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和我都属于一个颇为奇特的物种,一种令人费解的灵长类动物。
早在农业诞生、第一批城市或工业技术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遍布全球,从干旱的澳大利亚沙漠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大草原,栖息于地球上大部分主要陆地生态系统,涉足范围远远超过其他陆生哺乳动物。然而,奇怪的是,与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祖先体格相对弱小、不够敏捷,在攀爬树木方面也不太擅长。虽然人类莫名其妙地在长跑与快速精准投掷方面独具优势,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只成年黑猩猩轻易击败我们、大型猫科动物轻松追上我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分辨可食用植物和有毒植物,虽然我们内脏的排毒能力相当弱。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取火及烹饪,我们的消化系统却过度依赖熟食。跟其他体形相似、食量相当的哺乳类动物相比,我们的结肠都过于短小,胃容量有限,牙齿也不够锋利。刚出生的人类婴儿,体形偏胖而且发育不够成熟,就连头盖骨也未完全闭合。和雌性猿类不同,人类女性在整个月经周期都可以持续接受求爱,并远在生命结束前(绝经期)停止生育。或许最令人诧异的是,虽然我们拥有足够大的脑容量,但我们并非那么聪明,至少并非天生就聪明到可以解释人类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也许你会对最后一点持怀疑态度?
那么,现在我们来假设一场野外生存游戏。将一支由你和49名人类同伴组成的队伍,与另一支由50只哥斯达黎加卷尾猴组成的队伍,空降到遥远的非洲中部热带雨林。两年之后,我们会回到这里清点幸存者数量,多的那支队伍将赢得比赛。当然,公平起见,两支队伍都不允许携带火柴、储水容器、刀具、鞋子、眼镜、抗生素、锅具、枪支、绳子等任何求生装备。但是,出于人道考量,我们将允许人类队伍——而不是卷尾猴队伍——穿上衣服进行比赛。两支队伍将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为期两年的荒野求生游戏:在陌生的森林环境中,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以及与队友间的相互协助求生。
你会赌谁取胜呢,是卷尾猴队伍,还是人类队伍?在打赌之前,我想知道的是,你有几成把握能够独自制作箭头、捕鱼网或搭起庇护所?你是否知道哪些植物和昆虫是有毒的(许多都有毒),或者你知道如何解它们的毒吗?你能否在没有火柴和铁锅的情况下生火做饭?你会制作鱼钩吗?或者你能造出天然黏合剂吗?你能辨认出哪些蛇是毒蛇吗?在夜晚遇到猛兽时你将如何自保?如何找到水源?你对追踪动物的技巧又有多少了解呢?
不如让我们面对现实,可能的情况是人类队伍会输掉比赛,而且极有可能是惨败,顶着臃肿的脑袋,满怀着狂妄自大,输给一帮猴子。但是,如果我们在作为人类发源地的非洲都没办法依靠狩猎采集生存下去的话,那我们长这么大的脑袋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如何迁徙并适应地球上那么多不同的生态系统呢?
我们成功的秘密,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冰河期反复遭遇那些典型生存难题时,被激发了直觉、天生的智力或心理技能。我们能够在如此广泛多样的环境中幸存并得以繁衍,依靠的不是个体智力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应用。正如你将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在去掉我们后天从文化中习得的思考能力与专门知识后,与猿类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们并没有多么突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我们也就不能充分说明人类遍布全球的秘诀或是拥有较大脑容量的必要性了。
实际上,我们听说过许多有关人类生存实验的故事。比如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或得克萨斯墨西哥湾沿岸,就有过孤立无援的欧洲探险家流落到险恶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案例。正如第三章所示,这些探险案例通常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要么探险者全部遇难,要么部分人被当地原住民所救,而这些原住民已平安无事地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生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因此,你的队伍会输给猴子的真正原因在于,不同于其他物种,人类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成瘾症。此处的“文化”,我指的是由实践、技术、启发式方法、工具、动机、价值观以及信念构成的整体概念,这些“文化”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从别人那里习得的。在这次生存游戏中,人类队伍获胜的唯一希望,是无意中遇上生活在中非森林的俾格米人,并与他们结为朋友。这些俾格米人尽管身材矮小,却在这片森林成功繁衍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习得了前人留给他们的在丛林中生存并繁衍所需的大量专门知识及技能。
了解人类的演化进程以及我们为何与其他物种如此不同的关键在于,承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或许在100多万年之前,人类演化谱系中的成员们就开始在相互学习中促成文化积累了。也就是说,通过向别人学习,狩猎习惯、制作工具的技能、追踪动物的技巧和鉴别可食用植物的方法得以改进和积累,由此对于从前人那里得到的技能与知识,新一代可以借鉴和完善。这样历经数代人的传递而建立起的一整套庞大而复杂的实践与技能工具包,是仅凭个人的才智与经验穷其一生精力也难以企及的。从因纽特人制造的雪屋、火地岛人的弓箭、斐济人的禁渔区到后来出现的数字、文字及珠算,我们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例子。
一旦这些实用的技巧与经验经过数代人的传递得到积累与提升,自然选择就必定青睐更好的文化学习者——那些在不断扩大的自适应系统中更有效地获取和利用可用信息的人。在文化演进中产生的新成果,诸如火、烹饪、切削工具、衣着、简单手势语、投掷标枪及储水容器等,成为基因层面塑造我们思想与身体的主要选择压力的来源。这种基因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即我所谓的“文化—基因协同演进”,驱使我们人类走上了一条从未在自然界出现过的全新演化道路,让我们变成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形式的动物。
然而,在承认我们是一种文化物种之后,演化的进路就只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会在第四章看到,我们学习别人的能力本身就是自然选择精心打磨的产物。我们能够自适应学习,即使在婴儿时期也会精准选择学习时机、内容及对象。从年幼的学习者到成年人(甚至包括攻读MBA的学生)都会无意识地根据学习对象的声望、所取得的成就、掌握的本领、性别及种族等信息,选择要优先学习的对象。我们很快就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偏好、动机、信仰、策略以及奖惩标准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这些选择性注意和学习倾向塑造了每个人关注、记忆和传递的内容,文化也往往在无形中发生了演进。不过,这种文化学习能力引起了整体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基因演化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塑造了(并将持续塑造)我们的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与心理状态。
从解剖学与生理学角度来看,我们越渴望获得自适应文化信息,我们的大脑就越会迅速扩容,以确保有足够空间对所有这类信息进行储存和整理。这同时也造就了漫长的童年期以及更年期之后的悠长岁月,它们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获取更多知识并有机会将其传递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文化演进在人类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留下痕迹。它以基因演化的形式改造了我们的大腿、小腿、双脚、臀部、胃、肋骨、手指、韧带、下颌、喉咙、牙齿、眼睛、舌头等众多部位。它也使得在生理上又胖又弱的我们能够成为健硕有力的投掷者与长跑者。
而在心理学上,迫于生存压力,我们又太过依赖从文化演进中获取的精妙而复杂的成果,这导致如今的我们往往更相信从社群中学到的东西,而非自己的个人经验或天生的直觉。只有在理解了我们对文化学习的依赖程度,以及这种文化演进的细微选择过程如何产生比个人所提供的更优越的“解决方案”后,我们才能解释清楚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通过探讨如下问题来说明这一观点:为什么居住在炎热地区的人更倾向于在食物中加入更多的香料,并认为那样做更美味?为什么美洲原住民会常常将烧过的贝壳或木灰放进他们食用的玉米粉中?古代的占卜仪式是如何利用博弈论策略来获取更多猎物的?
他人脑中不断增长的自适应信息,也推动基因演化产生人类地位的第二种形式,即所谓的声望(prestige),这种地位如今与我们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支配(dominance)地位共同发挥作用。一旦理解了声望这一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类在交谈中会无意识地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行为,为什么像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篮球明星可以去代言汽车保险,怎么会有人因为有名而更加出名(帕丽斯·希尔顿效应),以及为什么最受尊崇者在慈善活动中应最先捐款,而在最高法院这样的决策机构却要最后发言。声望的演进带来了与支配地位不一样的崭新的情感、动机与具体行动。
此外,文化通过衍生出各种社会规范改变了人类基因所处的环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的行为,包括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的亲属关系、择偶、共享食物、养育及互惠等方面。在人类演进的历史上,那些无视饮食禁忌、破坏礼仪,或者在狩猎成功后没有给予姻亲应得份额等违反规范的行为,意味着名誉受损、遭人非议,进而失去联姻与结盟机会。个体反复违反规范有时会遭到所在群体的放逐甚至刑罚。因此,文化的演进带来了一种自我驯化过程,进而推动基因演化,使我们期待一个被群体监督和执行的规范所支配的世界,成为亲社会的、温顺的并且守规矩的正常人。
理清自我驯化过程能让我们解决许多关键问题。在第九至十一章中,我们要探寻的问题有:在心理层面,仪式是如何在巩固社会纽带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变得如此有效力的?婚姻规范如何使父亲变得更优秀并扩大家庭关系网络?为什么即使会付出个人代价,我们下意识的直觉反应也是要遵守社会规范?同样,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什么深思熟虑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自私?为什么遵守交通信号灯的人往往也是不错的合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影响?为什么我们会更喜欢与说同样方言的人进行交流,向他们学习?能够生活在数百万人口中的我们,是如何成为灵长类动物中最擅长交际,同时最重视裙带关系且好战的物种的?
人类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于个人智慧,而在于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源自我们的文化性与社会性的综合:在文化性上表现为我们向别人学习;在社会性上则表现为我们能在恰当的规范下,生活在庞大且广泛互联的群体之中。从狩猎采集者使用的皮划艇、复合弓,到现代社会的抗生素及飞机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惊人事物并不出自个体的天才发明,而是在相互联系的头脑及数代人的努力下,依靠想法、实践、意外发现与偶然体会的交流与结合才成为可能的。第十二章表明,集体智慧的核心内容能够解释为什么相互往来更频繁的社会产生了更先进的技术、更多可供选择的工具与技巧,以及为什么一个规模较小的社会在突然变得孤立后,其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开始逐渐衰退。你会看到,人类的创新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属性而非智力,而我们一直以来所面临的挑战都在于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以及社会关系网的瓦解。
就像我们先进的技术与种种复杂的社会规范一样,人类语言的力量与精妙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文化演进,通信系统的出现推动了基因相当多的演化。文化演进集合和调整我们的交流语库,其方式类似于构建和调整文化中的其他方面,譬如制造复杂工具或进行复杂仪式。一旦了解到语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演进的产物,我们便可以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些来自气候温暖地区的人说话声音会更加洪亮?为什么越是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就越拥有更多的词语、语音(音素)与语法工具?为什么小规模社会的语言与现代世界的主流语言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文化演变而来的沟通技能创造了遗传选择压力,使我们的发声器官变低、眼睛变白,让我们变得像鸟类一样具有模仿声音的倾向。
当然,所有这些文化演进的产物,从词语到各种工具,的确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或者至少在精神层面让我们更能适应所处的环境并蓬勃发展(因此显得“更聪明”)。想必,你在成长过程中也领略过许多文化的传承,包括便捷的十进制、阿拉伯数字、至少6万个单词的英文词汇量(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的话),以及滑轮、弹簧、螺丝、弓、车轮、杠杆、黏合剂等实际应用示例。文化给人带来的启发式方法、诸如阅读这样的复杂认知技能以及算盘一类的心理辅助工具等,已经从文化角度发展得既能适应人类的大脑与生理机能,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们。你将会知道,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人类才拥有了这些工具、概念、技能与启发式方法,而是文化令我们发展出了大量的工具、概念、技能和启发式方法,是文化让我们变得如此聪明。
除了让我们可以进行基因演化与(某种程度上)“可自我编码”以外,文化还以其他方式融入我们的身体与思想。亿万年来,文化演进通过逐渐选择制度、价值观、声誉系统与技术影响着我们大脑的发育、激素与免疫反应,同时也在将我们的注意力、感知、动机与推理过程标准化,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成长过程中由不同文化建构起来的世界。在第十四章中你将看到,从文化中获取的信仰可以将痛苦转变为欣喜,让葡萄酒更加(或不那么)令人愉悦,就拿中国古代的占星术来说,还能影响信徒的寿命。社会规范(包括隐含在语言里的那些)实质上提供了各种训练机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我们的大脑,从扩充我们的海马体到增厚我们的胼胝体(连接左右脑的“信息高速公路”)。即使不影响基因,文化演进也会使群体间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人类在生理上已经被前述由技能和启发式方法构成的文化传承改造过了。
在第十七章中,我会讨论这种有关人类物种的观点是如何改变我们对以下关键问题的思考的:
1.是什么让人类变得独特?
2. 为什么人类比其他哺乳动物更懂得合作?
3. 为什么不同社会的合作程度差异如此之大?
4. 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比其他动物聪明?
5. 是什么让社会得以创新,以及互联网对社会创新有怎样的影响?
6. 文化依然在导致基因演化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改变我们对文化、基因、生物学、制度与历史相互间联系的看法,也会改变我们研究人类行为与心理的方式。此外,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我们如何构建制度、设计政策、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了解人类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