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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就是全球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2023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为21.3%，比第二位的荷兰（7.6%）、第三位的中国（6.6%）以及第四位的加拿大（6.2%）合起来还要多0.9个百分点。日本是全球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在其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对应着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投资模式。一类是企业利用拥有的优势地位（firm specific advantages）进行市场开拓型投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是最经典的阐释（Dunning，1980）。另一类是通过对外投资来转移在国内面临较大生存压力的边际产业，并进一步发展为“雁行模式”（Akamatsu，1962）。这两类模式也反映了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趋势。因此，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政府支持和服务是基础保障，美国侧重市场机制与法律保障，日本注重政府引导与风险共担。母国政府通过法律、金融、信息支持及风险共担，助力企业降低风险，实现国际化发展。一是政策与法律保障。美国政府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自由贸易协定（FTAs）为企业提供资本自由流动和国民待遇等法律保障。二是海外利益保护。当美国海外投资利益受到实际损害或存在威胁时，美国包括外交、情报部门在内的机构会进行统一部署和综合应对，必要时采取武力干预和国际制裁等多种措施来进行维护。三是金融支持与风险共担。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贸易保险公司（NEXI），日本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保险服务，并建立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分担风险。尤其是设立中小企业援助机构，例如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为其提供低息贷款、信用担保、风险评估和海外投资专项支持。美国设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提供低息贷款、出口信用担保和政治风险保险，支持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四是海外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联动。日本结合雁行理论，通过“梯次转移”，实施亚洲产业合作计划和“黑字还流”计划（Capital Recycling Program），通过多种合作框架和机制，引导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产能，实现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
第二，海外商协会将孤军奋战的企业凝聚成联合舰队。商协会通过提供信息、协调企业间合作、与政府沟通、降低投资风险等方式，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进入和拓展海外市场（王碧珺，等，2019b）。中国美国商会拥有来自在华经营的900家美国公司的4000名个人会员，设有30余个工作组，每年举办逾200场会员活动，涵盖政策建言、信息共享、人脉拓展和专业服务等方面。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全球设有约74个海外办事处，覆盖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广泛的国际网络。海外商协会为企业提供详细的市场调研报告，帮助企业了解东道国的市场动态、投资环境和法律法规；通过举办商业论坛、研讨会、见面会、促进会，帮助企业建立跨国商业网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搭建桥梁；还积极参与政府游说，代表母国政府和企业协调与所在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东道国政府改善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环境。海外商协会对“走出去”的本国企业在立足、生根上提供最充分的帮助，能有效地对接海内外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差异，帮助在海外孤军奋战的单个企业凝聚成联合舰队，从而大大增强其生存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企业练好基本功，重视本地化融入，美企创新领航，日企抱团共赢。美国企业依托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技术壁垒和品牌忠诚度。其尤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被侵蚀。日本企业“抱团走出去”优势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通过整合供应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不仅提高了供应链效率，也降低了各企业单独进入市场的风险。例如，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时，核心企业（如丰田汽车）会带动配套供应商（如电池、零部件生产商）一同投资，从而形成完整的制造生态和高度协同的生产体系。其次，日本综合商社（如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在日本企业“抱团走出去”中起到重要桥梁作用。商社利用其全球网络和信息资源，为日本企业提供市场分析、政策咨询和风险管理服务，并协调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集体投资项目。再次，日本企业经常联合进行国际投资，特别是在能源、基础设施和高科技等领域，以及中东、非洲等高风险市场。通过共享市场信息、基础设施和客户资源，分担投资成本和风险，提升项目成功率。这种模式还能增强日本企业的集体谈判能力，提高整体竞争力。最后，不论是美国企业还是日本企业，都非常注重本地化经营，包括调整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雇用和培训当地员工、与当地企业合作等。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融入市场，也有助于减少文化和政治风险（Bartlett et a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