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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剧本和诗。当然不只是我，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在无数个夜晚做过同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我看来，往昔经历过的一切都恍如昨日，竟像梦一样，不曾存在。尤其当我看到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藏着我当年写过的剧本《扫罗
》的开头，以及一叠诗稿的时候，我更不能理解当时的自己了。这也太过奇怪了。
其实我们自从来到这里，就已经和早先的生活完全剥离。我们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可这些二十岁的青年人的生活非常单调，大多数的亲人只剩下父母，有些人可能有心爱的姑娘，但这又如何呢？我、克罗普、米勒、勒尔……对我们这些处于叛逆期的人来说，父母的影响力是很微弱的。就算有心爱的姑娘，我们也不会被掌控。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也许还有对学校的一点热情和自己的业余爱好。我们的生活两点一线，并没有超过家和学校的范畴，来到战场后，原来的一切几乎没剩下什么。这方面的记忆变得非常模糊。我们很想回到过去寻求答案，寻找解释，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失败了。
对年纪大些的士兵来说，他们有家室，比如有妻子和儿女，还有职业和爱好，他们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有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连战争也无法将之破坏。他们跟我们完全不同。
坎托列克也许会说，我们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说得有道理，事实上战争对年岁大的士兵只是一次生活的中断，对他们并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他们可以想到战争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则不一样，我们的过去太过单薄，还没有在过去的生活里扎下根去。偏巧我们遇到了战争，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战争用一种特殊而忧伤的方式将我们的生活改变，让我们变得颓废。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无忧无虑，并没有为此烦恼和忧愁。
米勒一直对克梅里希的那双长筒英国制皮靴念念不忘。其实米勒并不是一个毫无同情心的人，他只是把事情看得更透彻罢了，他不会在痛苦面前同情别人。如果克梅里希没有失去脚，在伤好了以后能穿上那双漂亮的皮靴，我敢保证米勒不会打靴子的主意，他宁愿光着脚在带刺的钢丝上走。可是目前的情形是，克梅里希伤势严重，他失去了一只脚，靴子对他而言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么，作为战友，米勒为什么不能优先得到这双靴子呢，难道真的要把这双靴子留给那位年长的护理员吗？
其实靴子最终到底会归属于谁，根本不重要。米勒认为他更有理由得到这双靴子，如果克梅里希死了，他却不在跟前，就无法得到那双靴子了。
事实胜于雄辩。对我们来说，眼前看到的事实才是重要的，克梅里希的长筒靴真的很漂亮。我们对其他问题的思考能力是匮乏的，再说，也不必考虑别的。
不过，以前我们可不这么想。想当初，我们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对我们来说，事业也好，工作也罢，只是生活中对不切实际的理想的一种装饰罢了。哪怕在面对战争时，我们脑子里的观念也都是模糊的，甚至为战争蒙上了一层浪漫的理想色彩。所以，我们去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全班二十个人完全把去营房当成猎奇，开心地打扮自己，甚至刮干净胡子。
可是，当我们成了士兵后，原本心中的热情和渴望就被整整十个星期的军训完全打消了。我们的思想被颠覆了。我们先惊讶，后来怨恨，最后毫不在意。军训对我们的改造和培养，甚至比十年学生生涯有更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原本觉得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在军营里，擦亮的纽扣比学生时代的叔本华著作更重要。鞋刷，而不是思想，起决定性作用；制度，而不是智力，起决定性作用；磨炼，而不是自由，起决定性作用。再者，以前在我们心中最有权威的是父母，是老师，是柏拉图的文化和歌德的思想，可现在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却代替了这些权威。
我们习惯了接受英雄主义的军事训练，其实那和马戏团里的马匹接受训练没什么两样。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左转，向右转，听鞋跟触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刁难，这和我们之前想象的自己的任务完全不同。由于坎托列克对祖国的传统观念，我们承受着军事训练对自己个性的消磨。我们后来被迫懂得，某些训练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他内容只需要做样子罢了。对这两种事情的分辨，士兵“嗅觉”出色。
我和克罗普、米勒、克梅里希，一共四个人被编在了第九排，我们的排长是下士西莫尔施托斯。而我们一个班级里的其他人，三人一群四人一伙，被分散安排在各个排里。各个排里鱼龙混杂，有弗里西亚岛的渔夫，有农民、工人、手艺人等，大家不问出身，很快打成一片，成了彼此的好朋友。
排长身材矮小却四肢发达，他有两撇像打过腊的小胡子，他当兵前做过邮递员，而且已经服役十二年了。他被我们看作残忍的家伙，因为他总以折磨我们为乐，甚至在看他来，这是一份荣耀。
排长总认为我、克罗普、塔登和韦斯特许思四个人在无声地反抗，这足以让他警惕。
所以，他总是故意针对我们几个人。有一次，他让我给他整理床铺，我足足重复了十四次，因为他每次都吹毛求疵，挑我的差错，把我叠好的床铺弄得乱七八糟，再让我重新来干。
我曾经陆续花了二十个小时，完成了一项就连西莫尔施托斯本人也挑不出任何瑕疵的工作——把他那双老旧发硬的皮靴，揉搓到柔软得像软黄油一样。还有，我曾被安排将下士住的宿舍刷得干干净净，而工具仅仅是一把牙刷。克罗普也不例外，记得在执行一次任务中，我们差点死掉。那是极冷的冬天，我和克罗普被要求用笤帚和破簸箕打扫营房外的积雪。我们没完没了地干，幸好被一个路过的中尉看到了。他可怜我们，让我们提前回去了，并且斥责了西莫尔施托斯，否则那天我们大概率就活不成了。也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结下了仇。西莫尔施托斯一直怀恨在心，总给我们穿小鞋，连续四周的周日让我站岗和在营房值班。那时，我每天都得在松软泥泞的田地里军训，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不停地重复“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可想而知，我浑身都是泥巴，而军训会一直持续到我力竭为止。可就算这样辛苦，我每天还得在军训后换好干净衣服，向西莫尔施托斯报告，可惜我手上受伤流的血是洗不干净的。
他还能怎么欺压我们呢？方法数不胜数。还有一次，依旧是冰天雪地，我、克罗普、韦斯特许思、塔登在西莫尔施托斯的监督下，将没戴手套的手指放在冰冷的步枪钢管上，站立了足足一刻钟。还有一次，仅仅因为我的抽屉比放东西的矮凳超出几厘米，西莫尔施托斯就罚我只穿着薄薄的衬衣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往返足足八次！那是在寒冬的凌晨两点。更过分的是，他就挨着我跑，不时踩我光着的脚趾，借此狠狠地报复我。
训练的时候，他也会伺机报复我。他拿着轻便的木枪和我对打，我拿的却是沉重的铁质武器，力量如此悬殊，所以他能很轻松地打到我，经常把我的胳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忍无可忍，无须再忍。有一次我直接冲向他，狠狠地撞在他的肚子上。他经不起撞，竟然倒下了。结果，他跑到连长那里告我的黑状。不过连长深知西莫尔施托斯的为人，挺乐意看他当众出丑，所以并没有惩罚我。连长只是冲着他笑笑，让他小心一点。这段经历锻炼和成就了我，让我成为双杠能手和举重专家。
本来，遇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畏惧的，起初也的确如此，我们听了他的声音都会发抖，可是后来就不会了，我们是脱缰的野马，而他又制服不了我们。
再后来，某个星期天我和克罗普在营房的场院偶遇了西莫尔施托斯，他打扮得光鲜亮丽，似乎准备出去。如果他不跟我们说话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故意停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有多喜欢用杠子抬便桶。
我们吓了一跳，然后绊了一下，结果桶里的东西泼了他一腿。他气急败坏，可这也是我们感到忍无可忍后的报复。
他冲着我们吼道：“该死，我要关你们禁闭！”
克罗普也受够了，他反唇相讥：“可以啊，但是你不怕我们在接受调查时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西莫尔施托斯咆哮道：“你竟然敢这么和你的士官说话。瞧着吧，会有人来审问你的，你神经错乱了吗，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克罗普做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将手指放在裤裆缝边，咧嘴道：“不打算怎样，我不过是要揭穿下士您的老底！”
西莫尔施托斯可能害怕我们，也可能觉得我们是故意为之，甩下一句恶狠狠的话就消失了：“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说这句话大概是他最大的权力了吧。
后来他也惩罚过我们：在新翻耕的田地里训练，反复让我们“卧倒”和“预备”“跑步走”。军令大于天，必须服从。面对他的严苛要求，我们自然也有对策：虽然执行每一道命令，但效率大打折扣。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缓缓地用胳膊撑地，一个动作还没有结束，他的下一个命令就到了。为此他气坏了，嗓子都喊哑了，我们还没有流一滴汗哩。西莫尔施托斯拿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从此，他就学乖了，不再找我们的麻烦了。尽管他总喊我们下流坯子过过嘴瘾，不过也客气了许多。我们认为这已经很好了。
其实，像西莫尔施托斯这样的下士只是少数，并不是大多数。军营里还有很多正派且通情达理的下士。他们通常严格训练新兵，营房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尽量都让新兵训练一遍。他们不想丢了自己的差使。可训练真的太累了，我们气得要号叫了。更可怕的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因为训练太艰苦，得病死了，沃尔夫就是因为肺炎死的。这些训练让我们变得残酷、多疑、报复心强，不过也填补了我们性格中缺失的部分。我们如果因为这些训练认输，就未免小题大做且太可笑了。
不过，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残酷的训练，没有对未来的事情早做准备且提前适应，而直接去战壕参与作战的话，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定会因为心理压力暴增、无处宣泄压力而彻底发疯。可能还没作战，人就已经被摧毁了。
军训还带给我们另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唤醒我们的集体意识。这种可靠、实用且强烈的精神，继而会在战场上衍生出一种东西：战友情谊。我们虽然只有二十岁，许多事情都变得艰难，但是这种精神却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们。
我又去看克梅里希了，坐在他的床边。我发现他越来越虚弱了。周围喧嚣吵闹，这里的伤员太多，医生们要挑出一些可转移的病人送上运送伤病员的火车。医生从他的病床走过，看都不看他一眼，显然，他并不在选择之列。
我说：“弗兰茨，等下一趟列车吧。”
克梅里希艰难地用臂肘撑着身子起来，望着我：“我的腿被他们截肢了。”
我点点头，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我故作轻松地说道；“你应该开心才是，以后战争和你再无关了。”
他没吭声。
我继续安慰他：“威格勒没了右臂，他也被截肢了。况且，本来你的两条腿都没法保住，那多糟糕。现在，万幸的是，你还可以走路。再说了，现在你总算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问：“你这样想吗？”
“那是当然。”
“你真这样认为吗？”他又问了我一次。
“弗兰茨，手术过后，你就可以恢复健康了。相信我。”
他招手让我过去，我走过去弯下腰，他低语道：“我并不这样认为。”
“弗兰茨，你不要这么想嘛。你想，比你这个伤口还严重的伤口，在野战医院里医生都能缝合好，只是截掉一条腿，能有什么啊，过两三天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他伸出一只手，给我看他的手指：“你看看我的这些手指，这里……”
“手术后遗症而已，不要担心。他们照顾得还不错，你只要好好休养，很快就能恢复。”
他指向了自己的盘子，他现在连一盘都没吃完，至少还有一半食物没动过呢。
“弗兰茨，你得好好吃饭，补充体力是最主要的。这些吃的看起来很不错呢。”我有些急了。
弗兰茨转过脸去，半晌才用极慢的语速说道；“你知道吗，我曾经梦想当林区的管理员。”
“以后也可以啊。现在已经有一种很了不起的假肢，能安在肌肉上，听说安上后跟真的四肢没任何差别。听说有的假手安装上以后还能正常活动，不仅可以干活，还可以写字呢！你知道，技术都是会持续发展的，而且还很快。”我安慰道。
弗兰茨躺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说：“米勒喜欢我这双系带皮靴，你给他带回去吧。”
我点头答应了。可是此刻，我竟然想不出说什么话来安慰他。
他的眼睛早就陷下去了，皮肉萎缩，颧骨凸出来，额头显得很大，咧开嘴巴，牙齿立刻露了出来，看起来有点可怕。只要再过两三个小时，这一切都会过去了。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类似他这样的情况了。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在学校里，他总是穿一件系着带子的深棕色外套，衣服的两个袖子都磨得发亮了。他不抽烟，坎托列克为他感到骄傲。而我们这些人里，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单杠上做大翻转，棒极了。他翻单杠的时候，头发总是拂过他白净得像女孩子一样漂亮的脸庞。
我曾经抄过他的作文，对我来说，他是特殊的，和别人不一样。
刚入伍洗澡的时候，弗兰茨·克梅里希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他又瘦又小的。我们其实都一样，把衣服脱光了以后，肩膀是瘦小的，双腿是纤细的，我们完全是孩子，根本不像军人。谁能相信我们这样的身材还能背那么重的行军装备呢？我们脱掉军装和装备，光着身子洗澡的时候，感觉真奇怪啊，似乎自己又成了普通人。可是现在呢，克梅里希为什么会躺在这里？他这么小，只有十九岁半，别让他死了。全世界的人都应该从他的病床前走过去，然后认识他：“这是弗兰茨·克梅里希。”
我看着自己又大又笨重的长筒靴，裤脚都塞满了。我起身的时候，模样很魁梧健壮，和洗澡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我有点困惑。野战医院的病房里充斥着稠粥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苯酚和坏疽的味道，它们强行进入我的肺里。
克梅里希的脸色变了，就好像外面逐渐暗下来的天际。他的脸从枕头上抬起的时候竟然闪闪发光，嘴唇微微动了动。我心领神会，靠近了他一点。他用和蚊子一样低得可怕的声音说道：“你找到我的表以后，帮忙把它带回我家里。”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我也没法说什么来安慰他，所以没有回答。我对此毫无办法，心中很难受，如果我早点给他的母亲——那位流泪的胖女人写信该多好。那样，信件就已经在路上了。此刻，我看着克梅里希凹陷的太阳穴和额头，瘦得尖尖的鼻子，还有似乎只剩下牙齿的嘴巴，心情复杂极了。
有个人来到克梅里希的病床前，看了一眼又走开了，我怀疑他是在等克梅里希身下的这张病床呢。其他护理员拿着瓶和桶走来走去，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我心里很难受，弯下腰去哄克梅里希，好像多说些话他就能活下去一样：“克梅里希，我知道有一个叫作克洛斯特堡的康复所，你也许会被送到那里，我还听说那里有别墅群。到时候，你就可以从窗户看向外面呢。现在正是最好的季节呀，田野上的庄稼都熟了，一到黄昏，阳光洒在田野里，远看像极了珍珠贝呢。再远些的田野的尽头还有两棵像长在天边的树。你还记得克洛斯特河边的那条小路吗，两边长满了白杨树，以前那可是我们捉刺鱼的地方呢。到时候你不用经过谁的允许，就可以随便出门了。要是高兴，你还可以弹钢琴。我建议你弄一个鱼缸，鱼缸里再养一些鱼。”
我觉得我说了一番蠢话。克梅里希的脸颊湿漉漉的，他似乎流泪了，虽然还在呼吸着，可是声音很轻微，他的脸藏在了阴影里。
我俯身下去，用一只手挽着他的肩头，脸贴着他的脸：“弗兰茨，你需要睡一会儿吗？”
我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我只看到他的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可惜我的手绢太脏了，否则我一定会将他的泪水擦掉。
我紧张地坐在床边仔细瞅着克梅里希，生怕错过他说的每一句话和做的每一个动作，整整一个小时都不敢动一下。我想着，万一他开口说话，喊叫起来，我该怎么办呢？可是他并没有，他把头转到了另一边，一直哭泣。他也许是在哭泣这十九岁的生命吧，这个生命很快要离开了。此时此刻，他的兄弟姐妹也好，他的母亲也好，都被排在了最后面。当然他没有提起他们，他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比起蒂德叶恩的糟糕情况，和克梅里希的这次离别更让我觉得不安与难受。蒂德叶恩的情绪很糟糕，惊慌失措，眼神里满是疯狂，他举着刺刀不让任何医生靠近，一直喊着自己的妈妈，直到他最终再也坚持不住，倒下去……
我正在想着什么，克梅里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他开始呻吟。我像蚂蚱一样跳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找医生：“医生，我们需要医生，医生在哪里？”
我用余光看到一个套着白褂子的人，于是立刻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着他：“求你来看看弗兰茨·克梅里希，他快要死了。”
他一边挣脱我，一边询问身边的护理员：“弗兰茨·克梅里希是谁？”
护理员立刻回答：“大腿截肢的那个，二十六号病床的病人。”
穿白褂子的人呵斥道：“我怎么分得清是哪一个？我今天就锯掉了五条腿！”
“护理员，你照料下病人。我去手术室。”他将我推开，跑得比兔子还快。
护理员陪着我一起走，我因为那个大夫气得直发抖。护理员看着我说：“要知道，我要发疯了！我告诉你，今天一天就已经死了十六个人，手术中是一个接着一个。你的那位病人恐怕会成为下一个，也就是第十七个死去的人。初步预测，今天怕是至少要死二十个人呢。”
我忽然觉得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很无力。我头昏脑涨，再也不想做毫无意义的事了。我真想一头栽倒，那样就再也不用爬起来了。
我们一起走到克梅里希的床边时，发现他脸上依旧是湿漉漉的，残留着泪水，眼睛半睁开，就像蜡黄蜡黄的半旧纽扣。他已经停止呼吸了，死了。
护理员碰了碰我：“他死了，你要把他的遗物带走吗？”
我颔首，没有说话。
“他不能留在这里了，外面有很多病人躺在地板上等着这张床，我们要马上将他搬走。”
克梅里希的士兵证章被我解下来。护理员问我克梅里希的薪资本放在哪里。我想了想回答说，可能在军营的办公室里。我们说着一起走了出来。在我收拾好他的所有东西后，野战医院的人已经麻利地将他放在一张防水布上了。
走到门外，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呼吸空气，清风拂面时，我想到了很多。这柔和的风啊，像姑娘的手拂过我的脸庞。繁花怒放的草地、天空的白云，这一切都刻进了我的脑海。我不由自主地迈着步子向前移动着，移动着，忽然之间我加快了步伐，开始努力奔跑。我感觉其他士兵都被我甩在了后面，我似乎还能听到他们说话，却听不清楚他们说的具体内容。黑夜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似乎正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我说话，我听到前线那如同鼓乐一样的轰炸声。我大口呼吸着，穿梭其中，感觉自己的四肢格外有劲。我忽然饿了，一股强烈的饥饿感涌了出来。与此同时，大地又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从下到上穿过我的脚底，到达我的心头。我是活着的，黑夜也是活的。
我顺着闪电的方向抬头，看到了营房门口正等着我的米勒。我将克梅里希的英国制长筒靴递给了他，他立刻进营房试了试，大小正合适。他知道我是如何将靴子拿来给他的，可他却没有说什么，只是从自己的存货里挑挑拣拣，给我热茶和朗姆酒喝，之后又找了一些鲜美的干腊肠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