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迷失的欧洲探险家

1845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幽冥号”以及“恐怖号”在约翰·富兰克林爵士的指挥下，从不列颠群岛起航，去寻找传说中的西北航道—— 一条可以连接西欧与东亚并带动双方贸易的海上航道。此次任务堪称19世纪中叶的“阿波罗计划”，因为英国正在与俄国角逐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控制权以及扩大全球范围内的领土。英国海军部为富兰克林爵士这位航海经验丰富、此前曾到过北极地区的海军将领，配备了两艘接受过北极地区实地检验的强化版破冰船。这两艘船配备了最先进的蒸汽机、可伸缩螺旋桨、可拆卸船舵，还有软木隔离材料、燃煤型内部供热机与海水淡化机，以及可使用5年的给养——其中包括数万罐食品（当时罐装技术是一项新技术）和一个藏有1200卷图书的藏书室。这支前往冰雪覆盖的北方的探险船队，为忍受酷寒的北极冬天可谓准备充分。

不出所料，这支探险船队的第一个探险季因为被困在北极圈以北600英里 的德文岛和比奇岛附近而搁浅。他们成功地在冰冻的海面上熬过了10个月，随着海面逐渐解冻，探险船队开始向南航行，去探索威廉王岛附近的航道，至1846年9月他们再一次被困在了浮冰群上。但是这一次，直到来年夏天，浮冰群仍旧没有解冻的迹象，他们还要再被困一年。富兰克林旋即离开了人世，留下他的船员们在浮冰中度过来年，而食物与燃煤（取暖用）供给日渐耗尽。1848年4月，在海上滞留了19个月后，他们的副船长，一名有经验的长官克罗泽命令他的105名船员彻底弃船，前往威廉王岛扎营。

没有人确切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人都在缓慢走向死亡。考古证据与众多被派去营救探险船队的探险家所收集的当地因纽特人的记述表明，船员队伍四分五裂，往南迁徙，随后发生食人行为。一份报告显示，一群因纽特人遇到了一支饥饿的船员队伍，并为他们提供了海豹肉，但当因纽特人看到船员们在搬运人类肢体后，便迅速离开了他们。船员们的遗骸在岛上的几个地区被发现。还有一个从未得到证实的传闻，克罗泽一直往南走，遇到了齐佩瓦人，他为了躲避持续而有组织的食人惨案所带来的耻辱，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为什么这些人没能生存下来，而当地人却能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得很好呢？威廉王岛位于奈特斯利克部落的中心地区，因纽特人就像富兰克林的船员一样，会在浮冰群上过冬，到了夏天再回到岛上生活。冬天，他们住进雪屋并且使用鱼叉来猎捕海豹。夏天，他们住在帐篷里，使用以复杂工序组合起来的复合弓猎捕驯鹿、麝牛与鸟类，坐在皮艇上用鱼叉（三叉形状的，见图3—1）捕捉鲑鱼。威廉王岛的主要港口在奈特斯利克语中被称为Uqsuqtuuq，意为“丰厚的肥肉”（海豹肉）。 对奈特斯利克人来说，这座岛屿拥有丰富的资源，可用于获取食物、制作衣物、建造住所和打造工具（比如浮木）。

富兰克林的船员是105个大脑发达且干劲儿十足的灵长类动物，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人类3万多年来以采集食物为生的地方。这些船员在北极待了3年时间，其中有一半以上时间被困在了浮冰群上。他们在食物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曾试图运用自己的智力在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在船上经历了艰难的时光后，这些船员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本应是一个目标一致并紧密团结的群体。在奈特斯利克地区，105个人与一个规模较大部落的人口相当，而且这队人甚至无须担心照顾老幼的问题。可是，这些船员最终还是消失了，他们被险恶的环境击溃，只留在了因纽特人的故事中。

船员们没有存活下来的原因，是人类在面对新环境时，无法像其他动物那样或者依靠个人智力去适应环境。105名智慧的船员中没有一个人弄明白，怎样利用在他们扎营的威廉王岛西海岸随处可见的浮木制作反曲复合弓。这是因纽特人在围捕驯鹿时所使用的工具。船员们还缺乏多种关于建造雪屋、提取淡水、猎捕海豹、制造皮艇、叉获鲑鱼以及缝制防寒服的文化知识。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若想在威廉王岛上生存下去，必须掌握的因纽特文化习俗。为了猎捕海豹，首先要学会在冰层上寻找它们的透气口。透气口周围得有积雪覆盖，否则海豹在听到动静后会溜走。在找到透气口后，需要打开透气口并闻一闻，确认它是否还在使用（那么，你熟悉海豹的气味吗？），再用一根特制的驯鹿弯角来评估透气口的形状。完成以上步骤后，用积雪遮盖透气口，只在顶部留下一个小缝隙，安上一个提示装置，这样海豹进入透气口时会触碰到这个装置，而你要在那一瞬间用尽全力插入鱼叉。一般来说，鱼叉的长度大约为1.5米，配备由编织好的筋线牵引的可拆卸的鱼叉头。你可以用浮木弓来猎捕驯鹿，以得到鹿角。鱼叉的叉刃由异常坚硬的北极熊熊骨制成（所以你还需要知道如何猎杀北极熊，最好能找到熊窝并趁它们睡觉时捕杀它们）。在刺中海豹后，你还需要同它进行一次角力比赛，将它拉上冰面，最后用熊骨鱼叉结束它的生命。

现在你终于抓到了一只海豹，但是还必须把它煮熟。显然，在这样一个高纬度的地方是没有什么树木可以作为燃料的，而以稀少的浮木作为日常的生火材料则显得代价太过高昂。为了求得稳定的火源，你需要用皂石刻一盏灯（你知道皂石长什么样子吗？），再从鲸脂中提炼出一些鲸油来将灯点燃，你也需要用一种特殊苔藓来制作灯芯。同时你还需要水。浮冰是被冻住的海盐水，饮用它只会让你脱水得更快。不过，古海冰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盐分，所以可以融化它来制作饮用水。当然，你要通过颜色与纹理辨认出古海冰，为了融化它们，你要确保皂石灯里有足够的鲸油。

这些生存技能仅仅是生存于北极地区应掌握的文化知识的冰山一角。我甚至还没有提到怎样制作篮子、鱼梁、雪橇、护目镜以及药物或鱼叉（见图3—1），更不用说使用雪橇安全出行所必备的有关天气、积雪与冰况的种种知识。

不过，尽管因纽特人非常了不起，但或许是我要求太高了，没有谁可以被困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两年还能存活下来。毕竟，人类是一种起源于热带的灵长类动物，而威廉王岛上的冬季平均气温在-35℃~-25℃，在19世纪中叶甚至可能更低。然而，在富兰克林探险队前后，另外有两支探险队也被困于威廉王岛上。尽管他们比富兰克林探险队的人数少很多，装备也不齐全，但他们幸存了下来，还将探险继续下去。那么，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富兰克林探险队进入北极的15年前，约翰·罗斯与22名船员放弃了他们的“胜利号”，登上了威廉王岛。在这个岛上的3年时间里，罗斯等人不仅存活了下来，还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探索，包括对这个岛屿的磁极定位。罗斯的成功不足为奇：因为他依靠了因纽特人。尽管他不太喜欢与人打交道，但还是勉强与当地人结为好友，建立了贸易关系，甚至还为一名瘸腿的因纽特人制作了一条木腿。罗斯惊讶于因纽特人制造的雪屋、用途繁多的工具以及保暖效果惊人的防寒衣物。他积极地学习因纽特人猎捕海豹、追踪动物以及用狗拉雪橇出行的方法。作为回报，因纽特人从罗斯那里学会了如何在正餐中正确使用刀叉。罗斯收集和记录了大量关于因纽特人的民族志资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出于他获取生存关键信息和保持良好关系的实际需要。在停留期间，罗斯曾在日志中对因纽特人的长时间失踪表示担心，而当他们带着180磅 的鱼、50张海豹皮、熊、麝牛、鹿肉以及饮用水回来时，他又满怀欣慰。他还惊讶于因纽特人强健的体格与充沛的精力。其间罗斯的雪橇探险总是会有因纽特人随行，他们充当向导、猎人和庇护所建造者。在英国海军部以为他死亡的4年时间里，罗斯一直在想办法与生存下来的19名船员返回英国，并最终成功。又过了几年，在1848年，罗斯试图模仿因纽特人的设计重新制作和改良雪橇，并在登陆这座岛屿去寻找失踪的富兰克林探险队时将它们派上了用场。这些雪橇的设计后来在英国探险队里得到了广泛应用。

半个多世纪后，罗阿尔·阿蒙森也在威廉王岛度过了2年时间，并且在北极地区度过了3个冬天。他依靠整修过的一艘渔船，成为第一个成功穿越西北航道的欧洲人。在吸取了罗斯与富兰克林的教训后，阿蒙森立即找到了因纽特人并且向他们学习了制衣、操控狗拉雪橇以及猎捕海豹的方法。之后，他在南极探险期间充分运用了这些技术与方法，击败了他的对手罗伯特·斯科特。挪威人阿蒙森赞扬因纽特人的衣服在-53℃时依旧保暖，他写道：“在这些地区的冬天里，因纽特人的衣服要远胜于欧洲人的衣服。但是你必须全部穿上或者干脆不穿，与欧洲人的衣服混穿是不明智的选择……当穿上他们的衣服时，你会感觉到无比的舒适与温暖（与羊毛比起来）。”阿蒙森还就因纽特人的雪屋写过类似的赞语（更多内容见第七章）。在最终决定将雪橇上的金属滑板换成木质滑板时，他写道：“在这方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爱斯基摩人，让滑板覆盖一层薄冰，然后它们就能像黄油一样滑行。”

富兰克林探险队是“迷失的欧洲探险家档案”中的首个案例。 这类案例通常都会有如下情节：一群不幸的欧洲或美国探险家迷失了方向，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或者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偏远且看起来不宜居之地。最终他们耗尽补给，越来越难以寻得食物，有时甚至连水都找不到。他们衣衫褴褛，常常找不到足够的藏身之处。随着行动能力下降，疾病也随之而来。情况危急时，食人行为频频发生。这些案例最具启发意义之处在于，在探险队员的补给品耗尽之前，他们将有机会面对“险恶”环境，尝试各种求生的方法。不幸的是，这些探险家大多没能生存下来。少数人得以幸存是因为得到了当地原住民的帮助，包括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衣物、药物以及信息。这些原住民通常已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生活（且常常是繁荣发展）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存活下来，依靠的既不是寻找食物与栖息地的本能，也不是个体在面对危机时展现出的随机应变的问题解决能力。我们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在于，在经过数代人的传承后，文化演进积累了一系列文化适应方式，包括工具、实践方法和技术。即使是一群积极主动、合作互助的个体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完成这些事情。此外，这些承载着文化适应性的人，经常弄不清它们的运作原理，而仅仅了解有效使用它们所必需的知识。在第四章中，我将会阐述历经数代建立文化适应过程的基础。

在继续探讨之前，让我们再次翻阅“迷失的欧洲探险家档案”，以确保北极地区的状况并不是极端环境挑战下的个例。

伯克与威尔斯的探险队

1860年，从墨尔本向北至卡奔塔利亚湾，欧洲人第一次完成横穿澳大利亚之行并启程返回，4名探险家发现他们几乎耗尽了所剩的3个月供给，越来越被迫地需要寻找食物。探险队的领队罗伯特·伯克（前警务督察）和副手威廉·威尔斯（测量员），与查尔斯·格雷（52岁的水手）和约翰·金（21岁的军人）一起，很快不得不开始吃他们的驮畜，其中包括特意为此次沙漠之旅引进的6匹骆驼。马肉与骆驼肉成为他们的食物补给，但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在此后的旅行中必须丢掉随行装备。格雷越来越虚弱，他偷吃食物，并在不久后死于痢疾。最后，剩下的3个人回到了集结地——一个位于库珀河的探险补给站。他们期待着在那里可以见到大部队的其他队员以及新的补给品。然而，留在这里的队员同样饱受疾病、伤痛以及供给短缺的困扰，已于同一天的早些时候离开了。伯克、威尔斯和金就这样错过了他们，但是这3个人设法找到了一些被埋藏起来的补给物。疲惫和虚弱一如既往，伯克决定不再前往南方去寻找余下的队员，而是顺着库珀河一路西行，向150英里以外的无望山行进（没错，确实是一座令人心生绝望的山峰），在那里有一个大牧场与警察哨所。离开集结地不久，仅剩的两匹骆驼也死掉了，这使他们被困在了库珀河一带。因为既没有骆驼运水，也不知道如何在内陆中找到水源，这3个人没能穿过库珀河与无望山哨所之间的最后一片沙漠开阔地带。

这些探险者陷入了困境，新补给也即将用完，他们试图友好地接近当地的原住民——扬德鲁万塔人。这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住民赠予了他们鱼肉、豆子以及一些糕饼，探险者们认为这些糕饼是由一种叫作nardoo（大柄苹）的“种子”（科学地讲，这其实是一种孢子果）制成的。当3个人和扬德鲁万塔人待在一起时，他们显然进行了一些观察，却也无助于捕鱼技能与设置陷阱技术的提高。他们对糕饼印象颇深，开始搜寻大柄苹种子的来源，他们相信这些种子来自某一种树。经过一番搜索以及数次失败后，3个人最终走进了一片被大柄苹覆盖的平地。他们这才发现，大柄苹其实是一种三叶草状的半水生蕨类植物，而不是某种树木。一开始，他们只是煮熟了这些孢子果，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而非制作）了一些磨石，并且运用了从扬德鲁万塔妇女那里偷学来的糕饼制作方法。他们捣碎了这些种子，把它们制成了粉，烘焙出了大柄苹糕饼。

这可以算是他们在这场困境中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这表明他们终于获得了可靠的食物来源（见图3—2）。他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在持续采集并食用大柄苹，与此同时变得越来越疲惫，并且忍受着腹泻和腹痛。尽管大柄苹糕饼具有足够的热量（根据威尔斯的日记，他们每天食用4~5磅），但是他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威尔斯记录了他们身体发生的变化，他首先描述了大柄苹引起的肠胃不适问题：

我根本讲不清楚这种大柄苹，它势必不能以任何形式与我的身体兼容。可我们现在却沦落到只能靠这个维持生命了，我们每天都要吃掉4~5磅。大柄苹导致我们有巨大的排便量，它甚至似乎远远超过了我们每天摄入的糕饼量，而且这些东西在我们吃进去前与被排出体外时相比，外观几乎没有变化……饿的时候吃这些大柄苹谈不上难受（除了让人感到身体虚弱、动弹不得），因为吃这些东西还是能在食欲上给予我们极大满足感的。

伯克和威尔斯在写下这本日记后的一周内双双死去。留下金继续求生，他设法求助于扬德鲁万塔人，而且被他们接纳了。他们给予他食物，并教会他建造合适的住所。3个月后，金终于被一支救援队发现并随他们回到了墨尔本。

那么，伯克和威尔斯为什么会丧命呢？

像狩猎采集者食用的许多植物那样，大柄苹不仅难以消化，还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除非对其进行适当的加工处理。未经处理的大柄苹在进入人体后，仅有部分会被消化掉，并且这种植物还包含了大量的硫胺素酶，这种酶会消耗人体中的硫胺素（维生素B ₁ ）。维生素B ₁ 过低容易使人患上脚气，也更容易出现疲劳、肌肉萎缩以及体温过低的症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原住民对大柄苹有着传统的处理工序，使其变成一种无毒的可食用植物。他们第一步会把大柄苹磨成粉末，并用大量的水过滤这些粉末，这一步提高了大柄苹的可消化性，降低了破坏维生素B ₁ 的硫胺素酶的浓度；第二步，在制作糕饼的过程中，加热大柄苹粉时，他们会将大柄苹粉与灰烬直接接触，使pH值（氢离子浓度指数）降低，这同样可以分解硫胺素酶；第三步，只用贝壳食用大柄苹糊，这样可以避免硫胺素酶接触引发维生素B ₁ 破坏反应所需的有机底物。由于没有运用原住民制作大柄苹糕饼的方法，这不幸的3个人在试图填饱肚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慢性自杀。 如此细致而精妙的解毒技巧在小规模社会中十分常见，在本书后文中我们将见到更多的案例。

由于大柄苹会引起肠胃不适，再加上衣不遮体，以及他们也没有能力建造合适的住所，这3个人在寒冬中备受煎熬。衣物的缺乏使他们的身体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中，这加速了他们身体状况的恶化，最终导致死亡。他们本可以向原住民学习生活技能，就像罗斯与阿蒙森那样，但是由于伯克暴躁的脾气以及对扬德鲁万塔人缺乏耐心而错失良机。有一次，扬德鲁万塔人在赠予他们礼物后，希望得到一些回报，伯克竟然朝扬德鲁万塔人的头顶开了一枪，此后，扬德鲁万塔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多么恶劣的行径！

如果澳大利亚荒漠中发生的故事仍显得有些极端，那么我们的智力和/或演化本能或许可以让我们在亚热带气候地区生存得更好吧！让我们再次浏览“迷失的欧洲探险家档案”。

纳瓦埃斯探险队

1528年，在坦帕湾（西属佛罗里达）北部，潘菲洛·纳瓦埃斯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错误地将探险队分为两队，自己带领300名西班牙征服者前往内陆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之城，而让余下的船只继续沿着海岸线航行，并约定在新的地点会合。这些强悍的征服者在佛罗里达北部的沼泽地与灌木丛生的荒地徘徊了两个月（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找到黄金之城），背信弃义地对待当地原住民，然后企图向南方进发，去寻找他们的船队。然而，尽管用尽全力试图穿过沼泽地带，他们还是无法经由陆路与船队会合。由于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集结点，余下的242名船员（原队伍中50多人已经丧生）建造了5艘船，计划驶向墨西哥湾沿岸的西班牙港口。

不幸的是，这些征服者严重低估了去往墨西哥途中的困难，他们建造的简陋船只在墨西哥湾的障壁岛上搁浅了，走散的西班牙船员们时刻处于饥荒之中，食人惨案也时有发生，直到他们被长期居住在得克萨斯海岸的爱好和平的狩猎采集者——卡兰卡瓦人所救。记录表明，在卡兰卡瓦人的帮助下，幸存者重新前往墨西哥，直到饥饿再次使他们陷入困境。但是不管怎样，一部分人掌握了寻找食物的诀窍，他们从当地人那里学会了采集海藻与牡蛎的方法。有趣的是，这些陷入困境的西班牙人与后来的那些欧洲人一样，经常将卡兰卡瓦人描述为高大、强壮并且健康的样子。所以，只要你掌握了狩猎采集的方法，那里就是一片资源丰富之地。

虽然绝大多数船员死于饥饿，但仍然有一部分西班牙人与一名摩尔奴隶成功到达了卡兰卡瓦人聚居地的中心地区。死里逃生的西班牙人却很快被更为凶悍的卡兰卡瓦人奴役，可能还被迫扮演女性角色。在北美原住民那里，男性承担女性角色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对于我们的征服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做很多繁重且恼人的工作，比如挑水、砍柴等。

在散居的狩猎采集原住民群体中度过了若干年后，在每年一度收获梨果仙人掌的季节，纳瓦埃斯的4名船员聚在一起设法逃走。这段时期是当地原住民聚在一起庆祝的时节。趁此热闹之际，4人得以脱身。他们踏上了漫长而曲折的归途，在墨西哥与得克萨斯的众多部落间辗转，以治疗者与巫师的身份工作，最后终于重返新西班牙总督辖区首府（即殖民时期的墨西哥城），这时距离他们从佛罗里达出发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由此可见，这4个人通过在这些美洲原住民群体中扮演受认可的社会角色，才得以幸存。

落单的女人

我们可以将这群经验丰富、坚韧不拔，但常发现自己在新环境中苦苦挣扎的欧洲探险家，与一名独自在圣尼古拉斯岛生存了18年的年轻女性原住民进行对比。圣尼古拉斯岛位于洛杉矶海岸外70英里处，距离最近的陆地30英里。多雾、荒芜、常年狂风肆虐的圣尼古拉斯岛上曾经居住着一些原住民，他们与其他海峡群岛和海岸地区的原住民有贸易往来。然而到了1830年，这个岛上的人口急剧减少，部分原因是科迪亚克猎人为了猎捕海獭，从俄国控制下的阿留申群岛前往该岛并对当地原住民进行了屠杀。1835年，来自圣巴巴拉的西班牙传教士派出了一艘船，试图把余下的岛民转移到内地的传教区。在一次匆忙的撤离中，一名20多岁的女性原住民为了寻找她失踪的孩子，离开了救援船。最终，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这艘船抛下她离开了，由于厄运的捉弄，她几乎（但没有完全）被遗忘。

这个被抛弃的女人，以海豹、贝类、海鸟、海鱼以及各种根茎类植物为食，独自在岛上生存了18年。她为了应对疾病与紧急情况，在岛上不同地方都储存了干肉。她打造了骨刀、骨针、骨制鱼钩，还用筋制作了钓鱼线。她住在用鲸鱼骨头搭建的房子里并且在洞穴中躲避风暴。为了运水，她编织了一个不会漏水的神奇篮子，这种篮子常见于加州原住民中。在衣着方面，她用海鸥皮与羽毛缝制了防水的短上衣，还编织了草鞋。当她最终被找到时，据描述她“身体条件极好”，容光焕发，“脸上没有皱纹”。初次见到搜寻队时，她惊慌失措，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后，这个落单的女性还为搜寻队员们准备了晚餐——她当时正在烹饪的食物。

与迷失的欧洲探险家相比，这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仅仅依靠先辈所累积的知识的落单女性独自生存了18年，而装备精良以及资金充裕的探险队却在澳大利亚、得克萨斯以及北极地区举步维艰。这些不同的故事证明了人类适应性的本质。我们自古以来便依托这种累积起来的大量文化知识，并沉浸在这样的文化输入中。倘若没有关于如何寻找并处理可食用植物、利用现有材料制作工具以及规避危险的传递性知识，我们不会比狩猎采集者坚持更久。尽管我们的大脑可以获取一些智力，但我们仍不能像演化史上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一样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们在自然选择下形成了合作倾向与认知能力，但这些基于基因演化而来的心理适应能力还远远不够。无论是我们的智力，还是特殊的心理能力，都不足以让我们从有毒的植物中筛选出可食用的植物，以及建造船只、骨锥、雪屋、皮划艇与雪橇的方法。尽管狩猎、衣物和生火在人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但我们的探险家并非天生具备心理机制来寻找被积雪覆盖的海豹透气口、制作射弹或生火。

人类的独特性以及其在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是历经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文化演进所形成的文化适应之成果。在前面几个例子中，我强调了涉及工具和技能的文化适应，包括找寻及加工食物、定位水源、烹饪以及迁移。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将会明白，文化适应同样包括我们的思维模式、个人喜好以及我们所能达成之事。

在第四章中，我将阐述如何用演化论成功建构出理解文化的框架。一旦知晓了自然选择如何塑造我们的基因和思维，从而使我们拥有从别人那里学习的能力，我们将会看到复杂的文化适应，包括工具、武器、食品加工技术，以及规范、制度和语言是如何在无人能完全洞悉其原理的情况下逐渐出现的。在第五章中，我将探讨文化适应的出现如何推动基因演化，引导我们走向文化—基因协同演进的崭新道路，最终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物种。 /jhqyOmljYGNkXoDzgk6mm5NCSrGWZqnzB4XHNz1tSW8YALdGJQh1VRpOHdpqd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