通过用文化替代品逐渐取代一些功能，食品加工方法改变了我们消化系统的基因选择压力。烹饪技术增加了食物可提供的能量，并使它们更容易被消化且无毒。这使得自然选择通过减少肠道组织（我们身体中第二耗能的组织，仅次于脑组织）节省大量能量，也使我们减少了与肠道组织相关的各种疾病的感染。文化演进通过使消化功能外化而节省能量，这成为一系列调整中的一部分，从而允许人类打造和运行更大的大脑。

工具如何使我们变得脆弱

一张印着“现征一名可以把85磅重的猿类按倒在地的勇士，报酬为每秒5美元”的海报，吸引壮如后卫球员的参赛者在诺埃尔方舟大猩猩秀前排起长队。诺埃尔方舟大猩猩秀是20世纪40—70年代美国东海岸巡回马戏团中的一个表演。在这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表演中，30年间，没有一个参赛者成功地将一只幼年黑猩猩按倒在地超过5秒钟。此外，黑猩猩们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们戴着“沉默的羔羊”式的面具，这样就无法使出必杀技：它们的大型犬齿。后来，它们还被迫戴上了大手套，因为一只叫史努基的黑猩猩用它的拇指撕裂了对手的鼻孔。诺埃尔方舟大猩猩秀的组织者明智地选择了年幼的黑猩猩，因为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150磅重）足以打断一个人的背部。当地政府最终下令禁止这一表演，但是，他们是出于对那些年幼黑猩猩的担忧，还是担心那些自愿进场的强壮的挑战者，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何以变得如此脆弱？

答案是文化。累积性文化演进产生了越来越有效的工具和武器，如刀片、长矛、斧头、陷阱、投矛器、毒药和衣物等。自然选择通过塑造基因使我们变得羸弱，从而适应这些文化产品所带来的改变。由木材、燧石、黑曜石、骨头、鹿角和象牙制成的高效工具和武器，可以取代用于碾碎种子或纤维性植物的大型臼齿，也能替代用于战斗与狩猎的巨大犬齿、强壮的肌肉、强大的战斗力和坚硬的骨骼。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能量消耗大户。大脑每天会消耗人体20%~25%的能量，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能量消耗率在8%~10%，其他哺乳动物则只有3%~5%。更糟糕的是，不像肌肉，你不能通过停止使用大脑来节省能量；让大脑休息所需的能量几乎与维持大脑运转所需的能量一样多。我们关于自然界的文化知识加上我们的工具，包括食品加工技术，让我们的祖先能够比其他物种花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获得高能量食物。这对于大脑的扩张至关重要。大脑需要不断的能量供应，因此由洪水、干旱、伤病等原因引发的食物短缺会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为了应对这种威胁，自然选择需要削减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并为身体建立一个能量存储库。工具和武器的出现让自然选择能够用脂肪替代高耗能组织，在食物短缺期为大脑提供和维持一个能量存储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婴儿（85%的能量要用于脑力建设）是胖乎乎的，他们需要能量缓冲，以维持神经发育，优化文化学习。

所以，如果要你与一只黑猩猩进行角力，我劝你最好拒绝，并提议将对决方式改为穿针引线比赛（或缝纫比赛）、快速投球比赛、长跑比赛。虽然自然选择用力量换来了脂肪，但越来越复杂的工具和技术使用推动了另一个关键的基因变化。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大脑新皮质向运动神经元、脊髓和脑干发出深入其内的皮质脊髓束连接。这些深入连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我们习得的运动模式的精细度、灵活性（回想一下前文所述新皮质的可塑性）。特别是这些运动神经元直接支配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能够准确地穿针引线或投掷。它们还支配着我们的舌头、下颌和声带，使我们能够使用语言（详见第十三章）。一旦累积性文化演进能提供更多、更精细的工具，便开始着手改进我们的控制中枢。这些工具还产生了基因演化压力，让我们拥有更宽的指尖、更有力的拇指，以及“精确抓握”能力。文化演进或许还催生了与投掷相关的技能体系，包括适合在狩猎、觅食、突袭或治安巡逻中使用的射弹技术、工具（木制长矛和投矛器）及战略。这些可能促进了我们的肩膀和手腕的结构变化，同时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孩子对投掷很感兴趣（更多相关内容请参考第十五章）。

除了这些身体结构上的变化，人类使用复杂工具的长期历史也可能塑造了我们的学习心理。我们在认知上致力于将“人工制品”（例如工具和武器）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如岩石和动物）区分开来。不同于植物、动物和其他物质（如水），我们在打造人工制品时会考虑其功能。例如，当年幼的孩子看到一件人工制品时，首先会问“它是做什么的”或“它有什么用处”，而不会像第一次看到陌生植物或动物时首先问“它是什么（种类）”。这种对人工制品功能的思考，与对其他物质的思考相反，我们首先得有一些在功能上不明显或不易理解的复杂物品，然后再去学习这些功能。累积性文化演进随时会产生这种不易理解的物品，对此我们将在第七章进行说明。

储水容器与追踪技巧如何让我们成为耐力跑者

世界各地的狩猎传统表明，人类能够通过奔跑拖垮羚羊、长颈鹿、鹿、小岩羚、斑马、水羚和角马等动物。这些追捕过程通常持续3个小时甚至更久，最终无论是由于精疲力竭还是中暑衰竭，猎物都会落入猎人的囊中。除了被驯化的马之外，在耐力上可以与人类匹敌的哺乳动物都是一些群居的肉食性动物，如非洲野犬、狼和鬣狗，这些动物也会持续性地狩猎，每天都要奔跑6~13英里（合10~21千米）。

如果要在耐力上取得胜利，我们只需让天气变得更炎热，因为这些肉食性动物比我们对温度更加敏感。在热带地区，狗和鬣狗只能在温度较低的黎明和黄昏进行狩猎。所以，如果想要和你的爱犬赛跑，你可以在炎热的夏天安排一场25千米的长跑，它会累垮的。天气越热，你赢得比赛的可能性越大。而黑猩猩在耐力跑这一领域甚至排不上号。

从解剖学与生理学角度将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包括现存的灵长类动物和古人类（我们的祖先和已灭绝的近亲）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自然选择很有可能在过去的100多万年时间里一直在塑造我们的身体，使它们适合长跑。从头部到脚部，我们演化出了一整套适合长跑的系统。举一些例子：

与猿类不同，人类拥有富有弹性的足弓，它能够缓冲震荡并且存储能量。前提是我们要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避免脚跟着地。

我们相对较长的腿具有延伸的弹性肌腱，包括关键的跟腱，它们可以连接短肌纤维。这种身体结构产生了不错的效能，使我们有能力通过迈更省力的大步提升速度。

不同于那些拥有快肌纤维从而在速度上取胜的动物，经常长跑会使我们双腿的慢肌纤维占比从50%提高至80%，从而大幅增加供氧能力。

我们下半身的关节都得到了强化，以承受长跑带来的重力冲击。

为了在跑步时使身体平衡，人类拥有明显更发达的臀大肌，以及沿着脊柱生长的强健肌肉——竖脊肌。

结合我们较宽的肩膀和较短的前臂，摆臂动作在我们跑步时能产生补偿性扭矩，从而使我们保持平衡。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人类上背部的肌肉组织可使头部相对躯干独立转动。

连接头部和肩膀的项韧带，在跑步带来的震荡中充当着保护和平衡头骨及大脑的作用。擅长奔跑的其他动物也具有项韧带，但其他灵长类动物则不具备。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人类的温度调节能力，显然人类是流汗最多的物种。哺乳动物必须将自己的体温变化保持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即36℃~38℃。42℃~44℃对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是致命的体温变化范围。由于奔跑会产生10倍的热量，大多数哺乳动物之所以不能进行长距离奔跑，是因为它们无法处理积聚的热量。

为了适应这种挑战，自然选择使我们经历以下改变：毛发锐减，外泌汗腺大量增生，“头部降温”系统出现。其原理是汗液覆盖皮肤表面，通过蒸发来降温，而跑步产生的气流会促进这一蒸发过程。如果要了解得更具体一些，需要注意汗腺分为两种，即顶泌汗腺和外泌汗腺。在青春期，顶泌汗腺开始产生一种含信息素的黏性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常被细菌分解，产生强烈的气味。这类汗腺主要分布于我们的腋窝、乳头和腹股沟（猜猜它们都有什么作用）。相比之下，分泌出透明咸液和一些其他电解质的外泌汗腺遍布人的全身，数量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多得多。外泌汗腺分布密度最高的地方是头皮和脚部，这两个部位在运动时最需要降温。体表测量发现，没有哪种动物比我们出汗的速度更快。此外，我们的外泌汗腺是“智能汗腺”，含有由大脑集中控制的神经（其他动物出汗是受局部控制的）。正是这些受神经支配的外泌汗腺，而非顶泌汗腺，在人类演化过程中遍布人类全身。

因为大脑特别容易过热，自然选择也为我们的祖先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大脑降温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一组在颅骨表面附近的静脉网络，这些静脉首先会被面部和头部的汗腺冷却。然后，它们进入窦腔，在那里从负责输送血液到大脑的动脉中吸收热量。这个降温系统可能是人类区别于许多哺乳动物，可以承受核心温度高于44℃的原因。

基于这一点，你可能认为我们身体的这些特征具有明显的适应性，并对文化演进为人类在长跑方面的适应性演化制造条件的观点抱有疑问。为了解释这一点，让我们更细致地探讨这一适应性设计的三个方面。首先，要真正发挥我们最大的生存优势——耐力，也就是在热带地区的正午时分跑上几个小时。当蒸发式降温系统运行到极致时，最好的运动员每小时会流1~2升的汗水，3升水也在我们身体的承受范围内。只要不缺少水这个关键因素，这个系统就可以持续运行数个小时。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通过基因演化而来的储水系统呢？

前面提到的在耐力上可以与我们相提并论的马，确实可以存储大量的水分。相比之下，人类不仅无法摄入和存储大量的水分，而且相对其他动物而言，我们在补水方面也表现欠佳。一头驴可以在3分钟内喝掉20升水，而我们在10分钟内最多只能喝掉2升水（而骆驼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喝掉100升水）。为什么我们的体温调节系统中缺失这么关键的因素？难道是我们至简的身体设计有致命的缺陷？

答案是，文化演进提供了与储水容器和寻找水源相关的专门知识。在人种学上已知的狩猎采集群体中，猎人们使用葫芦、兽皮和鸵鸟蛋来储水，将这种储水容器与当地详细的关于如何寻找水源的文化传递信息结合使用。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迪沙漠，牧民将鸵鸟蛋作为水罐（储水容器）使用，它可以保持水的清凉。他们偶尔也会用小羚羊的胃囊装水。他们还利用长芦苇“吸管”从积聚着水的空树干中吸水，并且通过辨认某些干枯的细藤便可轻松地找到含有水分的根茎。在澳大利亚，狩猎采集者用一种把小型哺乳动物“里外翻个面”的技术来制作储水容器（见图5—3）。和卡拉哈迪沙漠的觅食者一样，他们也会根据地表特征定位隐藏的地下水源。这些技术并非显而易见，想想伯克和威尔斯就因为缺乏这类知识被困于库珀河。

这种推论表明，文化演进发展出有关储水容器以及在不同环境中获取水源的知识后，我们精妙的基于出汗的体温调节系统才得以演化而来。让我们在耐力跑上表现出色的一系列适应性特征，实际上是共同演化组合的一部分，而文化为这个组合提供了“水”这一关键因素。

图5―3 澳大利亚狩猎采集者使用的储水容器

有了水分的补充，任何一名优秀的长跑者都能在耐力方面赶超斑马或羚羊。然而，除了耐力以外，进行狩猎还需有更多的技能。耐力型猎人需要能够识别出特定的目标猎物，然后进行长距离追踪。几乎任何一种被猎捕的动物在短跑冲刺时都要比我们快得多，转眼就消失不见。为了让猎物们在耐力上达到极限，我们需要通过识别足迹和预测猎物的行踪来进行持续几个小时的追踪。识别目标——比如说在一群斑马中分辨出被追踪的斑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许多群居动物都具有防御性策略，它们会返回并融入群体以起到混淆的效果。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瞄准那只一直在逃命的疲惫猎物，那么你最终可能会追逐另外一只精力充沛的动物（那就糟了）。因此，耐力型猎人必须具备识别和追踪特定猎物的能力。

虽然许多物种也有追踪技巧，但它们采取的方法与我们不一样。有关现代狩猎采集者追踪技巧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文化知识的领域。例如，青少年和年轻男子会观察所在群体中最好的猎人如何分析和讨论猎物踪迹。有经验的猎人可以通过足迹推断出猎物的年龄、性别、身体状态、奔跑速度和疲劳程度以及其经过的时间。这些专长有一部分是通过了解特定物种的习性、觅食行为、组织形态和日常生活模式获得的。

一些文化传递的技巧进一步帮助了耐力型猎人。这些策略中最有趣的一点是，突出了文化—基因协同演进所发掘并利用的微妙的适应性优势。这一点有些复杂，让我们细细道来。

许多四足动物在身体构造上有缺点。狩猎动物，比如狗，通过喘气来调节体温。如果需要释放更多的热量，它们就要喘得更快。在不奔跑的情况下，这没什么问题。而它们在奔跑时，受前肢影响会压紧胸腔，从而不能有效地呼吸。这意味着在忽略氧气和体温调节要求的情况下，四足动物在每个运动周期只呼吸一次。但是由于对氧气的需求随着奔跑速度的加快而直线上升，它们会在某些速度下频繁地呼吸，而在另一些速度下又呼吸不足。因此，奔跑时的四足动物必须选择这样一个速度：既要每个周期只需呼吸一次，又要为肌肉运动提供足够的氧气（防止疲惫），还要通过足够的喘气来防止中暑（这取决于和速度无关的因素，例如温度和风力）。由于这些限制，对应于不同的运动模式（如散步、小跑和飞奔等），四足动物有着不同的最佳或首选的速度调节设置（像手动挡汽车的挡位）。如果偏离了这个最佳或首选设置，那么它们的运动效率就会降低。

而人类不受这些限制，因为我们在阔步行走时肺部不会被压缩（我们用两只脚走路），所以呼吸频率与运动速度无关，并且我们的体温调节由出色的排汗系统管理，所以喘气的需求并不会约束我们的呼吸。因此，在我们的有氧跑步速度范围内（不算冲刺），能量消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改变速度，而不会付出太大的代价。因此，一个老练的耐力型猎人可以战略性地改变速度，迫使猎物奔跑的效率降低。如果猎物仅以比猎人稍快的初始速度逃跑，猎人便可加快速度。这样会使猎物加快速度，从而导致其体温过高。这时候猎物只能以较慢的速度低效地逃跑，而这将更快地耗尽其肌肉力量。结果便是，猎人迫使猎物不停地冲刺和放缓速度，导致其中暑。体温过高的猎物最终会累垮，猎人便能轻而易举地捕获它们。塔拉乌马拉族、派尤特族和纳瓦霍族的猎人告诉我们，他们能从容地追杀累垮了的鹿或叉角羚。

耐力型猎人还可以利用其他各种技巧扩大自己的优势。在卡拉哈迪沙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最多，猎人倾向于在最热的中午时段进行打猎，此时气温最高，在39℃~42℃。他们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猎物选择，雨季时猎捕小岩羚、南非大羚羊等，到了旱季则猎捕斑马和角马。他们会在（无云）满月之后的清晨捕猎，因为许多物种在光照良好的夜晚活动后会比较疲惫。当追逐一群猎物时，猎人关注的是那些“掉队”的，也就是最羸弱的猎物。非人类猎食者往往倾向于跟踪群体，而非落单者，这是因为它们依靠的是气味，而不是视觉和足迹。不足为奇，猎人也能发觉他人是否中暑，并知道如何进行治疗，就像他们治疗一位试图紧紧跟随原住民的中暑的人类学家（这是一种职业风险）那样。

最后，为了找到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又能避免受伤的跑步姿势，人们需要依赖一些文化学习，以及大量的个人实践。演化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丹·利伯曼研究了世界各地赤足和长期穿极简鞋进行长距离奔跑的群体。当他询问各个年龄层的人如何学会跑步时，他们的回答从不是“自然而然就知道了”。相反，他们往往指向群体中技能高超且拥有更高声望的长者，说他们会观察并学习长者是如何跑步的。人类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物种，以至于要通过向他人学习，来弄清楚如何以最能发挥身体适应性优势的方式跑步。

有关动植物的思考和学习

经过几个世代，文化演进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关于动植物的知识体系，并且该体系有可能持续扩大。正如我们在迷失的欧洲探险家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知识对于生存至关重要。鉴于这种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期望人类自幼便具备获取、存储、组织、（通过推断）延展并传递这些信息的心理能力和动机。事实上，人类有一套令人叹服的民间生物认知系统来处理关于动植物的信息。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不同群体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斯科特·阿特兰与道格·麦丁合作的研究表明，这些认知系统拥有一些有趣的特性。儿童会迅速将关于动植物的信息归入“基本分类”（如眼镜蛇、企鹅），并将其嵌入层级（树状）分类体系，从而能够运用基于类别的归纳法和基因分类来进行推理。

这些都是认知科学中较为专业的术语，其实表达的是很直观的概念。在用到基本分类时，学习者会在潜意识中认为，一个类别（例如“猫”）的成员身份来自所有成员共享的一些深层本质。这种本质不会因个体在表层的变化而改变。例如，假设你给一只猫进行手术并涂色，让它看起来像一只臭鼬，那么它是一只猫还是一只臭鼬，还是变成了一个新的物种，比如说鼬猫或者猫鼬？人们通常会说，它仍然是一只猫，只是看起来像一只臭鼬。相比之下，如果将一张桌子拆卸并重新打造为椅子，没有人还会认为那是一张桌子。它“是”什么取决于它“做”什么。运用基于类别的归纳法的学习者可以轻易地将从一只特定的猫那里获取的知识应用到所有的猫身上。在看到菲力猫为猫薄荷疯狂时，学习者便很容易推断，其他猫也有可能做出类似的反应。随着个体发展和文化演进，这些基本分类被组合起来，变成越来越复杂的层级分类体系，如图5—4所示。有了这样的分类体系，基于类别的归纳法能让人们利用所了解的关于某一类别的知识来推断其他的类别。一个人对这些推断的信心取决于其心理层面分类体系中的关系。例如，知道了黑猩猩会哺育幼崽，人们很容易推断出狼妈妈也可能会哺育狼崽，因为这两者都属于哺乳动物。关系树也使我们可以运用基因分类：学习者可能会发现更高层级的类别，如“鸟类”，它们具备会下蛋或有空心骨等特定特征。每当看到一种新鸟，比如说知更鸟，人们在没有进行过具体研究的情况下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知更鸟也会下蛋且有空心骨。

图5―4 有关民间生物学观点的解释

虽然这些思维模式在不同的小规模社会中具有一致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城市人口似乎在民间生物心理学方面呈现出了异常现象。在小规模社会中，人们通常使用重点类别，并且孩子们首先会学习重点类别（如图5—4），例如“知更鸟”、“狼”和“黑猩猩”。但是，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和大学生会使用所谓的“生命形态层级类别”，如“鸟”和“鱼”。此外，这些居住在城市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根据他们所了解的人类知识去推断其他物种，而不是将人类视作分类体系的一部分，像对待其他动物那样对待他们。对玛雅儿童以及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美国人的比较研究表明了原因：城市儿童在动植物方面接受的文化输入很少，因此，他们了解最多的动物就是人类。从本质上讲，城市化的西方民间生物认知系统由于认知发展期间的输入匮乏而运转失常。

这种强大的认知系统组织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通过文化传递和个人经验习得的。当然，人们关于动植物的大多数知识是通过文化传递习得的。

为了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情况，让我们参考一下孩子对陌生植物的反应。通常来说，植物上布满了多刺的荆棘、蜇人的荨麻以及危险的毒素，这些都是基因演化的结果，用于抵御侵害。鉴于人类分布地域广阔，且将植物广泛用作食物、药品和建筑材料，我们应该对植物有较充分的认识，以避免相关危险。为了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一想法，心理学家安妮·沃茨和凯伦·温让8~18个月的孩子第一次有机会接触陌生植物（罗勒和欧芹），以及人工制品，包括陌生物品和常见物品，如木匙和小灯。

实验结果是惊人的。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许多孩子干脆完全拒绝接触植物。他们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会触碰植物，而触碰人工制品所需等待的时间要短得多。相比之下，即使一个人工制品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也没有表现出这种不情愿。这个结果表明，在一岁之前，孩子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出植物与其他物品，并且会谨慎对待植物。但他们又是如何打破这种先天的保守倾向的呢？

答案是，孩子会敏锐地观察别人是怎么对待植物的，并且只倾向于触摸或食用别人已经接触或食用过的植物。事实上，他们一旦通过文化学习得到了可以进一步行动的信号，就会突然对食用植物产生兴趣。为此，安妮和凯伦让孩子观察一些演示者，这些演示者从植物上采摘果实，也从与植物大小和形状相似的人工制品上采摘类似果实的东西。演示者把果实和类似果实的东西都放进了嘴里。接下来，孩子可以选择去拿果实或者类似果实的东西。超过75%的孩子都选择了拿果实，而不是类似果实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通过文化学习得到了提示。

作为验证，孩子也会看到演示者把果实或类似果实的东西放在耳朵后面（而不是放在嘴里）。这种情况下，孩子在选择果实或者类似果实的东西上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别。似乎只有当你通过一些文化学习线索知道植物无毒时，可食用的植物才最具吸引力。

在我2013年访问耶鲁大学时，安妮告诉了我她的研究工作，回家后我将6个月大的儿子乔舒亚作为测试对象。看起来乔舒亚很可能会推翻安妮辛苦的实证工作，因为他会立刻把你给他的任何东西都放进嘴里。乔舒亚正舒适地坐在妈妈的怀抱里，我首先拿出了一个新的塑料方块。他高兴地抓住了方块并毫不犹豫地直接放进了嘴里。之后我给了他一根芝麻菜，他很快抓住了，但又迟疑地看着芝麻菜，随后慢慢松开手转向了妈妈的怀抱，芝麻菜掉在了地上。

有一点值得指出，我们从这个实验中能够看出不同的心理变化。婴儿不仅需要从大小、形状和颜色类似的物体中区分出植物，还需要对植物进行分类（如罗勒和欧芹），并能够分辨哪些是“可食用的”以及哪些是“仅可触摸的”。倘若婴儿仅通过观察他人食用罗勒就得出结论——“植物都是可以食用的”，并不会为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像吃罗勒一样吃其他植物时中毒。但如果狭义地把观察结果归于“只有那根罗勒是可以吃的”也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唯一的那根罗勒刚好被观察对象吃掉了。这是文化学习中的另一种内容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