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并非因为我们聪明

人类改变了地球上超过1/3的陆地样貌。我们对氮循环的利用量超过了其他所有陆地动物的总和。如今，我们还改变了地球上超过2/3的河流走向。人类消耗的生物质百倍于其他任何存在过的大型物种消耗的总量，如果加上我们庞大的家畜数量，那么人类使用的生物质将占所有陆栖脊椎类动物所使用生物质的98%以上。

这些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人类是支配地球生态系统的物种。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是人类？该如何解释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支配地位？人类成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暂时将现代文明的水电站、机械化农业设备、航空母舰以及古代文明的铁犁、大型陵墓、灌溉工程与大运河等搁置在一边，我们需要回溯至工业技术、城市以及农业出现之前的遥远年代，才能理解这一特殊的热带灵长类动物是如何成功地扩散到整个地球的。

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在扩散到地球大部分陆地生态系统的同时，很可能也导致了诸多巨型动物的灭绝，比如猛犸象、乳齿象、大角鹿、披毛犀、巨型地懒、巨型犰狳等大型脊椎动物，一些大象、河马、狮子也难逃魔掌。气候变化或许也是这些动物灭绝的原因之一，但可怕的是，诸多巨型动物的灭绝与人类抵达不同大陆和大型岛屿是同时发生的。举例来说，在大约6万年前人类登陆澳大利亚之前，这片大陆曾是巨型动物的乐园，包括重达两吨的袋熊、巨型肉食类蜥蜴（见图2—1）、与豹子体形相当的袋狮。在人类到来之后，这些巨型动物以及另外55种巨型动物走向了灭绝，这导致澳大利亚大陆上88%的巨型脊椎动物都消失了。几万年后，人类终于抵达美洲大陆，那里83个属的巨型动物也开始走向灭亡，其中包括马、骆驼、猛犸象、巨型树懒、狮子以及恐狼等。这意味着曾在美洲大陆上生活的巨型动物超过75%都消亡了。类似的物种灭绝模式同样发生在人类于不同时期抵达的马达加斯加、新西兰以及加勒比地区。

进一步讨论，那些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巨型动物，还有部分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的命运则好得多，这或许得益于这些物种在数十万年里是与人类共同演化的，包括我们的直系祖先以及演化表亲如尼安德特人。非洲与欧亚大陆的巨型动物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虽然人类看起来没有威胁，而且由于缺乏锋利的爪子、尖利的牙齿、致命的毒液或惊人的速度而很容易成为它们的猎物，但是人类拥有一套危险的本领，包括使用射弹、长矛、毒药、陷阱、火与团体合作，这些使人类登上掠食者行列的顶端。 这一切并不只是工业文明的过错，人类对生态的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他物种也不乏广泛分布于地球生态系统并取得成功的例子，然而，这种成功一般是由物种形成（speciation）引起的，自然选择让不同的生物适应并且擅长在不同的环境中存活。以蚂蚁为例，它们所获取的生物质在量上可与现代人类持平，这使得它们成为陆生无脊椎动物中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一成就，蚁群谱系经历了基因适应和特化，分裂成超过1.4万个不同的族群。 而与此同时，人类却始终保持着物种上的单一性。考虑到人类如此复杂多样的居住环境，我们的遗传变异显得相对较弱。例如，我们的遗传变异比黑猩猩的小得多，而且没有出现分裂成亚种的现象。相比之下，黑猩猩的居住环境只局限在非洲热带森林地区，却已经分化出了三个不同的亚种。 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讨论的那样，人类适应不同环境的方式，以及在如此繁杂的生态环境中得以繁盛的原因，并不像大多数物种那样是由一系列特定环境下的基因适应带来的。

若并非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基因适应，那人类成功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赞同：它至少部分归功于人类可以制造出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各种工具、武器、庇护所，以及懂得控制火并利用不同来源的食物，如蜂蜜、猎物、水果、植物根茎及坚果等。许多研究者还将人类的合作能力与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视为关键要素。 狩猎采集者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密切合作，并在某种程度上延伸到更大范围，从几个家庭（称为族群）到数千人的部落。这些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维度发生改变，在群体成员身份（例如部落群体）、婚姻（例如表亲婚姻，参见第九章）、交换、分享、所有权和住处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则。仅考虑狩猎采集者的情况下，人类具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比其他所有灵长类动物加起来的还要多。

虽然大致上是正确的，但这样的观点只是将问题推回到人类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创造必要的工具、技术和组织形式来适应各种生态环境并得以繁荣兴盛。那为什么其他动物没能做到这些呢？

最常见的回答通常是，人类只是单纯地比其他动物聪明一些。人类的大脑更大，具备足够的认知处理能力以及强大的心理能力（如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这使我们可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一些世界顶尖的心理学家指出，人类演化中出现的“即兴智力”（improvisational intelligence），让我们得以勾画出世界运转原理中蕴含的因果模型。我们又根据这些因果模型“随即”（on the fly）制作出有用的工具，安排相应的战略战术。在这样的观点下，一个人在面对生存环境的挑战时，比如在捕鸟时，其大脑的运转发挥到极致，能够认识到木材所蕴含的弹力（一个因果模型），接着便制作出了弓箭以及弹簧陷阱等来捕获鸟类。

另一种观点可能与前述观点互补，即认为我们的大脑充满了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由基因赋予的认知能力，解决着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始终面对的最重要的生存难题。这些难题往往涉及诸如如何寻找食物与水源、如何选择配偶及朋友，以及避免近亲通婚、躲避毒蛇、应对各种疾病等。在大自然的提示下，这些认知机制会吸收与特定问题相关的信息并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一直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其他动物更聪明、更灵活，“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动物具有更少的本能，而是因为我们具有的更多”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由于长期依赖追踪与狩猎行为，可能已经演化出心理特化。当处在恰当的环境中时，这种特化就会激发并且赋予人类追踪与狩猎的能力（就像猫那样）。

第三个常见的关于人类何以支配生态系统的解释，聚焦在人类的亲社会性以及人类在不同领域和大规模群体中开展密切合作的能力上。这种观点认为，自然选择造就了人类的高度社会化与合作化，人类通过团结协作征服了地球。

因此，关于人类如何成为支配生态系统的物种存在三种常见解释：一是一般智力或心理处理能力，二是在生存环境中演化出的专门心理能力，三是合作本能或者社会智力（使我们高度合作化）。以上三种解释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人类本性更加完备的理解。然而，如我即将展示的那样，在没有认识到我们对与适应当地环境相关的、由文化传递的大量信息有着强烈依赖之前，上述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可以解释人类的生态优势或独特之处，这些信息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依靠智力、耗费一生就能想出来的。为了同时理解人类本性与我们在生态上的优势，我们首先需要探讨文化演进是如何引起复杂的自适应行为、信念与动机的。

在第三章中，迷失的欧洲探险家的例子将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跳跃性思维、合作动机以及心理能力的本质。在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通过一些事例打击一下你对于人类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聪明的信心。当然，就地球上的生物而言，我们确实非常聪明。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为何在生态系统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更进一步，我们人类在认知力上有优势，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可以获取、存储、组织以及再传输不断增长的文化信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压力，我们的大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得到演化和发展，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自身心理能力和心理缺陷。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我们的文化学习能力是在“笨拙”摸索的过程中得到增强的，并且通过几代人的磨炼，产生出比任何个体或群体更具智慧的经验。人类表面上的智慧大多并不源于原始的脑力或大量的本能，而是从前人的文化传承中累积下来的，诸如心理工具（整数）、技能（区分左右）、概念（飞轮）以及分类（基础颜色词汇）等。

在我们开始与猿类进行比试之前，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术语。在本书中，社会学习是指在任何时间段内，个体学习受他人影响的情况，其中包括种种不同的心理过程。个体学习是指一个人通过观察或直接与环境互动来学习的情景，比如通过观察某些猎物出现的时间计算出捕猎的最佳时机，或者通过反复试验来熟知不同用途的挖掘工具。所以，个体学习也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心理过程。这样一来，最简单的社会学习形式仅仅作为与他人相处并参与个体学习的副产品出现。举个例子，如果我和你待在一起，你用石头砸开坚果，那么我更有可能自己思考出石头可以用来砸开坚果。因为我往往会更频繁地接触到石头与坚果，更容易将两者联系起来。文化学习指的是社会学习能力中一个更加复杂的子类，在这种学习中，个体寻求从他人那里获取信息，通常是通过推断他人的偏好、目标、信念或策略，和/或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或运动模式来实现。当讨论人类的学习时，我一般指的是文化学习，而当讨论到非人类或我们古老的祖先时，我倾向于称其为社会学习，因为我们通常不能确定他们的社会学习中是否包括任何实际的文化学习。

最后的对决：猿类vs人类

首先，让我们将人类的心理能力与另外两种脑容量较大的猿类——黑猩猩与猩猩进行比较。如前文所述，人类之所以“变得聪明”，是因为从文化学习中获得了诸多认知能力。文化演进构建出了一个充满工具、经验与系统学习机会的发展性世界，使我们的心理能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得到磨炼与扩展。因此，我们如果想要合理地与非人类进行比较，将猿类与已经具备文化知识的，比如已经掌握了分数知识的成年人相提并论是颇具误导性的。让孩子们在无法获得文化演进智力工具的环境里成长又是不可能的，也绝对是不道德的，所以研究者经常会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与猿类进行比较。不可否认，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已经具备了高度的文化性，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获得额外的认知能力（比如分清左右、弄清加减法等），并且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

在一个标志性的研究中，德国莱比锡大学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埃斯特·赫尔曼、迈克·托马塞洛与同事们对106只黑猩猩、105名德国小孩以及32只猩猩进行了38组认知测试。 这一系列测试包括多个子测试，用以衡量与空间、数量、因果性和社会学习相关的能力。空间测试是测试参与者对空间的记忆以及旋转能力，要求参与者回忆起一个物体所出现的位置或追踪一个物体在旋转运动中的轨迹。数量测试则检验参与者的相对数量评估能力与加减法能力。因果性测试评估参与者利用与形状和声音相关的线索定位所需物品的能力，以及他（它）们正确选择工具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即构建一个因果模型）。在社会学习测试中，参与者有机会观察演示者使用一种难以被发现的技术来获得目标物品，比如从一个狭窄的管道获取食物。随后，让参与者完成相同的任务，并且允许他（它）们运用刚刚观察到的演示技巧去获得目标物品。

图2—2所示的测试结果是惊人的。在除了社会学习之外的所有心理能力测试结果中，黑猩猩与两岁半小孩的表现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尽管两岁半小孩的脑袋要比黑猩猩的大。猩猩的脑袋比黑猩猩的还要小一点儿，测试结果也稍差，但差别不大。在评估因果性的测试中，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得到了71%的正确率，黑猩猩与猩猩分别是61%与63%的正确率。在工具使用方面，黑猩猩以74%完胜小孩23%的正确率。

相比之下，在社会学习测试中，图2—2中的平均值基本掩盖了一个事实：大多数两岁半孩子100%答对问题，而大多数猿类的正确率则为0。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与两种猿类动物相比，人类幼儿在认知能力方面拥有的唯一突出优势是关于社会学习的能力，而不是与空间、数量或因果性有关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假如我们给成年人进行相同的测试，他们肯定能得到或接近100%的正确率。这可能会让你产生“这个测试有失公允”的看法，因为埃斯特、迈克与同事们是将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与一批3~21岁不等的成年猿进行比较的。然而有趣的是，不像人类那样，年老猿的测试结果并不比年轻猿的更好。到3岁时，黑猩猩与猩猩的认知表现已经达到最佳水平——至少在此次测试中是这样的。 而人类小孩的认知能力将在未来至少20年的成长过程中持续提高，并最终大幅改进。只是能改进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人。

认识到黑猩猩与猩猩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学习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将它们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时，但是如果我们设计出一项同时适用于人类与猿类的测试，那么测试结果会是人类接近满分而猿类垫底。事实上，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与猿类进行比较时，人类天生就喜欢主动模仿别人，甚至会自愿模仿一些看起来不太必要或纯粹形式化的步骤。当演示中包含一些“多余”或“不必要”的步骤时，人类会吸取这些多余或者无用的部分，而黑猩猩则会将这些内容直接过滤掉，看起来黑猩猩的社会学习能力比人类更胜一筹。

黑猩猩与大学生的记忆力

尽管我们的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尤其是在丰富的文化环境中，但在心理能力方面，我们跟猿类相比是没有压倒性优势的。让我们首先从“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以及“战略冲突博弈”两个方面对人类与黑猩猩进行比较。这两组测试的结果都对“人类获得成功是因为纯粹的脑力优势或拥有更好的心理处理能力”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而第二组测试的结果对“我们的心智是专门为在这个权谋世界中运筹帷幄而打造的”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

假如你参与一项智力测试，你也许会听到一连串数字，并且被要求以倒序的形式回忆这些数字。这是检验你工作记忆能力的测试。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一起，经常被认为是智力的两大基础。相关证据表明，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人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与归纳推理能力（被称为流体智力）。在某个阶段拥有更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儿童与青少年，在长大后也具备更好的问题解决与推理能力。 由于工作记忆会依赖大脑皮质，而人类的大脑皮质要比黑猩猩的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成年人类在与黑猩猩的正面较量中会占据显著的优势。

两位日本研究人员——井上纱奈与松泽哲郎也进行了一组黑猩猩与人类对决的测试。他们训练三对黑猩猩母子来识别触摸屏上的数字，并按顺序点击数字（从1到9）。为了测试信息加工速度与工作记忆能力，他们升级了这个测试，即单个数字在屏幕上闪烁，随即被白色方块遮盖（见图2—3）。然后参与者需要按照从1到9的顺序点击屏幕上的（遮住相应数字的）方块。屏幕上可供参与者观察的数字，其从出现到被方块盖住的时间从0.65秒缩短到0.2秒不等。

接下来，这些黑猩猩将面对大学生们的挑战。 在工作记忆能力方面，人类更胜一筹。在最简单的测试中，当屏幕上有0.65秒的时间可以看到6个数字时，12名大学生中有7名击败了所有黑猩猩，包括黑猩猩里最聪明的一个——5岁的阿玉木。平均来看，人类与阿玉木打成平手，且轻松击败了其他黑猩猩。这个结果略显不公，因为其中一个人只达到30%多一点的正确率，拉低了整体水平，而且这个人的成绩比所有黑猩猩都要糟糕。然而，当数字出现的频率加快、任务难度增加时，阿玉木击败了所有人类。有趣的是，数字闪现的速度加快后，阿玉木保持了与之前一样的表现，而人类的成绩则与其他黑猩猩一样，都迅速下降。

在信息加工速度方面，即在比较黑猩猩与人类从数字闪烁结束到第一时间触碰白色方块所需的时间时，黑猩猩完胜。每一只黑猩猩都比人类的速度更快，并且它们的速度不会受测试表现影响。相反，速度较快的人类参与者准确率会降低。

通常到了这个阶段，人们会开始为自己参差不齐的表现寻找借口，并辩称是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不公正。例如，黑猩猩的数据是选取了在它们预先进行了400次训练后再进行的100次测试结果，而人类则是在没有提前练习的情况下参与了50次测试。随后的测试表明，大学生们在经过训练后确实可以在准确率上与阿玉木持平，甚至超越它。

但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黑猩猩。人类小组的成员是由年轻的、接受过教育的成年人组成的，并且看上去正处在他们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的巅峰时期。假如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拥有复杂的交流技巧，毫无疑问，它们会要求年轻的黑猩猩与5岁的人类小孩进行重赛。年轻的黑猩猩确实在这方面胜过它们的母亲，很可能可以击败任意一组人类小孩。它们或许还会抗议这些学生早已熟悉了这些奇怪的阿拉伯数字，而它们是在被囚禁的情况下被迫学习了这些数字。

这个争论将会一直持续下去，无法依靠现有的数据来解决。然而，这也的确说明了人类虽然拥有更大的脑袋，但在工作记忆能力与信息加工速度上并没有明显优于他们的猿类朋友。基于此证据，似乎很难再认为人类在生态上的成功可以归功于我们耀眼的工作记忆能力以及天生的信息加工速度。

真正的不择手段者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战略冲突问题。我们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物种，所以我们的全球性支配地位也许源自我们的社会智力。关于是什么选择压力促使人类大脑演化并赋予我们卓越的心理能力，有一个主要观点，被称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这个假说强调我们的大脑与智力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并且认为大脑的大小与智力水平缘于一场“军备竞赛”，在这场竞赛中，个体战略性地操控、捉弄、利用和相互欺骗，不断升级智力较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比黑猩猩更擅长战略冲突博弈。

黑猩猩与人类一同进行了“猜硬币”这一经典的战略冲突博弈。在这个游戏中，参与者需要与自己的同类配对并进行几轮互动。每个参与者会被分配为猜测一致方或猜测不一致方。在每一轮游戏中，参与者必须选择猜测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猜测一致方只有在自己与对方的选择（左或右）一致时才会得到奖励。而猜测不一致方只有在自己与对方的选择相反时才会得到奖励。不过，两者受到的奖励程度是不同的，如图2—4所示。在这个不均衡的奖励机制下，猜测一致方只有在猜对双方都是左边的情况下才可以拿到4个积分，以换取苹果（人类的话则是现金奖励），但在猜对了右边时只能获取1个积分。与此同时，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与对方不一致，猜测不一致方都只获得2个积分的奖励。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分析这种类型的互动。为了赢得游戏，需要明确的第一件事情是，每个参与者需要尽可能地做到“深不可测”。你的优先选择是不让对手猜到你的下一步选择，你需要采用随机策略。为了帮助理解，首先让我们切换到猜测一致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不论猜对硬币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对方只能获得2个积分，所以你只要抛枚硬币就可以做到随机化，如果是正面就选择右边，是反面则选左边。这代表你选择左或右的概率各为50%，那么对手就不再能够预测到你的选择。而如果你偏离了这50%的概率，你的对手便能乘虚而入，更频繁地找到可乘之机。现在让我们再切换到猜测不一致方的立场上：如果你现在放一枚硬币，对方会倾向于猜测硬币在左边，因为这样他可以拿到4个积分而不是1个，所以你需要调整策略，让自己在80%的情形下选择硬币在右边。因此，在一场由智慧而理性的参与者组成的博弈中，预期的制胜策略是：猜测一致方要做到随机化的猜测，以50%的概率选择左边，而猜测不一致方也要随机化猜测，不过仅在20%的情形下选择左边。这一结果，便是大名鼎鼎的纳什均衡。值得注意的是，只需简单改变左或右选项上一致或不一致所对应的奖励，选择左边的时间占比便可灵活调整。

一个由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与京都大学的成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测试了6只黑猩猩与2组成年人：分别是来自非洲几内亚共和国博苏地区的黑猩猩与日本大学生。当黑猩猩参与变化了的奖励不对称的猜硬币博弈时（见图2—4），结果与预测的基本相同，符合纳什均衡。然而人类持续而系统地偏离了理性预测，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表现得尤其不佳。这种偏离“理性”的现象与此前测试人类理性的结果一致，与黑猩猩相比，偏离程度将近7倍。此外，研究者对多轮游戏的反应模式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根据近几轮情况和奖励的不同标准（如从猜测一致方转为猜测不一致方时），黑猩猩会更迅速地回应对手。至少在这次博弈中，黑猩猩在个体学习与战略预测上似乎比人类做得更好。

猿类的这种优异表现并非偶然。研究团队还在其他两个版本的博弈中以不同的奖励标准进行了测试。在这两个版本的博弈中，黑猩猩测出的结果也接近纳什均衡。这意味着黑猩猩可以发展出博弈论者所说的“混合策略”，即做到一定概率上的随机化，而这是人类普遍做不到的。

最后一种体现人类表现不佳的洞察来自对参与者做出反应时间的分析，反应时间是指参与者从一个回合开始直到做出选择的时间。黑猩猩与人类在担任猜测不一致方时所耗费的反应时间都比担任猜测一致方时的长。但是，人类在整体上耗费的反应时间比黑猩猩长得多，就好像是在努力抑制一种自动反应一样。

这种模式可能反映出人类认知中的一个广泛缺陷：我们有一种自动无意识的模仿（匹配）倾向。在猜硬币与诸如“剪刀石头布”这类的其他游戏里，参与者经常无意中在对手出手前的一瞬间暴露自己的选择。对于那些延迟做出选择的玩家，快速瞥到对方举措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获胜率。猜硬币博弈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猜测一致的参与者，依靠模仿是可以获胜的。但对猜测不一致的参与者来说，依靠模仿只会让他们输得更多，因为他们有时会不自觉地模仿对手的选择。 在“剪刀石头布”游戏中，这会导致更多的平局（例如石头对石头），因为速度较慢的玩家有时会无意识地模仿对手的选择。其原因在于，人类更倾向于无意识地进行模仿。黑猩猩似乎没有这样的认知“缺陷”，至少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这仅仅是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通过对比人类与猿类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聪明的物种，却没有聪明到可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取得的成功。其实，我还能够引用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海量文献，这些文献以统计学、概率论、逻辑学以及合理性判断标准为参照，对本科生的判断力与决策能力展开测试。在很多情况下，人类会犯系统性的逻辑错误，看到虚假的相关性，错将因果关系归结为随机过程，并对小样本和大样本赋予同等权重。人类不只是系统地缺乏这些标准的判断基准，在这些实际测试中，我们的表现甚至不如鸟类、蜜蜂和啮齿类动物等物种。有时候，人类还会有更糟糕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陷入赌徒谬误、协和谬误（或沉没成本谬误）以及热手谬误等思维误区。赌徒们往往相信在连续输钱后必然会赢（实际上并不是）；正在观看一部糟糕影片的观众明明知道可以用余下的时间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睡觉），但是仍然会选择继续看完电影；篮球投注者认定某些球员手感正“热”，而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与球员平常得分率相符的连胜罢了。与此同时，像老鼠、鸽子或其他动物就不会陷入这种推理谬误，因而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往往也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假如人类真的是这么一群“傻瓜”，又该如何解释我们取得的成功？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很聪明？我将在接下来的15个章节中回答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先来检验一下我的论断。倘若抛开文化知识，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充分激发大脑与智力，从而像狩猎采集者那样生存下去呢？ /jhqyOmljYGNkXoDzgk6mm5NCSrGWZqnzB4XHNz1tSW8YALdGJQh1VRpOHdpqd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