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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6年6月的一个清晨，大唐太子李建成带着四弟齐王李元吉匆匆从府邸出发，他们一行并非像往常那般进入朝堂议事，而是直奔太极宫之北的玄武门。因为，这里距离父皇李渊的寝宫最近！
就在不久前，太子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二弟秦王李世民向父皇诬告自己和李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建成、元吉二人及李世民等人一起前往寝宫对质。
太子和齐王万万没想到，这是秦王设下的圈套，而昏聩的父皇居然暂时丧失了辨别能力。就在他们入宫的同时，玄武门附近的小树林中已经埋伏了秦王及其手下的精兵强将！
黎明时分，血腥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射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殷红的血迹沾染了秦王李世民的袍服！要知道，这三个人跟李渊的其他儿子不同，他们都是窦皇后的嫡子，是同胞兄弟！
秦王登基称帝后，所有的宫廷档案几乎都被篡改，太子和齐王被描绘成恶人、庸人，而且卑鄙无耻。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反复提到太子嫉妒秦王的战功和威望，有谋害秦王的举动，而齐王助纣为虐。当然，史书无法回避秦王及其手下对太子党的反击。
《旧唐书·列传卷第十六·房玄龄 杜如晦》云：“太宗（李世民）尝至隐太子（李建成）所，食中毒而归，府中震骇，计无所出。”没有提到毒酒，只是中毒，接着就是房玄龄向秦王献计诛杀兄弟。
《旧唐书·列传卷第十四·隐太子建成》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狼狈扶还西宫。”李渊得知后告诫建成：“秦王素不能饮，更勿夜聚！”并没处罚他。此处似乎看出李渊对太子的偏袒。
《新唐书》的记载如出一辙。而《资治通鉴》则把事件放在了玄武门之变前三天：“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
政治和权力尤其是皇权面前，从来都是不讲亲情的。李世民后来悍然出手亲自射杀兄长和弟弟，只是说明他比李建成、李元吉更加心狠手辣，谋划更加到位而已，并不能洗白自己的无辜。而李建成和李元吉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先下手为强”的机会，反被李世民袭杀，且沦为史书上的丑类。
但是，太子东宫的宴会上，真有李建成的预谋吗？这是一场鸿门宴吗？
如果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酒中下毒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前三天，似乎不太可能。当时，太子党和秦王党已经势同水火，而李渊有偏袒太子的举动，他居然同意削弱秦王的势力，把秦王府的将领拨给太子指挥。两派很快就到了摊牌的时候，李世民动了杀机，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刻赴宴？
再者，秦王虽然死里逃生，但毕竟身体透支了，还能在几天后复出并亲手射死哥哥、和弟弟搏斗吗？
显然，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对史料进行了有意的时间重排，目的或许是突出秦王反击的迫切性。其实，这件事有可能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很久的某一天，甚至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宴会。
如果李建成一心要毒死李世民，李世民会有生还的机会吗？如果当场毒杀不成，还能放走他吗？其实，尽管李建成讨厌弟弟李世民，但如果把李世民弄死在自己的府邸，传出去必然名声扫地，父皇也必将追究其责任。如此行事，政治风险太大，显然得不偿失。即便李世民赴宴后死得不明不白，自己恐怕也会被置于风口浪尖，百口莫辩，留下千古骂名。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李建成觉得自己的太子位置还算稳固，而且父皇偏心于自己（正因如此，他才没有最终像弟弟李世民那样狠心一搏），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冒险采取如此龌龊的手段。
所谓的东宫毒酒案，很可能原本只是一场不幸的宴会事故，但日后被篡权的李世民借题发挥，成为插在李建成、李元吉颈后的恶人标签。
秦王李世民喝酒后，胸口剧痛，继而吐血数升，这看起来更像是酒后的并发症。这种情况，今天在急诊也很常见，特别是那些过惯了灯红酒绿生活的人！
吐血，分为呕血和咯血。前者是指消化道出血，后者则是指呼吸道出血。秦王饮食后发生严重不适，最可能的是消化道出血。
笼统地分类，这属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比较多见的是胃食管黏膜损伤。急性胃黏膜病变是以胃黏膜发生不同程度的糜烂、浅溃疡和出血为特征的病变，以急性黏膜糜烂病变为主者称急性糜烂性胃炎；以黏膜出血改变为主者可称为急性出血性胃炎；发生于应激状态，以多发性溃疡为主者可称为应激性溃疡。急性胃黏膜病变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常见病因之一，约占20%~30%。急症可出现在受刺激之后数小时或数日。患者起病时也可能伴有上腹部不适，有烧灼感、疼痛、恶心、呕吐及反酸等症状。大量酗酒的确可能引起急性胃黏膜糜烂、出血，有时食管黏膜也会有类似的情况，而酒精毫无疑问是重要诱因。
那么，秦王这次出血有没有可能是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导致的消化道出血呢？这通常发生在严重肝硬化的患者。而李世民当时不到30岁，此后还活了20多年，这个岁数患上肝硬化比较少见，而且在古代的医疗条件下能再活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
由此可见，秦王中毒案极有可能只是李世民对太子、齐王的诬陷、丑化、栽赃。真正的太子也许并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不堪，可惜他的真实形象，早已随着胜利者的刀笔隐入历史的尘烟之中了。
《太宗实录》评价李建成“游逸是好，素无才略”，而学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太子）所用官僚如王珪、魏征之流即后来佐成贞观之治的名臣，可知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
2013年，李建成的墓志铭在西安被发现。他死后被追封为隐太子、息王。墓志上的谥号“隐”字明显为剜磨原字后改刻而成。史书记载，其谥号原本是极难听的“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