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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谭医生相识还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港澳作家回家”活动。见到谭医生的第一句话是“久仰大名”，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谭医生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时，我便知道了澳门有一位作家是心内科医生。医生转行成为作家的不在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冰心，他们都曾学过医学；当代的如余华当过5年牙医，毕淑敏从医20年，冯唐是专攻卵巢癌的妇科医生；外国则有英国的柯南道尔、毛姆，日本的渡边淳一，俄国的契诃夫，苏联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而白天在手术室给患者的心脏动手术装支架，晚上在书房奋笔疾书，我听过的便只有这位谭医生了。
医生和作家，一个拿听诊器，一个拿笔，两种不同的职业，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实则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医生洞察生老病死，用手术刀挽救生命；作家剖视世间百态，以文字拯救灵魂。如此说来，作家便是治愈人类精神伤痛的医生了。
在“回家”的港澳作家中，有缘和谭医生相知相熟，结下深厚的友谊，这还要归功一位古人——赵佗。谭医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石家庄人。稍稍停顿片刻，我俩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
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人，和三国时代的常山赵子龙是地地道道的老乡。真定，可以理解为正定，实则比今天正定的范围要大许多。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派人重修赵佗先人的墓地，就位于如今石家庄市北二环附近的赵陵铺。“赵陵铺”名字的由来，很可能就缘于此。2006年，在墓地遗址基础上修建了赵佗公园，纪念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盛赞为“南下干部第一人”的历史人物。
作为秦朝将领，赵佗21岁便作为副帅随主帅任嚣奉旨南下攻打百越。秦末天下大乱，汉朝初建，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号称“南越武王”。从此，确立了广州两千多年来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我去过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南越王博物院，那里是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眜的墓葬，虽然不是赵佗之墓，但作为岭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大型石室墓，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澳门的谭医生同样去过，他和我谈起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枣核。红枣是典型的北方作物，家乡的房前屋后，常见一两株枣树。鲁迅先生北京故居的院子里就有这样两棵枣树，还被他写进了《秋夜》一文，成就了著名的“枣树体”。谭医生说，也许两千年前的两广地区气候与今天不同，非常适宜栽种枣树。与谭医生相比，我参观博物院就有些走马观花了，对枣核没有什么印象。但我还是提出了另一种假设，也许是南越王从北方“一骑红尘”运来的家乡土特产呢？谭医生同意“此物寄相思”，但他还是实打实地用出土的南越国木简说服了我，木简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每棵枣树收获的枣子数量，由此亦可窥见枣树对于南越王是多么珍贵。如此千辛万苦地在岭南栽培枣树，也正是为了寄托思乡北归之情啊！
我钦佩谭医生对历史的喜爱和执着。从赵佗到司马迁，《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从南越王博物馆到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陕西历史博物馆，他去过而我没去过的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剑，我说我去过而他没去过的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和太阳轮，神州八万里，上下五千年……
多月后，谭医生给我发来了这部即将付梓的书稿。读书，是一种更深入的灵魂交流。面对面交谈时，往往会错失一些重要信息，有时候也会暴露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知识缺陷。读书则不会。
谭医生的书，既是一本历史书，又是一本医学科普书，但归根结底是一本文学书。
书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十之八九都是如雷贯耳的“老熟人”，但当我们走近这些“老熟人”，重听他们的老故事，却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尽管大多是猜想：喝酒引发上消化道出血的秦王李世民；罹患食道癌的曹植；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曹丕、曹彰兄弟；脑中风的孙权、孙休父子；产褥热的韩愈母亲；佝偻病的左宗棠之子；腮腺炎并发脑膜炎或脑炎的康熙十八子胤祄；肺结核导致自发性气胸的宋哲宗；急性阑尾炎不肯手术而死的溥仪妹妹韫媖……
谭医生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就如同那天我们坐在前往天津的大巴车上，他在我身边一样。
尽管谭医生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着古人疾病的踪迹，尽管他的分析鞭辟入里，但真相就是如此吗？毕竟谭医生的“课题”较少得到现代解剖学、影像学、DNA技术的支持，仅从历史记述的症状、病程发展入手，很难“确诊”。但也许这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谭医生给古人开出的“处方”，治愈的恰恰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
意大利著名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不对这句话进行评论，但当我们深入探究历史时，往往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而是想发现一些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人以史为鉴，希望能以那些古圣先贤为榜样，避免重蹈败亡者的覆辙。
假如，身边有个谭医生，我相信，我们的身体会更健康，我们的心情会更舒畅，这倒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我从不替人写序，一方面是我的资历不够，现在读者的“胃口”都很刁，喜不喜欢一本书，完全听从自己的内心，从不把大咖的话当回事儿，更何况我绝不是什么“大咖”。另一方面，序有一定的模式，起码我读过的序都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似乎比作者和读者都要高明，这就有违我的内心了。我既是作家，也是读者，所以，我只习惯从从容容地写些文字，讲些与这本书相关的小故事。如果出版社觉得并不违和，把这篇小散文放在书的前面，作为“代序”，与谭医生的著作浑然一体，让读者读到，亦是我的荣幸。
李强
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室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