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内金融机构对海外项目的审批和风控更加严格,明显削减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以海外发展融资为例,中国两大主要发展融资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17年后大幅减少了向海外提供的贷款承诺(见图2—2)。同时,不仅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总额下降,平均贷款承诺规模也随之下降,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也出现缩小趋势(BU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2023)。此外,美西方通过炒作债务、人权和环境等问题,对中国企业进行抹黑,加剧了这些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困难也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项目的回款压力。
图2—2 2008—2021年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情况
数据来源: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有不同的衡量方式,其中最直接的指标是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如果将其与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的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堪忧,比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都显著更低,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差距更为突出(见表2—5)。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本土化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其在同当地企业或第三国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企业之间也存在大量无序竞争,这对其盈利能力及企业信誉均造成不良影响。部分中国企业不当追逐政策红利,在未对自身能力和东道国投资环境进行有效评估的前提下,通过资本运作方式盲目开展海外并购,导致项目失败风险激增(王碧珺,等,2023a)。在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还面临东道国民众对其认知负面性的增强,进一步对其盈利带来不利影响(王碧珺,等,2023b)。
表2—5 2006—2017年中国与其他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海外子公司资产收益率差距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数据来源:王碧珺,衷子雅,《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及其差异分析》,《经济管理》,2021年01期。
分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项目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可以发现,市场竞争、市场收益风险等潜在投资障碍愈发突出,占比在2024年已经上升至32.1%(见图2—3)。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增长的市场相伴的是这些国家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其他国家跨国企业在市场驱动下进入这些国家,以及这些地区本地品牌的不断涌现,均使得当地市场竞争压力愈发激烈。同时,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分化的背景下,企业出海的预期收益也趋于下降。
图2—3 2003年至2024年上半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重要绿地投资主要障碍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金融时报》全球跨境绿地投资数据库整理。
政治风险及地缘政治压力在2017年之后重新增强。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动荡的国内形势,社会、民族冲突不断加剧,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风险提升。此外,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中国海外投资项目运营挑战加大。自2022年以来,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风险不仅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而且部分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也间接影响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所需设备、技术、材料等方面的使用,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相关投资的不确定性。
东道国政策与法律风险一直是最主要的障碍,但带来的阻力有所减弱。一方面,不同地区、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来了解和适应当地的政策、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关于外资的政策法规不尽完善,缺乏稳定性。以印度为例,2014年莫迪出任总理后,对于外商进入印度投资,除部分战略性部门被列入“负面清单”外,其他行业均采取无需政府审批的“自动路径”审批制度。2020年,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外商投资政策,规定需审批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资。这类东道国外资政策变动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