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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楚为何一个落单的原住民能独自生存18年，而那些欧洲探险家却没能幸存下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群体是如何形成文化适应的，即在迥异而又充满挑战的环境下形成的能够保证自身存活并繁衍的一系列技能、信念、实践、动机与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化适应过程比人类本身更具智慧。人类在数代人无意识的个人选择、习得偏好、歪打正着以及偶然顿悟下形成了文化适应，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机制令今天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叹为观止（见第七章）。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因纽特人更有效的御寒着装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去除大柄苹毒素的文化适应行为。在后文中我们将讨论更多的文化适应行为，诸如保护孕妇免于海产品中毒的饮食禁忌与激发亲社会性的宗教仪式。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对文化演进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明白人类如何在生活环境的挑战下创造出那些复杂的工具和技术、形成那样的偏好。
这使我们有了一个核心认识。如今，研究人员不再将“文化”解释与“演化”或“生物学”解释对立起来。他们的许多研究结果揭示了自然选择对基因的作用机制，以及它如何塑造人类心理，进而催生能够产生复杂文化适应的“非基因性演化过程”。文化与文化演进，是在基因演化中产生心理适应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表现为向他人学习。也就是说，自然选择倾向于让人类具备向他人学习的能力。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史中，这些学习能力转化为精妙的自适应行为技能，包括那些特殊的工具以及与动植物相关的诸多知识。这些自发产生的结果，最初是在人类群体无意识的相互学习影响下出现的。随着这种相互作用的展开，“文化解释”在当代关于演化的解释中已成为一种经典且至关重要的存在。
在经典著作《文化与演化过程》一书中，罗伯特·博伊德与彼得·里克森通过数学模型探讨了基因演化引起的心理适应所带来的文化学习能力，并为这种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一旦以心理适应或其他的适应方式来看待文化学习，我们就可以追问自然选择如何塑造我们的心理与动机，并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从他人身上学到有用的策略、信仰、想法与其他偏好。
这就涉及我们应该向“谁”学习、应注意和推断什么，以及文化习得的东西何时应凌驾于我们的直接经验或直觉之上。
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揭示了文化学习如何一步一步地调整我们的心理适应。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广泛的心理能力，使我们可以高效地从他人的思想与行为中获取有用信息。在婴幼儿时期，人类便显现出这种学习本能，并且开始无意识地使用着。在很多情况下，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猜硬币博弈和“剪刀石头布”游戏，我们难以抑制自动模仿的本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即使在获得“正确答案”至关重要的情况下，文化学习机制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实践、策略、信仰和动机。事实上，我们越认为得到“正确答案”重要，就越依赖文化学习。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应思考文化学习是如何普遍影响我们的行为与心理的。表4—1列出了受文化学习影响的一些领域的相关研究，其中涵盖了重要性程度不同的演化领域，如饮食偏好、择偶标准、技术引进、自杀行为以及与利他主义和公平相关的社会动机。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文化学习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并改变我们对事物与他人进行判断时启用的神经系统。如此一来，这也建立起了我们评判自己的标准。一个经典的实验表明，孩子们会习得用于判断是否奖励自己表现的标准。
当孩子们看到，示范者在保龄球游戏中只有获得高分时才用M&M巧克力豆奖励自己，他们会模仿这一奖励标准，在没有获得高分时不去吃巧克力豆。越来越清晰的是，通过文化习得的标准或价值观会引导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去进行个体学习、训练和反复摸索。
表4—1 文化学习领域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将文化学习能力视为基因层面演化而来的心理适应机制，如何能加深我们对以下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个体如何适应环境，二是群体如何在世代传承中适应所处环境。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如何确定应该向谁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可以阐明文化适应是如何产生的。
假设你是一个生活在狩猎采集族群中的男孩，而所在族群的打猎范围非常广，为了生存，你应该如何进行打猎呢？你可以先进行一些尝试。比如，试着向瞪羚扔几块石头或追逐斑马，你也可以等到狩猎本能被激发后再进行打猎。如果你选择后者，那么你很可能会像富兰克林、伯克与纳瓦埃斯那样，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富兰克林的队伍忍受着饥饿在浮冰上度过了近两年，其间没有一个人想出制作鱼叉并猎捕海豹的方法。实际上，作为一个文化物种，我们即使没有专业的狩猎能力，也会被激发出一种内在本能，寻找可以模仿的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会去模仿任何人。有抱负的年轻猎人首先会尽可能地向那些已有所成的人学习，比如他们的兄弟、父亲和叔伯。之后，也许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在族群中找寻最成功、最有声望的长者进行学习，并且对之前学到的技能进行改进。学习者在定位自己的文化学习对象时通常遵循三条线索，分别是年龄、成功与声望。由于狩猎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所以或许还可以再加上“男性”这一线索。这些线索，不仅可以帮助你在族群中迅速找到那些懂得与狩猎相关的实践、惯例、信仰和技能的人，还会让你得到关心你的人的帮助，进而逐渐培养出你的能力与技能。此外，由于某些个体会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如拥有良好基因）而取得成功或获得声望，所以你需要观察多位顶尖狩猎者，而且只采用多数人常用的几种手法。
更广泛地说，从人类演化的推论上看，学习者应该运用各种线索来确定哪些人值得学习。这些线索可让学习者锁定最可能对提高其生存技能及繁殖能力有帮助的人物。在衡量这些潜在学习对象（以下简称“示范者”）的重要性时，一个人应该对示范者的健康状态、是否幸福、所拥有的技能、可靠性、能力、成功与否、年龄、声望以及信心与自豪感等相关线索进行全面评估。这些线索应该与性别、性格或种族（可通过语言或着装得到提示）等自相似性线索联系起来。自相似性线索可以让学习者专注于那些（在行为或偏好上）具备对自己未来的角色有帮助的文化特性的人。以性别线索为例，这会有效地减少十几岁男孩关注许多女性专属活动细节的时间，例如，如何给婴儿哺乳，如何处理初乳，等等。所有这些线索都编入了“示范者”的文化学习机制，以便帮助一个人寻找他的示范者。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文化学习的选择性问题。
许多基于示范者自身的线索（如成功与声望）与他们的特定行为（如打猎或打高尔夫球）之间并没有非常紧要的联系。然而我们预计这些线索会影响对更广泛文化特征的学习，比如从对食物、伴侣、葡萄酒和语言的偏好，一直到对神灵、起源、天使、因果报应与重力等无形动因或力量的信仰等。我们并非期待每一条线索都要对不同领域有同等程度的影响力。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猎人或篮球运动员的因素无疑分别是其制箭技术或跳投水平，但吃胡萝卜的习惯以及在打猎或打篮球之前进行简短祷告的行为，也可能产生影响。吃胡萝卜可能会提升视力，而祷告则可能使人镇定、集中注意力（或带来超自然力量的援助）。
让我们对技能与成功这两条线索带来的影响做更深入的讨论，这对我们理解能力与可靠性有所帮助。在一个领域中，技能往往是最经常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线索。例如，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一位作家的书籍来评价其写作能力。而在一个觅食社会中，一个有抱负的猎人可能会观察经验丰富的猎人如何熟练地追踪长颈鹿，并潜伏在树丛中精准地射中目标。与技能线索相比，成功线索表现得更为间接，而且可能更加有用，因为成功线索综合了各种信息。在成功线索下，我们以作家作品的销售量，以及猎人狩猎后是否带回丰盛的猎物来评价他们的能力。在狩猎社会中，对于猎人的捕获量，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他项链上猴子牙齿的数量，或者他屋外悬挂着的猪下颌骨数量来进行判断。
若要考察成功线索在文化学习中的影响力与普遍性，可参考以下实验。一群MBA学生参与了两组不同版本的投资游戏实验。在游戏中，他们必须在A、B、C三个不同的投资项目中分配资金。他们会被告知每一笔投资的平均收益及其波动情况（有时候你的收益会超出平均值，而有时则会低于平均值），还会被告知不同投资项目之间的相关性，如在投资A的价值上升时投资B的价值会下降等。参与者可以贷款进行投资。在每一轮游戏中，参与者都需要对资金进行分配并获取相应收益。每一轮结束后，他们可以为下一轮调整资金分配方式，如此反复进行16轮。在游戏结束后，每个人的投资组合表现排名将直接影响他们在这门课程中的成绩。你如果对MBA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素，会使参与者有强烈的动机在游戏中赚取更多的收益。
学生们被随机分配成两组，分别参与不同的实验方案。在第一组实验中，参与者需要自己做出决定，即在16轮游戏中只能依靠自己的选择来获取经验。第二组实验也大致相同，只不过这个组的学生在每一轮游戏过后，可以看到匿名公示的所有参与者的分配方案与绩效排名。
这两组实验结果存在的差异让设计这个实验的经济学家感到意外（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很容易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意外
）。实验中有三个现象出人意料。首先，被分到第二组的学生并没有像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那样对附加信息（公示出来的绩效情况）进行利用。相反，经过仔细的分析，我们看到许多参与者直接复制（模仿）了上一轮中表现最佳的投资者的分配方案。其次，这个实验给出的环境简单到学生们可以轻松算出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分配方案。我们将两组实验的结果与这种最优分配方案进行了比较。只依靠自身经验进行游戏的学生基本没有做到最优分配，因此，第一组的整体成绩比较差。然而，第二组的学生通过相互借鉴与模仿，在游戏结束时几乎都实现了最优分配。有趣的一点是，在只考察相对排名、没有团队奖励的情况下，第二组整体取得了好成绩。最后，虽然模仿与借鉴他人对提高整体成绩影响显著，但对个体而言是灾难性的。有时那些顶尖玩家非常幸运，冒着巨大的风险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可观的回报。但是当其他人竞相模仿他们采用诸如大量借款等高风险的做法时，运气往往很差，结果导致大量的破产情况。
这一实验探讨的核心在于，人们有模仿成功者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大量不同领域中，无论是在受控的实验条件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所体现。
在一个实验中，当大学生因做了正确的选择或是表现优异而被给予现金奖励时，他们会更依靠成功线索。事实上，正如演化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遇到的问题越是具有挑战性或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越容易依靠文化学习。这揭示了个体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依赖文化学习而非自身经验或直觉。
有意思的是，假如你是一名真正的股市投资者，在购买交易所交易基金时可以与市场专家、亿万富翁投资者及顶级投资经理的选择相匹配，现如今这已成为一种正规策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你无法复制他们的运气。
在实验中，经济学家也揭示出，人类依赖“技能”或“成功”线索进行文化学习，目的在于：（1）对他人的世界观进行推断和模仿，即使他人与自己掌握了相同的信息；（2）在模仿他人不会得到最佳方案时，使自己适应竞争局面。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世界各地的农民都会采用那些更成功邻居的新技术、新做法和新作物。
与经济学研究结果一样，几十年来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成功与技能线索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强调，学习机制会在人的无意识中发挥作用，无论得到正确答案是否会受到激励。
由亚历克斯·梅索迪与其合作者进行的实验特别适用于解释我们所关注的复杂技术问题。
在他的箭头设计实验中，参与的学生需要在计算机上使用不同的箭头进行虚拟狩猎，并反复进行试错学习。只要有机会，这些学生就会利用基于成功线索的文化学习来设计他们的箭头。而在利用文化信息后，他们能迅速地制作出适用于更复杂、更现实环境的更有效的理想箭头。
自2000年以来，发展心理学家重新开始关注婴儿与儿童的文化学习，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线索。随着新的演化思想的流行，他们开始关注测试个体在何时、向何人学习，以及进行怎样的文化学习。现在已经证明，婴幼儿会依靠能力、可靠程度以及熟悉程度等线索来决定向何人进行学习。实际上，在一岁左右时，孩子就会用已掌握的早期文化知识去判定哪些人拥有知识，并且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注意力与记忆力。
婴幼儿非常擅长进行发展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参照”。婴幼儿在遇到新奇的事物时——比如爬到电锯旁边后——通常会看向母亲或者身边其他的大人，并观察他们的情绪反应。假如这些大人给出了积极的反应，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继续研究这个新奇的事物。相反，如果大人表现出了恐惧或担心的情绪，他们通常会选择后退。即便在场的大人是他们不认识的陌生人，结果也是一样的。在另一个实验中，几位母亲将她们一岁大的幼儿带到了首尔大学的实验室。当幼儿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开始玩耍时，他们的母亲则在接受着关于在实验中如何表现的培训。研究人员准备了三种玩具，当幼儿们看到这些玩具时，通常会有积极、消极、好奇（看到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玩具）三种典型反应。研究人员会把这些不同类型的玩具逐次放到幼儿面前，对他们的反应进行记录。而幼儿的母亲与一位陌生女性则分别坐在幼儿两侧，并按照指示做出微笑或恐惧的表情。
这项实验的结果与前文中针对儿童和大学生的文化学习实验的结果惊人地相似。首先，幼儿会进行一次“社会参照”，当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玩具摆在他面前时，他看向旁边大人的次数是其他情况的4倍。也就是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进行文化学习。这正对应了演化理论所预测的个体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文化学习。其次，当面对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玩具时，幼儿会根据大人的情绪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看到大人脸上是恐惧的表情时，他们会选择后退；当看到大人做出开心的反应时，他们则会靠近玩具，并且更积极地把玩那个玩具。最后，相比自己的母亲，幼儿更倾向于观察陌生人的情绪反应，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母亲同样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不会比陌生人了解得更多。
在幼儿长到14个月后，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社会参照，而展现出了可以运用自己的技能或能力来选择示范者的迹象。当观察到一名成年示范者对着一双鞋子做出疑惑的表情并将鞋子放在手上时，对于这名示范者用头打开灯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德国幼儿往往不会去模仿。但是，如果示范者表现得熟练自信，比如非常自如地穿上鞋子，那么幼儿通常就会模仿其举动，也用头打开灯。
大量的研究表明，3岁的儿童不仅会在当下的文化学习中追踪和运用这些能力，还会保留这些信息，以便未来在多个领域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比如，孩子们会记住哪些人知晓常见事物（如“鸭子”）的正确语言标记，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学习新的工具与词汇。他们能将有关示范者能力的信息牢记一周，并优先从表现更出色的示范者那里学习新事物。
通过观察他人的所见所闻，或所遵从的事情，学习者可以更有效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向何人学习。在具备了这些“声望线索”后，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其他人也在探寻并已获取了关于群体中谁可能拥有更适用信息的见解。一旦学习者认定某个人值得学习，或许是因为了解到他的成就，就必然需要与他接触，通过观察、聆听或与他互动来获取信息。在试图获得信息时，学习者往往会在对话中遵从对方的范式，并给予对方更多的“发言权”。当然，学习者会自动地、无意识地模仿他所选择的示范者，包括示范者的说话方式（参见第八章）。因此，人类会对视觉注意力、拥有“发言权”、对话中的顺从关系等行为模式（身体姿态或动作）非常敏感。我们会利用这些声望线索迅速锁定要学习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声望线索代表一种二阶文化学习，即我们从他人的行为中推断出他们认为谁值得学习，进而确定我们向谁学习。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文化学习知道向谁学习。
尽管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是能够证明人类利用声望线索的直接实验证据相对贫乏。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像社会名流这种有声望的人士或新闻报纸上所说的内容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甚至当一些有声望的人士谈论与自己的领域毫不相干的事情（比如一名高尔夫球手谈论汽车质量问题）时，这种效应也会发挥作用，尽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被告知这些人是“专家”或“最优秀的人”之外，学习者并没有获得任何特定的、可使用的线索来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提供了有关声望线索的一些证据。
为了在实验室中解决这一问题，马切伊·胡德克、休·伯奇与我围绕声望这一线索进行了更直接的实验。休是一名发展心理学家，而马切伊是我的研究生（实际工作都是由他完成的）。我们给学龄前儿童播放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们会看到两位潜在的示范者用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同一件东西。视频中还会出现两名旁观者，他们会选择优先观察两位示范者中的一位。旁观者表现出的视觉注意力提供了“声望线索”，这似乎标记出了两位潜在示范者中的一位。然后，孩子们将看到两位潜在示范者各自选择不同的食物与不同颜色的饮料。他们还会看到两位潜在示范者用不同的方式玩一个玩具。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孩子们会被要求从两种不同的食物与饮料中选择一种，并且可以用他们喜欢的方式玩这个玩具。效仿视频中被赋予“声望线索”的示范者所使用玩法的儿童数量是效仿另外一位示范者所使用玩法的儿童数量的13倍。在选择食物与饮料方面，效仿具有“声望线索”的示范者的儿童数量是效仿另外一位示范者的儿童数量的4倍。实验结束后，孩子们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表现出他们受到了声望线索的影响。这些实验表明，儿童会迅速且无意识地观察到他人的视觉注意力，并利用它们指导自己的文化学习。我们不仅仅遵循技能与成功线索，还遵循声望线索。
第八章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拓展，试图探讨选择性的文化学习如何推动人类另一种社会地位——声望的演进。在人类这个物种中，声望与我们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支配地位相并列。我们将会明白，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有些人是因为出名本身而更加出名。
人们会下意识地使用自相似性线索，比如性别与种族，以进一步使他们的文化学习得到磨炼，呈现出个性化。自相似性线索将帮助学习者，或是已经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帮助过学习者，找到最适合他们、匹配他们的才华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技能、实践方式、信念和动机。例如，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在人类的谱系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分工已经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如果这属实的话，不论男女都会去学习自己的同性。如此一来，新手便能习得日后将承担的角色，比如母亲、猎人、厨师和织工等所需的技能与行为准则。同样，由于个体在身高或性格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在不同方面影响一个人的表现，而这时学习者往往会优先关注那些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第十一章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以演化逻辑为支撑的预测行为，学习者会优先关注与自己有相同种族特征（如语言、信仰和饮食习惯等）的人，并向他们学习。简而言之，这些线索使学习者为了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以及进行良好的社会互动，而去关注那些最有可能掌握社会规范、象征符号及行为模式的人。
20世纪70年代就有大量的心理学实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优先选择与自己同一性别的示范者进行互动或学习，而非异性示范者。儿童在发展出性别认同之前就表现出了这一性别偏向，并影响着他们从父母、老师、同龄人与社会名流那里学到的东西。事实上，孩子们能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就是因为他们模仿的是同性示范者，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这种学习偏向会影响多个文化领域，包括音乐品味、攻击性、体态和对物品的偏好。之后，我们会看到在现实世界中，这既会影响学生们的学习（和表现），也会影响模仿性自杀的模式。
我从前的学生、脑科学家伊丽莎白·雷诺兹·洛辛及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在一项研究中为性别偏向性文化学习提供了一种以神经学为基础的解释。借助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伊丽莎白将研究重心放在学习者模仿同性示范者与异性示范者时大脑活动的差异上。她让来自洛杉矶的男女参与者在观察同性或异性示范者任意做出的手势后，模仿所看到的手势。通过比较在观察和模仿同性与异性示范者时同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伊丽莎白发现，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女性觉得模仿同性比模仿异性更有“回报”，男性亦然。当人们模仿同性示范者时，伏隔核、背侧和腹侧纹状体、眶额皮质及左侧杏仁核的神经元放电活动更为活跃。她在分析了现有的大脑研究数据库后发现，当人们因给出正确答案而获得金钱等奖励时，这种大脑活动模式就会出现。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模仿同性时比在模仿异性时在内心层面更具“回报”感，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模仿同性。
虽然有关种族偏向性文化学习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但日渐明确的是，婴幼儿、儿童与成人会优先选择向同一种族的人学习，也就是说，人们会有倾向性地、有选择地向那些与自己具有同一种族特征的对象学习。幼儿首先会从与自己语言相通或使用同一种方言的对象那里习得饮食偏好并了解新事物的功能。在英语世界，即使潜在示范者用类似英语的发音发出一连串无意义的声音时，这也成立。这也表明，比起使用不同语言说出无意义的话的人，孩子们更偏向于效仿那些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无意义的话的人（这让我想到美国的许多政治话语）。婴儿通过思考，更偏向于模仿讲他们母语（如德语）的人做出的复杂且不同寻常的动作（比如用头打开灯），而不会模仿那些讲陌生语言（如俄语）的人。而且，儿童和成人都倾向于向那些与自己有共同信仰的人学习。
这些实验结果显示，跟性别与种族有关的线索会激发我们的文化学习心理，让我们对示范者的言行产生兴趣，并使我们集中注意力、加深记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学生们可以从在这些方面与他们更匹配的讲师或教授那里更有效地获取知识，而这会影响他们的成绩、未来的专业或职业选择。学校教育毕竟是文化传递的一个主要渠道。当然，将这种偏向性学习等同于因果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是很棘手的，因为老师也有自己的偏向性，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偏袒或奖励那些与自己同性或同种族的学生。在现实世界中，确定因果关系是经济学家最擅长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
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弗洛里安·霍夫曼及其合作者利用大量关于学生、课程与老师的数据，发现了与前述实验结果一致的现实证据：对学生来说，由与自己同种族或民族的教师授课，学生的辍学率会明显降低，并且成绩也会提高。实际上，在一所社区大学上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在一位非洲裔老师指导下，辍学率降低了6个百分点，成绩达到B或以上等级的学生比例也增加了13个百分点。弗洛里安的团队发现，来自多伦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数据也同样表明，被分配给同一性别的授课教师，学生的成绩会有一定提高。
与之前许多学者不同，在考察了本科生的大班课程后，弗洛里安及其合作者打消了关于这种模式是由老师的偏向性引起的担忧。这是因为：第一，学生无法选择授课老师；第二，学生对老师来说是匿名的；第三，成绩都是由助教来评定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偏向性会影响学习者愿意关注并向之学习的对象。
我们带有偏向性的文化学习是示范者如此重要的原因。
无论是作为能力与经验的间接衡量指标，还是作为自相似性的衡量手段，年龄线索对文化学习都至关重要，这源于两个不同的演化因素。对于儿童来说，关注并学习比自己稍大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向具备更多经验的个体学习，与此同时，这也提供了一种自我培养的方式，使他们能够逐渐从掌握简单技能过渡到掌握复杂技能。虽然学习者可以在群体中找到最成功的人，比如族群里最好的猎人，并向他学习，但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缺乏经验或准备不足而掌握不了那些只有顶级猎人才能领略到的细节和精妙之处。相反，如果关注一个只比自己年龄稍大的孩子，那么年幼的学习者便可以锁定那些技能仅比自己高出适度水平的示范者。这样便创造出了一个渐进式的、更顺畅且持续的技能学习过程，学习者可以来回往复地观察比自己稍大的示范者，付诸练习与实践，并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重复这一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年幼的孩子往往特别喜欢跟在哥哥姐姐或表哥表姐后面，以及为什么在规模较小的社会中经常出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情况。
与演化的预期相一致，幼儿在评估潜在示范者的年龄时有可能是根据体格大小来进行判断的。幼儿通常喜欢把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当作示范者——除了那些已被认定为不能依靠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在权衡了示范者的年龄与能力之后，他们也有可能选择年龄更小但更有能力的示范者。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时，更倾向于模仿同在二年级的同学，而不是模仿幼儿园的孩子。然而，在发现有些幼儿园的孩子和有些二年级的同学一样都善于解决一些难题后，很多二年级的学生在挑水果时便会选择去模仿那些能够解决难题的人，即使他们来自幼儿园。在一般情况下，婴幼儿和儿童会通过观察年长的同性示范者享用的特定食物而改变他们的饮食偏好。即使是14个月大的幼儿也会对年龄线索非常敏感。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年龄谱系的终端，在过去人类演化的过程中，长者这一身份本身便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当原始狩猎采集者的年龄达到65岁时，自然选择已经筛去了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人。这意味着，长者在一个群体中最有经验，他们还经历了几十年来自然选择不断试图缩减人数的筛选。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假设有一个年龄在20~30岁的100人的群体。在这100人当中，只有40人习惯在做饭时加入辣椒。假设由于辣椒有抗菌作用，可以抑制食源性病原菌，从而降低食用者的致病率。如果常年食用辣椒可以使一个人活到65岁的概率从10%提高到20%，那么在65岁这一年龄群体中会有57%的人平时食用辣椒。如果文化学习者模仿这些年长者而不是年轻人，他们就有机会获得这种可以活得更久的文化特性。而即使学习者没有意识到吃辣椒会对健康产生影响，这也依然成立（见第七章）。基于这种不同的死亡率，具有年龄偏向性的文化学习可以强化自然选择的作用。
假设现在饥肠辘辘的你身处外国一个陌生城市的一条繁华商业街上，有10家餐厅供你选择。由于不懂当地语言，所以你看不懂菜单，但你可以从菜单上的价格与餐厅氛围中感受到这10家餐厅相差无几。其中1家餐厅有40位顾客在吃饭，6家餐厅各有10位顾客，其余的3家餐厅除了服务员没有其他人。如果你有超过40%的情况会选择那家有40位顾客的餐厅，那么你就在运用从众机制，即你有强烈的模仿普遍特性的倾向。
演化模型旨在以数学方式阐释自然选择的逻辑，该模型预测学习者会使用所谓的“从众传递”来解决各类学习问题。只要个体学习、直觉、直接经验与其他文化学习机制倾向于产生适应性行为、信念和动机，那么从众传递就能帮助学习者整合群体中的分散信息。例如，假设长期垂钓经验会使一名垂钓者（在连接单根的渔线时）更喜欢使用血结，而非其他打结方式，因为血结客观上是最好的。然而，根据个人经验的不同，那些长期垂钓者中有50%的人习惯打血结，而30%的人会打渔人结，其余20%的人则会选择其他五种打结方式中的一种。学习者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会跳过其他打结方式直接选择血结。这说明，群体智慧已经融入我们的心理了。
虽然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实验证据揭示了人类与刺鱼（一种鱼）的从众传递现象，但它没有前文中讨论的那些基于示范的线索多。然而，当问题棘手、不确定性很大或利益攸关时，人们会普遍采用从众传递。
当然，我们应该预期学习者能够结合前文中提到的学习探索方法。比如，对于吃辣椒这件事，如果学习者只在学习长者时启用从众传递，实际采用这种做法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是意志强烈的从众传递者，他们将总是能够从中获益。
你可能已经知道自杀行为是带有声望偏向的，即一个名人的自杀会带动社会自杀率的飙升（名人请务必将这一点铭记于心）。这种现象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发生。除了声望之外，自杀的文化传递还受到了自相似性线索的影响。在名人自杀后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那些人，往往在性别、年龄和种族上与前者有所关联。名人自杀不只会隐约地触发别人的自杀动机。人们模仿的不仅仅是名人的自杀行为本身，还会模仿名人所采取的具体自杀方式，比如卧轨等。此外，大部分因受到名人诱导而自杀的行为并非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悲剧。如果是那样的话，自杀率在达到顶点后会下降并低于长期平均值，但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这些是原本不必发生的额外自杀行为。
这可以看作一种传染型的自杀行为。20世纪60年代初，太平洋西部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出现一种可怕的自杀模式，持续了约25年的时间。随着态势的蔓延，自杀行为呈现出一种固定模式。受害者通常是介于15~24岁（平均年龄18岁）、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年轻男性。在与父母或者女友发生冲突后，受害者会产生幻觉，认为自己受到了已去世受害者的召唤（我们从自杀未遂的案例中得知这一点）。作为回应，前者有时候会在一所废弃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他们会采用站立或跪着的姿势上吊，这样做会使他们逐渐窒息、失去意识直至最后死亡。这些自杀事件在特定地区社交关系密切的青少年和年轻男性中间不定期爆发，这是常见的模式。有时候，这样的传染型自杀行为可以追溯至事件的起源，比如当地一名29岁的富家子弟的自杀行为。这类案件中，有75%的自杀者在自杀之前并没有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或抑郁的征兆。有意思的是，在密克罗尼西亚地区，这样的传染型自杀行为只局限在特鲁克人和马绍尔人这两个族群之间。
我们可以看出，声望和自相似性（包括性别与种族）影响了自杀行为的扩散。
大多数人不会模仿自杀行为，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文化学习能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力。如果人们通过文化学习了结自己的生命，那么将很难界定文化对人类的影响力边界。模仿自杀的行为凸显了我们模仿倾向的强大，并意味着在适当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学习获得那些大多数情况下会直接被自然选择淘汰的行为方式。如果人类愿意模仿一些如此明显不符合自身利益或遗传利益的行为，试着想象一下，我们还会通过文化传递习得多少其他代价更低的事物。
除了采取基于示范者的机制进行文化学习以外，我们也应该明白，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学习某些可预测领域知识的心理能力与偏好，如饮食、取火、可食用植物、动物、工具、社会规范、种族与声誉（八卦）等，这些可能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程中都非常重要。自然选择可能促使我们关注并对这些领域产生兴趣，同时产生推理偏好，从而在记忆中对信息进行编码，增强可学习性。在后续章节，我们将探讨文化—基因协同演进如何产生这些特殊的认知能力或内容偏向性，并考察支撑着这些观点的关键证据。
假如人类是文化物种，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与学习他人的能力或许是最关键的适应行为。文化学习的核心在于，让我们拥有对别人的目的、偏好、动机、意图、信念与策略做出推论的能力。这些认知能力与所谓的心智化或心智理论密切相关。任何人一旦错过了心智化与文化学习的机会或者起步稍晚，就会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完全掌握与更优秀的文化学习者相竞争所需的社会规范、技能和诀窍。这种逻辑表明，我们在文化学习中需要的心理机制应在成长早期就被激发出来。我们将依靠这一心理机制弄清楚需要吃什么东西、如何与人进行沟通、要回避哪些人、如何行动以及需要练习哪些技能等。
西方世界对婴幼儿进行实验的结果，以及近年来对斐济、亚马孙地区与中国等地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心智化能力在人类早期便开始发展并跨越了不同的人类社会。在一些社会中，大约8个月大的婴儿就已经具有推断别人目标与意图的能力，并且可以判断出哪些人可能有文化知识。例如，婴儿会模仿一个示范者的目的或意图，比如牢牢抓住一个玩具，即使这个示范者没有实现这一目的或意图，但婴儿不会复制无意识的行为，即使这一行为成功抓住了玩具。而到孩子蹒跚学步时，他们已经可以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复杂的判断。例如，当意识到一个潜在示范者给熟悉的物品错误命名时，他们就会降低对这个示范者后续言论的信任度。同样，孩子可以分辨哪些情境因素对示范者来说是陌生的，并在此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即便这些因素对学习者而言是熟悉的。
尽管许多演化论者也认同心智化能力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这些认知能力通过基因演化而来，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捉弄、操控与欺骗同一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这属于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罗宾可以推断出迈克的目标、动机或信仰，罗宾就可以利用或操控迈克。罗宾能比迈克想得更多，进而会在策略上胜过迈克。
然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自从心智化能力演化以来，为了更有效地推断出示范者的潜在目标、策略和偏好以便更好地向他人学习，人们剔除了诡计、操纵与欺骗的成分。心智化能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教学，因为要进行良好的教学我们必须知道学习者需要学习什么。这些观点属于文化智力假说的范畴。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将以上两个假说进行结合。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我们让孩子们运用他们的心智化能力模仿他人的策略或利用倒霉的对手。结果是明显的，虽然回报与个人经验使他们不太偏向模仿别人，但他们仍更倾向于文化学习，而非马基雅维利式的利用。
当然，这并不是说心智化能力不会被用于社会性战略，这在黑猩猩实验中已得到印证。
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人类社会中，你首先需要知晓并掌握这个世界得以运行的社会规范与规则，战略思维才会有用；要想成功运用马基雅维利主义，你首先需要成为一名熟练的文化学习者。在没有弄懂运行机制与规则之前，你无法随意地更改、利用与操控规则。
通过观察婴幼儿的行为，我们发现，人类会很快高度依赖仔细观察他人并向他人学习。他们通常运用心智化能力，并使用成功、声望等线索来寻找他们的学习对象。这样看来，我们对文化学习的依赖程度超过了自身的经验或先天的直觉，就像与其他线索相比，我们更加重视声望或性别线索，而这可能是由亲身经验与直接观察得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能够根据在世界中遇到的不同情境来校准这些机制。
在形成传授能力方面，亲身经验与观察他人显得尤其重要。传授是文化学习的另一方面。它发生在示范者变为信息的积极传播者之时。在后面我将讨论，尤其是从语言得到演进以来，自然选择一直扮演着促进信息传播或沟通的角色。尽管如此，当面对复杂的任务、概念或技能时，大多数人都不算是良好的传授者，因此文化演进衍生出了广泛用于更有效传播特定类型内容的战略与技术，如柔道、代数或烹饪。这是一种增强文化传递保真度的方式，使学习者在获得技能的同时掌握传授这些技能的技巧。
在早期，人类刚刚开始依赖文化学习，且文化演进逐渐加速时，人类或许是从反复试验中获取了观察与模仿别人的能力，这样往往比采用其他策略更能获得最佳答案。
与此观点相符的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猿类似乎比其他猿类更擅长模仿。然而重点在于，虽然与未被人类抚养的猿类相比，它们确实有进步，但与同时期在相同环境下长大的人类孩子相比，它们仍相形见绌。这些证据表明，文化学习一开始可能是对文化演进最早期积累所创造的丰富环境的一种回应（参见第十六章）。
这种文化学习的增加，促进了更大范围内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基因演化的进一步发展，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文化学习者。在相同环境下成长的猿类与人类婴儿之间的差距表明，文化学习的出现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并迅速对人类产生了影响，当然，人类仍可凭借经验对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