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着建设新中国而办的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解放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的各项建设事业亟待恢复和发展。饱经战乱磨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得到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战后国内时局也存在着内战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领导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另一方面则把大批在延安受过革命教育的干部陆续派往各解放区开展工作。

晋冀鲁豫边区地理位置重要、工农业生产条件好，但是在14年的浴血抗战中，晋冀鲁豫边区人民作出了极大牺牲，工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能否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能否有保障，而且关系到解放区的民主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

为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民主政权，也为了迎接和平建国新时代。1945年1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由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和副主席戎子和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议，在本地区开办大学教育，培养解放区急需的建设人才。

大学名称初定为新华大学。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经过几次专门讨论，除决定聘请杨秀峰、教育厅厅长晁哲甫、各行署主任、边委王振华及地方文化教育界名流共20余人为筹备委员，“并决定大学名称仍叫北方大学”外，还决定了如下事项：

校址暂设在邢台；办学宗旨为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事建国工作的各项专门人才（《北方大学章程（草案）》中则进一步明确为，“北方大学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的大学，是边区人民为着建设新中国而办的大学”，“以培养与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建设人才为目的”）；教育对象则面向新解放区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青年；发展计划，拟设立理、工、农、医、文教、艺术、财经等学院，重点则放在有关发展边区经济生产的人才培养和院系的建立上面。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北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帮助北方大学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向辖区各行署下达了《关于边区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要求“北方大学立即筹设行政学院，着重培养有工作历史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由各行署每县调县科长或区长2人（特等、甲等县可调3人，丙等、丁等县可调1人作调剂）入校学习，学制暂定二年。同时北方大学招生，为了普及各地区，每行署动员至少应有30名至50名，多则不加限制”；又先后将冀南行政学院、边区建设厅新成立的财经专科学校、晋冀鲁豫军区医学专门学校等划归北方大学。

北方大学成立后缺少师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罗青、王振华、张柏园、孟夫唐、曾毅、刘大年、张萃中、梁维直、薄怀奇等边区各条战线上富有教育和管理经验者调入，或参与学校筹建，或担任院主任、教员，使他们在北方大学建校初期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

1947年8月，解放战争形势日益严峻，北方大学领导层在应该把北方大学办成“短训班”还是“正规化大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驻地三王村召开专门会议，强调北方大学以培养为人民服务、从事和平建国的各种专门人才为宗旨，统一了全校教职学员的思想，指明了学校下一步工作方向，使北方大学各项工作取得长足发展。

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直隶迁安人。1934年10月，杨秀峰回国，先后任职于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把课堂作为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深受青年学生的崇敬和爱戴，被学生誉为“红色教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放弃优越的教授生活，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太行，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历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冀太联办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等职。

杨秀峰对办好北方大学非常重视。北方大学缺少书籍，他带头向学校图书馆赠书，并致信黄炎培等人请其为北方大学代聘教授、募集图书仪器；北方大学开学不久，他就到校了解情况，给全体师生作题为《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指出北方大学“是人民的大学，培养人民的人才，为人民服务”，勉励师生“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别是杨秀峰对北方大学的关心支持是多维度、深层次、全方位的，贯穿了北方大学从创办到合并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