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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领域已逐步建立起以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债务融资为支柱的多层次合作机制，不仅持续深化了双边经济合作，也为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注入动力。具体来看，国际贸易不仅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其工业化所需的中间品和资本品，也保障了中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供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企业在面对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时提供了战略性的全球化布局路径；另外，中国政府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融资安排，为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关键性资金支持，不仅为其工业化进程奠定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基础设施企业参与全球化布局创造发展机遇，同时改善了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运营的外部环境。总体而言，上述四个领域互为支撑，构成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基本结构和核心路径。
然而，中国政府和企业首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治理，必然面临诸多挑战并要经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近年来，尤为突出的挑战包括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工业化发展滞后问题，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与生产的本地化难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将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带一路”项目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核心，但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对融资能力要求较高。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受限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公共财政能力有限，往往依赖外部融资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普遍实施量化宽松等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全球流动性显著上升，使得2010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进入新一轮公共债务快速扩张周期。
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国际债务报告》，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外债余额从2010年的3.87万亿美元激增至2023年的8.84万亿美元。在这8.84万亿美元的债务中，三类主权债权人——多边债权人（如世界银行、IMF等）、官方双边债权人、私人部门债权人（包括债券持有人和其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分别为30%、14%和56%。其中，中国作为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的最大官方双边债权国，其债权占比约为5%，但在整体债务结构中仍远低于私人部门和多边机构债权人所占比重。这也表明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缺乏事实依据。
在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外债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主权债务风险显著上升。根据《2024年国际债务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球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和面临高债务风险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占比，已从2015年的6%和21%分别上升至2023年的16%和38%。事实上，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在2018年已开始显现，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加剧，导致赞比亚、斯里兰卡、厄瓜多尔等多个中低收入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投资难以避免地遭遇部分东道国的债务风险问题。如何在推进互联互通的同时优化融资模式、提升项目可持续性，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效应对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带来的挑战，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应对现有存量债务的违约风险，即在全球债务危机背景下，如何通过债务重组、延期偿还或减免措施，降低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负担。二是如何优化未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融资，即如何通过创新融资模式、引入多元资金来源、加强项目可行性评估，确保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避免债务负担过重。本书的第11章、第12章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如前所述，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外债结构复杂，债权人涉及主权国家、国际多边组织、市场债券投资者和商业银行等多元主体。因此，应对这些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首要的挑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多边治理机制协调债权人集体行动、优化债务重组方案。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重组主要依托巴黎俱乐部机制。巴黎俱乐部成立于1956年，是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非正式债权人组织，长期在全球债务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债权国的崛起，全球债权结构趋于多元化，巴黎俱乐部的代表性和协调能力面临挑战。鉴于中国并非其成员国，中国过去主要通过双边谈判方式参与主权债务的处理。
针对主权债务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集中释放、部分国家陷入违约困境的局势，国际社会自2020年起以G20（二十国集团）为主要平台，推动了一系列多边债务治理机制，例如“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和《缓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以下简称《共同框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双边债权国，首次积极参与多边主权债务重组进程，并在上述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国是“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各参与方中实施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在127.1亿美元缓债总额中，中国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贡献11.9亿美元和30.1亿美元，占缓债总额的33%。
然而，当前G20《共同框架》的多边债务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全球债务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国际债券市场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使得债务人和债权人结构更为多元，导致协调债务重组难度显著增加。其次，IMF与世界银行主导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框架存在争议——IMF主导的模型被批评过度依赖静态的债务与GDP比率、利息支付比率等指标，未能充分反映债务国长期发展潜力，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框架虽强调生产性资产价值，但尚未被纳入主流治理流程。再次，待遇可比性（COT）原则的执行陷入僵局，例如在赞比亚案例中，官方债权人因不满商业债权人的重组条件而拒绝协议，暴露了不同债权方之间的信任缺失。最后，多边机构的“优先债权人地位”导致责任分配失衡。例如世界银行以“维护信用评级”为由回避减债，迫使其他债权人承担更高比例的损失，削弱了治理方案的公平性。这些挑战凸显了现有规则与全球化债务格局的脱节，亟须通过制度创新和包容性协商加以破解。
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整体工业化程度较低。2023年，全球低收入经济体和（不含中国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制造业GDP占比分别为9.5%和15.7%。
如前所述，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债务融资四个领域的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机遇。然而，许多国家长期面临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导致工业化进程缓慢。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国家，长期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制造业发展受限，产业链配套不完善，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此外，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劳动力技能不足、市场规模有限、资金短缺、政策环境不稳定等瓶颈，其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受到制约。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能源与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影响下，通过深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面临较大挑战。
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成功发展有其一般性规律。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基于日本当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产业发展的雁行模式。赤松要总结了农业国工业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特征：一个产业的发展表现为先进口产品，后自主生产（进口替代），最终实现产品出口（出口替代）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同一产业内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发展则表现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消费品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品、从简单技术升级到复杂技术这样一个过程。在一国内部，上述两个特征不断循环推进，就像一组雁群呈“V”形的飞行模式。工业化雁行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是，随着经济增长，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断发生变化，国内产业和产品结构随之持续调整。在工业化早期，后发国家的产业以农业为主，人均收入普遍较低（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除外，例如中东国家）。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较低，在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消费品上有比较优势。因此，农业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从进口资本品和中间品、生产劳动密集型工业消费品起步。但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国内的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为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最终实现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
但是，由于存在工业生产制造的外部规模经济、产业上下游协同、基础设施因外部性导致供给不足等市场失灵问题（Juhász et al.，2024），上述工业化进程并不会自然发生。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自1950年以来，全球仅有13个经济体成功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其中包括中国。这些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体现出5个关键特征：政府的强有力治理；充分受益于全球化；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和投资率；市场导向的资源配置。显然，这些成功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借鉴西方经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因此，除了通过货物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债务融资四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或可以通过南南合作将中国工业化发展经验向这些国家分享，以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本书的第6章基于由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以及中国工业化发展经验，详细讨论了如何基于各国比较优势，通过园区建设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
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际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而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产业承接的理想目的地。例如：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东南亚转移，带动当地轻工业发展，提高其出口能力；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布局，形成区域产业集群；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拉美和中亚发展，如矿产加工、能源开发等。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成功承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加速自身工业化进程，如今，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全球转移的背景下，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全球南方国家也面临类似的机遇。通过打造稳定的政治和市场环境、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并优化营商条件，这些国家有望抓住这一轮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
《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共有3.1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4.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足迹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总资产接近9万亿美元。这些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还推动了当地的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凭借全产业链竞争优势、高商业信誉和卓越的交付能力，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生产经营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其薪资水平往往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使进入中资企业成为本地劳动力向往的高薪职业选择。
然而，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它们在全球市场的运营也面临诸多挑战。基于国内外实际调研，本书第3章总结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主要面临的若干挑战。
第一，政治和安全风险。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多变，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政府更替频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安全。例如，部分国家在政权更迭后，可能重新评估或终止与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此外，部分地区安全风险较高，如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等威胁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导致部分企业不得不调整海外布局或收缩业务。另外，双边外交关系也对企业运营构成重要影响，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对中国企业设置市场准入壁垒或限制其参与公共采购项目，形成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
第二，法律合规与政策不确定性。各国法律体系、税收政策、外汇管制和劳工法规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企业需应对复杂的合规挑战。例如，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法律法规变动频繁，税收、外汇管理、劳工权益保护等领域政策的不稳定性提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此外，一些东道国政府可能对外资企业实施“双重标准”或歧视性政策，如无端查税、追溯性征税等，使得企业在东道国的运营环境更加不稳定。
第三，融资难与资金回流受限。全球南方国家的金融市场总体发展滞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时融资渠道有限，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东道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而国内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项目的支持也相对不足。此外，部分国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限制外资企业利润汇回，甚至要求企业收益必须留在当地，这使得企业的资金回流困难，影响投资收益率。
第四，本地化管理与人才短缺。随着中国企业加快海外布局，对具有国际化管理经验和本地市场知识的人才需求增加。然而，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面临人才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跨文化管理、法律合规、市场运营等方面，缺乏专业人才支持。同时，部分企业对本地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不足，导致员工忠诚度不高，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此外，一些制造业企业仍然沿用国内“军事化管理”模式，对当地员工缺乏尊重，导致文化冲突频发，甚至引发罢工，影响企业在当地的声誉和运营稳定性。
第五，市场竞争与品牌建设不足。在海外市场，部分中国企业仍依赖低价竞争策略，缺乏品牌建设和长期发展规划，导致市场影响力有限。此外，对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的关注度不足，使得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较少，影响国际市场的认可度和企业形象。尤其是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中国企业因环境污染和商业腐败问题饱受批评，导致整体品牌形象受损，增加了未来投资和运营的难度。
总结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国内外政治、法律和经济环境的差异。由于跨国投资涉及不同国家的主权和政策框架，企业难以单纯依赖国内政策来规避这些挑战，而必须通过自身的适应与学习来有效应对。特别是，中国企业需要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不断优化自身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增强法律合规能力，加强本地化运营，并通过行业协同、政策支持和品牌建设提升全球竞争力。作为中国企业首次大规模出海的实践，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以积累经验和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但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经营能力将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