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桥柱

造桥并非难事，东京城外汴河上造桥，却不易。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下诏，命令一位名为魏化基的七品武官（“内殿承制”）与掌管京城内外修缮事务的“八作司”一同营造“汴河无脚桥”。一段时间后，真宗已经改换了年号（天禧元年，1017年），此桥仍未建成，而耗资已超过预算的三倍。掌管财政的部门三司奏请罢停了这个项目。

“无脚桥”的提案，是为了北宋东京汴梁城的漕运安全。

十一世纪的汴梁城，城墙三重，城内驻守十万禁军，守护着这个政治中心。其中有士族贵胄，以及从事商业、手工业的百姓等形形色色之人。城内总人口超过百万，鼎盛时期或可达一百五十万。四条水道或环绕或穿过城市，沿河遍植柳榆。城内街巷密集，市贸遍地，从雄壮森然的金银市场，“ 每一交易，动即千万 ” 的富商巨贾，到沿街开设的各色作坊、店铺，贸易经济遍及各行各业。至于饮食娱乐，更是流光溢彩，全城仅高档酒楼（“正店”）便有七十二家之多，更不论不计其数的酒肆茶坊、点心摊子，烟火氤氲，香气四溢。勾栏瓦舍，更是彻夜灯烛，拥挤喧闹，堪称当时举世无双的繁华都会。

而支持这纸醉金迷的心脏搏动者，是交通的大动脉——运河。

北宋以汴梁为都城，应对北方民族压力时全无屏障，此于军事地缘上绝非优势。定都于此，汴梁依赖水运的节点，方成为“天下之枢”“万国咸通”。

北宋漕粮向汴京的集运分为四路，沟通四方，称“漕运四渠”。而穿城的四条河道中，汴水最重，每年漕粮达六百万石（约合三十六万吨），约十倍于其余三渠。 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往返于汴河之上的舟船，仅运输漕粮的漕船就大约有六千只。 除粮米外，银、铁、炭等经济重器，金、帛、茶、布等“东南杂运”，乃至误国殃民的“花石纲”，都倚赖汴水航运。此外更有商贾私船、载人客船，交织如梭。汴水的地位，宋代名臣张方平《论汴河》一文定言：“ 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唯汴河是赖 。” 朝臣张洎亦有论断：“ 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

汴河之上的风光，大词人周邦彦有《汴都赋》吟之：“ 于是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 。”日本入宋的名僧成寻亦曾参访汴京名刹，惊叹于汴河船舶：“ 汴河左右前着船，不可称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 。”

然而这条繁忙的“大动脉”，亦时时面临着“动脉栓塞”的威胁，祸端却在于桥。

河道虽然沟通了水路，却切割了陆地，成为陆路的阻碍。于是便需有桥。

桥面飞越江河，会从高度上限制大船；而桥下需有支撑，桥柱、桥墩立于水中，同样可成为行船的阻碍。

为了理解汴河架桥的难题，要先解说下桥梁的分类。我国历史上最常见的桥梁，从材料上可分为木桥和砖石桥，从结构上可分为梁桥和拱桥，从形态上可分为平桥与虹桥。这几种分类间有交叉，因此会在日常的话语中产生误解。

最常见的误解来自结构术语“梁”与“拱”。日常的话语中，平者为梁，曲者为拱。但在结构科学术语中，梁和拱都是特定的结构形式，决定于力学特征。而古文献中的“虹桥”也并不一定是拱形（弧形）桥梁。

宋代的桥梁，若从宋画中寻迹，样貌仍以木桥为主。

最简单的便是一道直木，两端搭在桥岸地面上，称作“平梁桥”（图1）。当河道宽大，一根木头搭不过去，人们便在河道中央竖立两根或数根桥柱托举平梁，形成一片（亦称“一榀”）“门”字形（图2）或“冊”字形框架（图3），称为“栈架”，再将一片片（或一榀榀）栈架以一定间距相隔，搭放桥面。这便形成了“多跨连续梁桥”。

栈架若是与岸等高，便是平桥（图4），若是高于河岸，便形成两坡的折桥（图5）。若多榀栈架中间高两边低，渐次变化，桥面形成多段折线，便叫“虹桥”。有时人们也会用形曲木材来强调这种弧拱，如汴梁城金明池中的“仙桥”——“骆驼虹” （图6）。古文中的“虹桥”，笼统指称这种中央高起的桥形，不一定是弧拱，也并不一定是结构学中的拱桥。这种折形或拱形桥，在结构学意义上仍然是梁桥。

此外，中国营造传统中，柱梁栈架的平梁桥，也常用石材建造（图7）。这本质上是用石材来模仿木构建筑。汴梁城中，唯一一座可以过船的桥，便是这样的石柱石梁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状：“ 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 。”

而正是这样中央立柱的桥梁，为汴河漕运带来了麻烦。受制于梁木的跨度能力，桥柱的间距（跨度）不会超过十米。桥柱立在水中，将有限的水路划分成狭窄的“船道”。而行船受制于水流，水流多变，船便不易控制。船、柱相撞，毁船损桥，成了漕运航行上的不定时炸弹。

汴河桥柱的麻烦，在宋仁宗年间，还引发一桩“陈留移桥案”，掀起了不小的政治风波 。

事情起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距离开封城约三十公里处的陈留县（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汴河桥因在河道中央设立桥柱，“ 与水势相戾，往来舟船多致损溺 ” ，宋真宗诏令官员修理更换，将旧桥拆除，移建于陈留南镇，称为土桥，依旧是河中立柱的平桥。

但移建之后仍多有“船触桥柱破”“倾覆舟船”之事，不得安宁。三十年间，数位官员多次上书再移此桥，均未得行，直到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陈留县负责催发纲运的官员再次提出将桥移回旧址，却引发一场政治动荡。主张移桥者主要为开封府一方，指出桥已破坏船只五十余艘；而反对移桥者有三司支持，指出坏船的原因并非全在于桥，且这座桥去年才修理过，又要破费，耗资过大。而移桥一方则再度指控反对者与桥下商铺利益勾结。由此，工程之争转变为朝臣之间的攻讦，宋仁宗再度派遣官员立案侦查，上升为诏狱，震惊朝野，牵连甚广，范仲淹、欧阳修均上文谏言。案例几经改判，最终主张移桥一方数人被判黜免、处罚。然而在官司的反复过程中，土桥已经移回旧址，最终也没有解决汴河舟桥的矛盾，移建“ 未及月余，已闻新桥不利，损却舟船，撞折桥柱，及水势稍恶，重船过往不易 ” 。

除了柱梁桥，宋代在大江大河上营造桥梁，还有一种常用的方式——浮桥（图8），即将许多船只并排，用铁链连成一线，横断河流，船上铺上木板使行人车辆通过。其他船只通过的时候，则将河道中部桥面断开。这种桥建造起来容易，但路通则断桥，桥通则断路，使用不便。大中祥符八年（1015），澶州（今河南濮阳）黄河浮桥苦于这个问题（“ 每有纲船往来，逐便拆桥放过，甚有阻滞 ”），地方官员进呈了一种改进的立交式浮桥方案：在河道两侧设“低脚船”，中央立“高脚船”，形成中央高起的“虹桥”（“ 今造到小样脚船八只，若逐处有岸，即将高脚船从岸铺使渐次将低脚船排使。如无岸处，即两边用低桥脚以次铺排，中间使高脚船八只作虹桥，其过往舟船于水深洪内透放 ”）。方案进献之后，皇帝“ 令三司定夺闻奏 ” ，而三司是否批准，虹桥浮桥有没有建成，史籍并未提及，大概是未有批准。断桥通航至少还能保证漕船的安全，而若要漕船穿过由河心随波晃动的“高脚船”限定的“船道”，恐怕要出现更多撞船事故。大中祥符五年（1012），汴梁城通津门外曾新建一座汴河浮桥，不到半年时间，即因“ 公私船经过之际，人皆忧惧 ” 而废除。

在汴梁城外，汴河的宽度仅二十米左右，不需用浮桥，但桥柱的存在总是一个麻烦。若要消灭桥柱，便需要所谓的“无脚桥”，也就是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