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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出海浪潮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增长，更体现为质量上的提升。然而，新一轮出海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一些挑战，这不仅需要中国企业对全球化机遇的敏锐把握，更需要中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有力支持。大部分企业提到的困难与挑战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人身安全的挑战。大部分企业表示政治风险是其在做国别选择的时候重点考虑的因素。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不确定性较大，国家比较动荡，政府高层的更迭使得业务和投资没有足够的保障，人员一旦变更，就可能推翻之前的谈判结果；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带来的人身安全、恐怖袭击等问题也阻碍了其业务在当地的正常拓展。例如巴基斯坦的爆炸案导致中方几名工程师身亡，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促使一些中国公司收缩了对巴业务战略。事实上，外交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扩展“一带一路”业务的决策至关重要。有企业表示，和某国政府洽谈火力发电项目，接近成功之际，当地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签了协议不能做火电站，之前谈的所有项目自动作废，全部停掉。另有企业表示，双边政府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影响很大，在对华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企业几乎接不到政府项目，公然被歧视，拿不到任何标的。由此可见，建立和当地政府正常的沟通机制，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至关重要。
第二，法律法规和税务合规的复杂度高，挑战大。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规有很大差异，企业需要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并确保合规。已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跨越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企业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和各国法律，以规避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王巧荣，2023）。例如，欧盟的数据保护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企业的数据处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欧洲对隐私的看法不同于国内的惯性思维，二者有较突出的差异点。参考GDPR在欧盟范围的判罚案例，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企业缺乏保障信息安全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尤其当出现数据泄露时，若收到用户投诉并且未能及时采取应有的基本措施，企业将很容易受到处罚。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使出海企业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对待隐私保护的态度，例如，中西方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差异，中东国家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内容管理的机制与多数国家都不一样。同时，出海企业面临高合规风险、强管制和严格制裁。许多国家对外资企业的并购和市场行为进行严格的反垄断审查。例如，美国和欧盟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行严格监管。一些国家对环保要求严格，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需要遵守当地的环境保护法规。这可能增加项目的成本和复杂性。各国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措施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了严厉的出口管制和制裁。调研发现，属地国往往存在对中国投资企业“区别对待”的问题。近40%接受访谈的中国企业反馈，它们都经历过被无端查税和追税，对于变动和随机的税收政策深感无奈，且与税收相关的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非常严重，这让中国企业苦不堪言。最后，出海企业面临较高的贸易保护相关政策风险。伴随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中美竞争导致美方意与中方“脱钩断链”，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由打压，部分出口至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商品经常会遭遇贸易审查、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影响中国出海企业正常经营。出海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监管挑战，这加剧了中国企业出海的风险。
第三，出海企业融资难，资金回流受阻。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面临较高的借贷成本。海外市场融资成本高，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大，以及企业在海外缺乏信用记录和抵押物。根据《2023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在境外融资成本上升、境内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的情况下，境内对境外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净流出744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9%。境外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关联企业债务偿还增多。课题组调研发现，出于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量和偿还能力风险的控制，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中国企业授信额度审批更加严苛。“海外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Overseas China-founded Enterprise and Employees Survey，OCEES）结果显示，许多中小型企业因企业规模和融资信息缺失而不得不暂缓融资计划或寻求其他不适合自身的融资渠道，承担了难以预估的资金风险。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渠道受限。课题组访谈发现，一些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偏向于接受国内企业的资金申请，忽视中国企业的融资诉求，而国内金融机构和银行也没有合适的金融服务。相关研究也发现，中国企业出海开展投资，现有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各种形式的贷款为主，直接融资量很小。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在海外盈利后资金汇款到国内受阻。课题组访谈发现，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除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复杂的审批流程，有些国家还不允许企业的利润汇款到国内。如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确规定盈利要留在投资国，需要缴纳高昂的资本利得税（25%~35%）才能将盈利带回本国。另外有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没有足够的美元支付时，不得不采取用实物（如芝麻、钢铁、牛肉等）低买高卖的方式进行结算，也给中国出海企业造成了较大的麻烦和经营风险。
第四，忽视文化差异可能带来较大的文化冲突，出海企业面临较大的跨文化管理挑战。《全球人力资源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87%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文化管理很重要，54%认为非常重要。2022年TikTok英国部门发生大规模离职事件，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忽略了当地员工不提倡加班的工作模式，发表了和当地劳动法相悖的产假相关言论，导致公司对当地员工的管理失能，从而在文化上受到了海外员工的排斥。我们访谈的企业普遍反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外籍员工不了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导致沟通障碍、误解甚至冲突，这不仅影响团队协作，还对企业的国际形象和业务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很多企业表示，在海外市场中未能有效实现本地化管理，导致与当地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度低，影响了业务的可持续发展。Atlas与HR flag联合发布的《2023企业出海白皮书》也显示，海外人才的本地化运营是中国企业出海进程中的主要人才招聘挑战之一。中国出海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往往面临着是否培训本地员工的抉择。超过65%的受访企业主反映，他们对于投资培训本地员工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是企业担心在培训上的投资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特别是当培训后的员工很快离职时，企业会感觉投资打了水漂。
第五，人才短缺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拓展中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由于中国外派员工成本逐年上升，中方人员长期驻外意愿降低，国内人才供给难度增加。我们采访的出海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反馈，它们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受限于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缺乏，企业难以在海外市场中有效展开运营和竞争。OCEES数据也显示，超过六成出海企业认为很难招聘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尤为突出。另外，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着缺少技术工人的困境。我们对184家海外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数据显示，接近50%的企业面临着生产线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并有企业表示，懂业务、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而人才的短缺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降低。
第六，中国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带来利润空间的压缩。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由于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主要依靠价格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由于缺乏对国际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充分了解，有的企业在竞争中采取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如过度降低价格以赢得合同。同时，受短期利益和业绩考核的驱动，有的企业忽视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设。调研结果显示，所有受访企业普遍感受到行业内部竞争加剧和恶意降价行为日益严重。在肯尼亚，我们了解到数家中国企业在铁路、公路等项目的竞标中，频繁通过降低价格来赢得项目。恶意降价不仅会带来交付质量低下的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国际声誉受损。
第七，中国出海企业品牌与ESG意识淡漠。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过去主要关注快速扩张、盈利和市场份额，而对ESG领域关注较少。这种优先级往往意味着企业将资源集中在经济效益和规模扩展上，忽视了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对属地国家可能产生的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问题，这就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短期投资目标与当地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不一致。中国企业忽视与当地人民、社区、工会和政府的关系时，就会造成公共关系的压力，从而导致项目缺乏支持，企业声誉扫地，严重时还会引起外交事故。ESG理念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较晚，尽管近年来ESG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中国企业的ESG标准和实践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还有差距。在企业文化方面，很多中国企业仍然以成本控制和盈利最大化为核心目标，ESG的概念并没有完全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管理。因此，在走向海外市场时，这种缺乏ESG意识的文化也被带到了新的市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应建立一个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在宗旨、目标和行动等方面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原则相一致（史巍娜，2023）。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不仅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高标准要求，还能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