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人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诚然，我们在很多方面与猴子及猿类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与它们相比，我们还会下棋、读书、制造导弹、享用辛辣菜肴、献血、烹饪食物、遵守禁忌、向神明祈祷，并且还会取笑那些穿着或谈吐另类的人。虽然每一个社会都出现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需要遵守的规范、大规模的合作以及使用复杂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但这些是每个社会以不同程度用不同方式实现的。那么，我们的物种究竟是怎样演化而来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文化多样性与人性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撰写本书，1993年，我辞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我在圣母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时就对两个领域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是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与决策机制。当时我的想法是，也许新的见解会有助于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人类学在某些方面吸引我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通常需要进行深入、长期的田野调查，而我认为这对理解人类的决策及其面临的挑战至关重要。以上是我“应用层面”的研究重点。此外，我还对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很关心在过去一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些结构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当时我的计划是师从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其中一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兼民族志学者艾伦·约翰逊，另一位则是考古学家蒂姆·厄尔。

有一年夏天，我乘坐独木舟穿梭于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对马奇健格部落进行调查。随后我撰写了硕士论文，主题是市场一体化对农场经营决策与森林砍伐的影响。写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我的两位导师也很满意（尽管蒂姆当时离开去了另一所学校），我的硕士论文也就通过了。

然而，对于人类学在解释马奇健格人行为方式上的表现，我并不满意。比如，为什么马奇健格部落会与邻近的皮洛部落如此不同？为什么他们似乎拥有一些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微妙适应性做法呢？

我当时考虑放弃学习人类学，回到曾经从事的颇为喜欢的工程师工作。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人类的演化问题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在圣母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学习人类演化的相关知识，但那时我并没有看出它对我解释经济决策或复杂社会演化过程有什么帮助，所以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刚开始读研时，为了将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课题上，我试着申请免修人类演化这门研究生必修课程。为此，我找到了讲授生物人类学课程的罗伯特·博伊德，向他提出我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成果是符合人类演化课程要求的。而在此之前，我已成功地申请到免修同为必修课的社会文化学课程。罗伯特很友好，他仔细审核了我所修过的课程，然后拒绝了我的免修申请。当时罗伯特要是没有拒绝我的话，我想我现在很有可能就当回工程师了。

后来我才发现，人类演化与生物人类学领域有许多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内容。我还了解到，罗伯特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生态学家彼得·里克森，一直以来致力于用群体遗传学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给人提供了一个系统地思考自然选择如何塑造人类学习能力与心理机制的角度。虽然我对群体遗传学不太了解，但好在曾作为一名工程师的我，是知道状态变量、微分方程与稳定平衡等概念的，这让我大致读懂了他们所写的文章。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在罗伯特指导的一个项目中，我设计了一个MATLAB（矩阵实验室）程序来研究遵守规矩的传递演进过程（详见第四章）。

在进入研究生三年级后，已经准备好毕业的我决定重新投入之前的计划，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新的开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阅读年”计划，尽管我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我会推迟一年进入博士生阶段。或许只有在人类学系我才能侥幸这样做。在那一年里，我没有要修习的课程，也没有从导师那里分派下来的任务，似乎没有人真正关心我在做什么。我首先去图书馆搬来一摞关于认知心理学、决策行为、实验经济学、生物学及演化心理学的图书进行阅读。在这之后，我开始关注期刊论文，查阅了每一篇与经济学实验“最后通牒博弈”相关的论文，并在马奇健格部落度过的第二和第三个夏天里应用了该实验设计。我还阅读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许多著作。卡尼曼与奥斯特罗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在此期间，我从未中断过人类学民族志的阅读（这是我的趣味阅读部分）。从许多方面来说，那一年的学习内容确定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到那一年结束时，我对我想要做什么有了初步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将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领域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建立一种以我们物种的文化特性为重点来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演化论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包括实验报告、采访资料、系统的观测结果、历史数据、生理指标及丰富的民族志等。我们还需要研究人，不是在大学实验室里，而是走进这些人所生活的社群，对他们的一生（从婴儿期到老年期）进行考察。站在这样的角度，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尤其是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开始显得视野狭隘与自我封闭。

1985年，罗伯特·博伊德与彼得·里克森在马克·费尔德曼与卢卡·卡瓦里-斯福尔扎奠定的基础之上，出版了《文化与演化过程》一书，并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们的一些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没有产生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公认的手段来检验演化模型所产生的理论。此外，当时存在的有关心理过程的观点，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轻易地与新兴的文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神经科学，抑或乘着科学羽翼的文化人类学联结在一起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期，两位新的研究生拜入罗伯特·博伊德的门下，他们分别是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与理查德·麦克尔里思（现在他是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不久之后，娜塔莉·史密斯（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娜塔莉·亨里奇了）也从考古学系转到我们这里，并与罗伯特一同工作。忽然之间，我不再孤军奋战。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兴趣相投的合作者。那是一段转瞬即逝却振奋人心的时光，就像有人突然把刹车装置拿掉，车子再也无法停止一般，崭新的想法与思维方式似乎随时随地迸发出来。罗伯特和我当时在组建一支由民族志学者与经济学家组成的实地考察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为实验以及人类社会性问题研究。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民族志学者从来不会以团队形式开展工作，更不会用到（或者没有用过）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根据我在秘鲁进行的第一批实验，我写了一篇题为《在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的文章，并向我之前在图书馆偶然发现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投稿。当时作为人类学系研究生，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本经济学领域的顶级期刊，也不清楚当时的经济学家是怎样质疑文化作用的。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科引入发展心理学的方法来证明他有关蒙古国游牧民族的民族社会学及种族渊源的观点（参见第十一章）。娜塔莉与我则开发出公共池塘资源（CPR）博弈来研究秘鲁地区出现的节能行为（遗憾的是，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方法早已存在）。理查德正在编写当时尚没有人做过的推测“文化发展史”的程序，并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讨论使用计算机实验技术来检验社会学习的理论。一天早上在喝咖啡时，弗朗西斯科和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人类地位的新理论（参见第八章）。在阅读社会学文献时受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启发，我开始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有可能从新思想与技术传播的数据中检测到文化学习的“特征”。早期的这些努力后来在多个学科中发展成了重要的研究项目。

从1995年开始这项研究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时间，我将本书作为一个路标，一份尚在进行的工作。我坚信，若想了解人类，并且为人类的行为与心理建立一个科学体系，我们需要从人性的演化理论开始，正确地做到这一点（至少是部分做到）对踏出下一步至关重要。我也从世界银行发布的题为《思维、社会与行为》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份报告强调，认识到人类是一种自动的文化学习者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所处的文化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所关注的、所感知的、所处理的事物以及我们的价值观。这与我之前发表的《在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一文中的简单质问一脉相承。显然，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同这一重要性。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帮助。首先，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妻子娜塔莉，我们频繁交流知识、分享见解。娜塔莉把每个章节都阅读了至少一遍，并且自始至终提供批判性反馈。只有在她看过之后，我才会放心地拿去给别人审阅。

这项工作同样得到了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许多人的帮助。当然，我的长期合作伙伴、良师益友罗伯特·博伊德对本书贡献极大，感谢他几十年来的指导和帮助。罗伯特在读过初稿后给予了很多的反馈。同样，艾伦·约翰逊也对几个章节的初稿给出了建设性意见。是艾伦将我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指导我，在民族志研究上培养我，而且在我硕士学习期间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我还要感谢琼·西尔克，她在诸多问题上提出的明智建议及对于灵长类物种的深刻了解，至今仍常常是我的重要参考。

纵观我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幸运能在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系担任教员（4年时间），并且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与经济学系的一员（9年时间）。我还在密歇根大学的商学院学者协会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分别度过2年与1年的时间。这种深入的实地考察让我难得有机会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科学。尤其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很多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的同事成为我关键的合作者，他们分别是史蒂夫·海因、阿拉·诺伦萨扬、杰茜卡·特雷西、休·伯奇和基莉·哈姆林。我还从格雷格·米勒和伊迪斯·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史蒂夫和杰茜卡为本书的初稿提供了宝贵意见。

我还要对我的学生们（包括之前的学生）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思维、演化、认知与文化实验室（MECC）的成员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向马切伊·胡德克、迈克尔·穆图克里希纳、丽塔·麦克纳马拉、詹姆斯·布勒施、塔尼娅·布勒施、克里斯蒂娜·莫亚、本·普日茨基、丹·赫鲁施卡、拉胡尔·布伊、艾亚娜·威拉德及乔伊·程致谢。本书是我们通力合作的成果。特别感谢迈克尔和丽塔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演化、认知与文化中心的联合主任们在本书观点的推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演化人类学者马克·科勒德以及从汉学研究转去认知科学研究的学者特德·斯林厄兰进行的对话总是能够激励我，在本书完成最终稿之际，特德还为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我写作的关键时期，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慷慨地为我提供了2013—2014年的研究员职位。同一时期，我从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及哲学家史蒂夫·斯蒂克那里学到了诸多有用的知识。这三位学者在我写作本书的不同阶段都向我提供了非常棒的反馈。我也有幸能与乔纳森共同讲授一门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将接下来几章的内容讲给未来的商界精英听。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进入了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IFAR），成为该机构的一员。这个团体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与支持，我从其他成员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苏雷斯·纳伊杜，他为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我曾有幸在三个不同的部落生活并且在那里开展田野工作，这三个部落分别是秘鲁的马奇健格部落、智利南部的马普切部落以及南太平洋亚萨瓦岛的斐济部落。这些部落中的许多家庭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园与生活，耐心回答了我数不清的问题，加深了我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在为本书做各种观点展开时，我经常向所参考的作者或专家请教。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达龙·阿西莫格鲁、锡万·安德森、科伦·阿皮切拉、昆廷·阿特金森、克拉克·巴雷特、彼得·布莱克、莫妮克·博格尔霍夫·穆尔德、萨姆·鲍尔斯、何塞普·卡尔、科林·卡默勒、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莫特·克里斯蒂安森、阿莉莎·克里滕登、亚罗·邓纳姆、尼克·埃文斯、丹·费斯勒、吉姆·费伦、恩斯特·费尔、帕特里克·弗朗索瓦、西蒙·加赫特、乔舒亚·格林纳、阿夫纳·格雷夫、保罗·哈里斯、艾斯特尔·赫尔曼、巴瑞·休利特、金·希尔、丹·赫鲁施卡、埃里克·金布罗、米歇尔·克兰、凯文·拉兰德、乔恩·兰曼、克里斯蒂纳·勒加雷、汉娜·路易斯、丹·利伯曼、约翰·林德、弗兰克·马洛、萨拉·马修、理查德·麦克尔里思、乔尔·莫基尔、汤姆·摩根、内森·纳恩、戴维·皮耶特拉佐斯基、戴维·兰德、彼得·里克森、詹姆斯·罗宾森、卡雷尔·凡·斯海克、琼·西尔克、马克·托马斯、迈克·托马塞洛、彼得·图尔钦、费利克斯·瓦纳肯、珍妮特·韦尔克、安妮·沃茨、波莉·维斯纳、戴维·斯隆·威尔逊、哈维·怀特豪斯、安迪·怀滕以及理查德·兰厄姆（还有许多人，包括前文提及的那些人）的支持和帮助。

在多年规划与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很多朋友、合著者及同事有过大量的探讨与交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形成了自己的构想。这是属于我的集体智慧（详见第十二章）。

约瑟夫·亨里奇
2015年1月22日
于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