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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从资产寻求型转为资产利用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才初具规模（王碧珺，等，2019a）。投资特点是生产保留在国内，海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例如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以及自然资源，从而改进现有资产，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为国内的生产寻求稳定充足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Huang et al.，2011）。这一模式可被称为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这一模式已被削弱，转为资产利用型。外因在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外缺乏资金，国际环境还比较友好，所以中国企业购买海外战略性资产的投资行为能被东道国接受。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减弱，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这种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海外投资模式受到抑制。内因在于，2016年以后，中国开展了对部分对外投资活动的调整，这类投资也受到一些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随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资产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事实上，中国企业在许多行业中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尤其是在5G通信设备、高铁、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全球领先。中国企业积累的竞争优势为其开展资产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基础。
资产利用型对外直接投资占主导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目的地。首先，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追求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具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能够帮助中国企业降低生产费用，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发展中国家还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随着它们的消费市场逐渐壮大，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不仅能实现生产基地的全球布局，还能够进入快速发展的消费市场，快速扩大销售网络和消费者基础。此外，中国企业在国内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这些经验可以直接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特性也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具有显著的技术输出和产业链整合优势。因此，中国企业通过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仅可以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还能巩固在全球供应链和市场中的战略地位。
从数据上也可以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降幅明显。根据《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年末，中国在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 097.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5%。中国对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均在2016年达到高点后回落。2023年与2016年相比，中国对美国、欧盟与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流量分别下降了59%、35%与8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方面仍然较为集中，近70%集中在亚洲，东盟区域的增长尤为突出。根据《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年末，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约为2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8.2%（见表2—1），其中在中国香港的投资约占亚洲的87%。中国香港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投资中转地，其中部分作为“外资”返回内地（即“返程投资”）（王碧珺，2013）。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尤其值得关注，从2014年的98亿美元提高到2023年的251亿美元，年均增速11.4%，而同期整体增速仅为4.2%。东盟也是重要的“一带一路”共建地区。2023年末，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存量约为3 3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1.3%。但在2023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流量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3%，显示出“一带一路”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点地区。
表2—1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行业分布来看，中国海外投资以服务业为主，制造业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如表2—2所示，截至2023年末，约80%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集中在服务业，金额约为2.4万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50%，占全部比重39.9%）、批发和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18%，占全部比重14.3%）、金融业（占服务业比重14%，占全部比重11%）。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投资控股为主要目的，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制造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四大行业，投资存量为2 834亿美元，占比9.6%，其中汽车制造业存量约占制造业投资存量的25%。
表2—2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主要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服务业占比较高与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资产寻求型为主有关。在该模式中，生产保留在国内，海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例如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以及自然资源。由于生产并未大规模外迁，海外制造不是主体，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占比不高。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转向资产利用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制造产能的外迁不可避免，制造业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王碧珺，2020）。
同时，制造业占比在不同区域存在差异性（见表2—3）。在非洲，制造业是仅次于建筑业、采矿业的第三大中国投资行业，相关投资占中国对非洲总投资的14.3%。在东盟，制造业则是第一大中国投资行业，相关投资占中国对东盟总投资的比重高达32.4%，资金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具体来看，在印度尼西亚，投资领域包括电子产品、汽车制造和纺织服装，以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南则吸引了大量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和机械设备制造的投资，成为重要的生产基地。新加坡作为高科技制造中心，吸引了中国企业在半导体、电子元件和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泰国是东南亚的汽车制造中心，中国企业在汽车、电子产品和橡胶制品制造方面有较多投资。在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则重点投资于电子产品、石油化工和机械设备制造。这些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还促进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和就业，增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表2—3 2023年末中国对部分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前五位的行业
数据来源：《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两类，前者通过对已有目标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收购或合并而进入东道国，后者则是在海外建立全新的子公司、生产设施或办事处。由于跨国并购能更为快速地进入东道国，这对于缺乏国际化经验又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早期更具吸引力。跨国并购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一度高达50%以上（见表2—4）。然而，随着各国加大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力度以及经济保护主义的抬头，跨国并购日渐式微。2023年，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交易额为205.7亿美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的历史第二低位，仅比2022年高2.5%。项目平均并购金额则从2017年的4.1亿美元下滑至2023年的0.5亿美元，下滑了88%。跨国并购占中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已降至不足10%。
表2—4 2004—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
注：2012—2023年并购金额包括境外融资部分。
数据来源：《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相应地，绿地投资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且更适合企业进行长期战略布局。首先，通过绿地投资，企业可以在东道国从零开始建设，完全控制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流程、管理架构、品牌建设、企业文化等，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求设计并运营业务（李诗韵，等，2024）。其次，企业可以深度扎根目标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因而能获得东道国政府更大的支持力度和优惠政策。再次，绿地投资不像并购那样涉及企业整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管理不一致或技术整合难题。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2003年至2024年上半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383个重要绿地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占中国对全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比重的66%），系统识别了这些投资的主要服务市场及面临的关键投资障碍（在下一部分重点讨论）。依据服务对象，本文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分为服务本地市场、服务中国市场、服务周边发展中国家、服务周边发达国家、服务非周边发展中国家和服务非周边发达国家六大类（见图2—1）。
图2—1 2003年至2024年上半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服务市场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金融时报》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库（fDi Markets）整理。
本地市场一直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项目的最主要服务对象。其占中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规模的比重一度在2015年达到85.7%，该值在最低的2022年也有38.9%。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是驱动中国企业在当地进行绿地投资的重要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或城市化进程中，对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等的需求巨大。中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直接在当地生产，为其提供产品与服务，能够更精准地满足这些市场需求，同时也可有效避免贸易壁垒、物流运输等方面的成本。
相应地，服务中国国内市场的比例逐渐减少。在2008年，41.7%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主要服务中国国内市场，2023年这一比例仅为2.18%。这主要与中国国内需求相对饱和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行业发展趋缓，产业结构升级使企业对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降低。
与此同时，服务目标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明显上升，其占比已由2003年的18.2%提升至2024年的40%。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绿地投资目的地周边的市场不断整合，为中国企业拓展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例如，在东南亚，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在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如越南）建立生产基地，其产品的辐射范围可不断扩散至东南亚众多具有类似发展基础的国家，增加中国海外绿地投资服务市场的多元性。此外，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国际经贸摩擦和单边主义抬头。许多国家在供应链安全方面也采取了更具限制性的措施，中国企业服务海外单一市场的风险增加。这促使中国企业加快市场调整步伐，以服务目标国周边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规避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