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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正待在距离前线五英里
左右的地方。前一天我们还在轮岗，今天就吃饱喝足了，享受着这短暂的安宁。瞧，我们的胃里已塞满了牛肉和扁豆。光这样还不够，我们每个人还分得了双倍配给量的香肠和面包，以及一个装满了的饭盒，下一餐的晚餐也有着落了，不至于饿着肚子。营养是足够的了，这些完全可以保证我们身体足够结实。
唉，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供给了，今天真的是太走运了。那个长着橘红色头发的炊事员，对路过的每一个人毫不吝啬。他用那柄大长勺子盛满一大勺子菜“啪”地舀进大家的饭盒里，他甚至还招呼大家多吃点，生怕我们吃不饱似的。事实上，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做，他如果不多给我们点，今天的供给根本吃不完，他没法及时清空他的炖锅去准备下午的咖啡。这真是极聪明的做法哩。
塔登和米勒做了两个洗脸盆，希望这么大的洗脸盆能够派上用场。可是，尽管这两人的做法一样，性质却截然不同：塔登这么做是因为他本性贪婪，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越多越好；而米勒这么做则是因为他深谋远虑，准备洗脸盆也不过是为了不时之需。
塔登把东西放在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是藏东西的好手，不过他一直瘦得像个靶子一样，我敢保证他肯定没有把东西藏在他的肚子里。
言归正传，今天的双重配给是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每个人都破天荒地得到了十支雪茄、二十支卷烟和两磅
低等的嚼烟。这份配给无论何时看起来都很丰富，也很体面。不过，我不喜欢这些烟草，于是我私下里和卡钦斯基做了交换，我把嚼烟换成了他的卷烟。所以，现在意味着我手中有足足四十支卷烟了。我想，这四十支卷烟足够我抽一天的了。
不要因此为我们高兴，认为我们一直都有这么多好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今天的配给完全是个意外，我们走运才有这么多好东西。原本我们可没有资格得到这么多好东西，我们为之卖命的普鲁士人可不具备大方的性格，他们很小气，之所以能得到这么些东西完全是因为计算出了差错。
事情是这样的。那要从十四天前说起。原本我们是被调到没有什么战事的前线去支援的，去时一共一百五十个人，当然后勤的军需官也是按照人头准备供给，这并没有错。军需官为了我们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人的供给，好让我们回来的时候享用。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战场上的事情瞬息万变，谁能想到在最后一天，意外发生了。可恶的英国人竟然启用了数量惊人的重炮和高爆炸药，突然袭击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防备。在英方对我们阵营不停歇的猛烈轰炸中，我们损失惨重，伤亡过半。一百五十个人里面，最后回来的竟只有八十个人。
昨夜，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从前线撤退下来。这时候我们已经十四天没有合过眼了。在前线我们一直熬着，没有闭眼睡过一个囫囵觉。我们太困了，安顿下来以后破天荒地睡了一个整觉。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中天，该吃午饭了。
卡钦斯基说得对，这场战争目前看起来不太坏，起码我们还能有机会多睡一会儿。
午饭时间到了，第一批醒来的士兵抱着饭盒走出了营房。大家饥肠辘辘，都饿坏了。这时候，从军营的伙房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油脂丰富，勾得大家馋虫都起来了，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跑去排队，等待打饭。队伍前头的人，自然是最先饿了的。小阿尔贝特·克罗普是我们这群人中最有思想的一个，他是准下士，这个时候排在第一位。米勒，之前是个学生，哪怕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也还在念叨着物理公式，他还想着战争结束后继续去上学考试哩。至于勒尔，这是个好色的、蓄着大胡子的男子，时刻念叨着我们的军妓姑娘。他总是得意扬扬地卖弄自己知道的这些姑娘接客的规矩，咒骂她们接待军衔是上尉或更高地位的客人之前，需要沐浴更衣，换上上等的丝绸衬衫。我排在第四个，叫保罗·鲍默。我们四人同龄，都是十九岁报名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是同班同学。
接下来要介绍排在我后面的朋友们了。紧跟着我的叫塔登，他年纪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大，饭量却比我们大多了，活脱脱一个大胃王呢。坐下吃饭的时候他瘦得跟个蚂蚱似的，呵，可吃饱了站起来呢，肚子胀得仿佛怀有身孕的臭虫。差点忘记说了，他是一个钳工。至于下一个，是海伊·韦斯特许思，听说他以前是挖泥煤的矿工，这人和大家同年，他总喜欢和大家开玩笑，最常做的事情是抓一块面包在手里让别人猜：嘿，兄弟，你猜猜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接下来的是德特林，他原是个乡野农夫，没什么见识也没什么野心，只惦记着自己乡下的院子和家里的妻子。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这个人值得一提，我和他换过烟草，他是我们的头儿，大概四十岁的样子，性格很突出，坚韧、狡诈、聪明、机智。他的脸似乎永远是灰色的，眼睛是蓝色的，乍一看幽深得像海一样。可他偏偏驼背，一直佝偻着。他的鼻子跟猎犬似的，灵极了，能闻得出天气、食物的味道和工作的舒适部分。
我们在伙房前排队等候，可是一直没有动静，连炊事员都不搭理我们。我们这些排在前头的人都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尤其是卡钦斯基。他朝炊事员喊道：“海因里希！该开饭了，快把你的勺子拿出来给我们盛饭吧。没看到我们等了这么久吗，豆子都快要煮烂了。”
海因里希打了一个哈欠，像没睡醒似的，摇了摇头：“人还没到齐呢，不能开饭。”
塔登笑得嘴巴都咧开了：“能到的可都到了。”
那炊事员中士可不接受这种说法：“人只到了你们几个，其他人可没到齐呢，他们在哪里？”
“那他们今天可是到不了了。一群不是在野战医院，就是牺牲后长眠地下的人，怎么能来吃你的东西呢？”
炊事员听了这话，有点蒙了，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犹豫着说：“那可怎么办，我可是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食物。”
克罗普戳了戳他腰间的肉。
“这些东西可是足够咱们吃这一顿了。来，该开饭了！”
塔登福至心灵，脑袋里灵光一闪。他那瘦尖的脸蛋上满是兴奋的表情，一双眼睛开心地眯成了一条缝，像极了狡猾的狐狸。他往前走了一步，开心得下巴都抖了，压低了声音问道：“兄弟，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数量了，对不对？”
那炊事员中士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回应。
塔登本能地抓住他的衣领，追问道：“肠呢？香肠啊，伙计！”
那顶着橘红色头发的人继续点了点头。
塔登激动得连皮套裤都在颤动。“烟草的数量也一样吗？”
“没错，每样都是完全一样的。”
塔登像换了一个人，突然精神百倍。“我的上帝，我们运气多好呀！现在这些东西全部归我们了！我们能分到原本一百五十个人的供给——没有任何问题，这是经过了仔细计算的！”
“不，那不行。”顶着橘红头发的人这才回过神来，连忙否定。
我们兴奋地围了上去。
“你这该死的家伙，这有什么不可以？”卡钦斯基反问道。
“八十个人八十份，怎么可以拿走原本是给一百五十个人的东西，这超标了。”
“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看到，八十个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米勒低声咆哮。
“我可一点不在乎这些东西，可是按照规定，我只分发属于八十个人的份。”顶着橘红色头发的人坚持道。
卡钦斯基不高兴极了。“这里的人都是二连的，而你负责发的这些是整个连队的供给，而不是只有八十个人的供给。无论发八十个人的还是一百五十个人的，有区别吗？伙计，你就大方一回嘛，谁也不会说什么。”
我们推搡着炊事员。其实，我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差，他曾出现过好多次低级失误，送饭菜到战壕里经常太晚到达，最后饭菜都凉透了。而且因为在战场上，他生怕有危险，总是让我们连队从大老远的地方跑去打饭，这让我们都很恼火。总而言之，我们对他没有丝毫好感。相比之下，一连的炊事员，那个矮胖矮胖、像一只仓鼠的布尔克要比他好多了，他不会让战士跑那么远的路，会把打饭的锅子送到前线来，好让战士少走一些路，甚至能让人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就在我们和炊事员推搡的时候，连长到了，我们此刻也憋着火呢，汇报了发生争执的原因。连长知道后，向着我们说：“我们昨天牺牲了好些人，损失惨重。”
紧接着他朝那锅子的方向瞅了一眼，点头道：“扁豆看样子还不错。”
炊事员点点头。“那是自然，我做的是猪油扁豆炖肉。”
那中尉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盯着我们。其实，他来到连队的时候是最普通的下士，后来一步步被提拔到了现在的位置，他深知我们那些不为人道的事情。他可不是随意空降来的什么都不懂的人！他揭开锅盖，似乎是为了确认什么，闻了闻后满意地说：“叫人给我送一大份来。”
他继续往前面走着，口中继续吩咐道：“其余的饭菜，我做主，大家全部都分掉吧。”
塔登开心得手足并舞，而那炊事员有点不知所措了。
“你这个无肉不欢的家伙。好吧，你该把这批军需分给大家了，那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东西，再说这些东西又不花你一个子儿。千万小心，别弄错了。”
“真该死！”炊事员骂道。他为人一向如此，每当他没主意，或者事情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时，他就直接放弃了，少数服从多数。不知是为了讨好大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还故作大方地多给每个人发了半磅蜂蜜呢。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除了收获了这么多好东西之外，连我们期待已久的邮包也被送来了，几乎每个人都收到了几封信以及各自订阅的报纸。悠闲之余，我们还去营房后面的草地上散步。而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始终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我们给新入伍的士兵修建了一间很大的公厕，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公厕位于这片草地的右边。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在战地随便用一个东西上厕所。我们这些老兵则追求更好用的厕所。
草地上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又独立的箱子，这些“新兵马桶”看上去摆放整齐，而且很干净。这些箱子都是方形的，四周用木板围着，坐着也很舒服，箱子上还带着可以保证随意移动的把手。
我们用搬来的三只箱子围成一个圆圈，坐了足足两个小时，这才站起来。
回想我们当初刚入营还是新兵蛋子的时候，内急上公厕也是一样不好意思。公厕没有门，一点隐私也没有。当日我们二十个新兵按规定必须相互监督，所以我们并排一起上厕所就好像在火车车厢里一样，能彼此看得清清楚楚。
这段经历让我们习惯了这些，不把这些细节当回事了，自然也不会因为一起上厕所害羞了。再到后来，我们经历了更多糟糕的事情，至于上公厕的这点事情，根本不值一提了。
露天上厕所，其实是一种特别享受的事情。后来我们有些无法理解，当初自己为什么会对此感到害羞。这不应该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的事情吗？这件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也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没有在我们的经验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或者对我们的思想来说并不新奇，我们应该不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才对。对那些老兵熟手来说，它早已是见怪不怪的事了。
胃肠等内脏器官可以衍生出很多词句，尤其对士兵来说，自己与这些词句的关系要比自己与别人亲密得多。无论开心还是愤怒，他们都用这些词句表达，简直不能更熟悉了。习惯了以后，大家竟然发现，用其他词句不能更贴切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倘若有一天战争结束，我们重回家乡，我们的家人和老师一定会惊讶于我们这些粗俗的言辞吧。可是就现在而言，大家都这么用，没有人例外。
我们强制性相互监督着如厕，时间长了，大家对此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样上厕所变得理所当然了。我们舒服畅快地解决自身的生理需求，就好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同花顺那样自然。上厕所时说的闲话被冠以“粪坑谣言”这个名头，实际上并不是毫无道理。公厕这种地方本就是供士兵使用的公共休息场，也是战场的流言集散地。
贴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是很干净的，但是就现在而言，我们更喜欢露天公厕。这里很自在，如厕的感觉很美妙。
此时此刻，我们头顶是一片湛蓝的天，阳光洒在天边浅黄色的侦察气球上，真是灿烂，高射炮制造的白色烟雾升上天空就成了朵朵白云。这一切真是太美妙了。我们很享受这样无忧无虑的空闲时间。
我们眼前有野蜂飞过，声音嗡嗡嗡的，远处的前线似乎有炮火，发出沉闷的轰隆隆的声音，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炮火声还是野蜂的声音了。
我们四周的青草地里，鲜花夹杂其间，怒放着，白蝴蝶在夏末的暖风中翩然起舞，时不时停留在青草尖上，摇摇欲坠。这一切是那么和谐。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摘下军帽放在身边，任由风吹拂我们的头发，吹拂我们脑袋里的思想和言辞。我们一起读着远方的来信，看着报纸，同时悠闲地抽着烟。
明艳火红的野罂粟花中间摆放着三口大箱子。
这几个装着人造黄油的桶的盖子被我们放在膝盖上当作玩纸牌的桌子，这样我们就有一张好桌子了，方便我们玩斯卡特牌。克罗普是庄家，手握底牌，每一轮结束后，我们都会小憩一会儿。庄家需要永远保持坐立。
宿营地那边传来了悠扬的手风琴声，我们被这声音吸引，停下打牌的动作，四处张望。我们其中一个人说话经常这样开头：“好吧，孩子们……”或者“回忆上次，可真的危险啊……”
每次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很郁闷，这种事情在前线是很稀松平常的，并不需要太多语言描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今天的休闲时光很快要结束了，我们不能再继续坐在这几口箱子上打牌了。这一切都是新鲜而勇敢的，比如红的罂粟花、可口的美食、卷烟和夏末和煦的微风。
“克梅里希呢，最近谁见过他？”克罗普突然问道。
我回答说：“他啊，这个时候应该躺在圣约瑟夫医院里。”
米勒觉得，克梅里希的大腿被子弹击穿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他可以回家养伤，不必待在危险的前线了。
下午我们空闲，所以一合计，计划去医院探视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寄信来拜托我，让我代替他向你们大家问候一声。”
我们对视了一下，都笑了。米勒丢掉了卷烟，说道：“其实我更希望这时候他也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
坎托列克身材矮小，和有“克罗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西莫尔施托斯士兵身材差不多。起初他是我们的老师，面色严厉，经常穿着灰色的燕尾服。在我们看来，他和尖嘴的老鼠没什么两样。说来也奇怪，很多身材矮小的人不容易和别人融洽相处，而且比起身材魁梧的人，他们有更多精力去做导致人类不幸的事情。我对此深以为然。所以我平时特别留意，打死也不肯去身材矮小的连长们管辖的区域，那会让我发疯。这些连长绝对是一伙遵纪守法的人，是纪律的忠实信徒。
当年在我们的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在我们全班面前做了长长的演讲，他声情并茂，眼镜后面的眼睛瞪着我们，用诱惑的语气道：“一起去参军吗，伙计们？”
他的诱惑和煽动是有效的，我们全班人跟着他，乌压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保家卫国。
当初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我们年纪还小，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教师往往有一种习惯，他们把自己的感情随身携带，放在口袋里，每次上课的时候随用随取。
卡钦斯基曾经说过，我们接受的教育把我们变成了蠢材。其实当年在我们中间，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入伍，至少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人不愿意，但是大家不敢公开反对。因为在那个环境下，谁如果这么说，连父母都会看不起他们，骂他们是“懦夫”。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人叫约瑟夫·贝姆，他是个胖胖的脾气很好的男孩子，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一直不愿意参军入伍。不过，最后他还是被说服了，决定和我们一起。没办法，他不入伍就是不合群，甚至会被身边的人疏远。我们大家对战争一无所知，甚至对为什么要入伍参加战争也毫不知情。
大家对战争一无所知，当然也对我们参战的原因知之甚少。反而是贫穷和单纯的人有大智慧，他们简单地认为战争是一场灾难，或者说他们对战争导致的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看开了，也就心中坦然了。
我们之中最先阵亡的是贝姆。贝姆的死很奇怪，当天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不小心被流弹扫到，那时候我们手忙脚乱，以为他死了，没法把他带回来，只能残忍地将他留在战场。这也不能怪我们，当天下午，我们隐约听到了贝姆的呼喊声，原来他只是昏迷过去了，并没有死。但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到战场上把他拖回来，他就因为眼睛受伤看不见，没法找到一个隐蔽场所躲藏，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最终被打死了。
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的责任归到坎托列克身上，如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这个世界将无法想象。这个世界上，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像坎托列克这样的人，他们自认为没有做错事，甚至是在做利人利己的好事。这又有什么错呢？
可是，这恰恰是坎托列克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深感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而言，坎托列克们应该作为我们与未来前途之间的优秀向导，带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十八岁的大小伙子走向职场。我们是极其信任他们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是集长远目光、人性智慧于一身的权威所在。尽管我们经常嘲笑他们，甚至忍不住想要捉弄他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有高大形象。
可是，这一切都被贝姆的死打破了。
当我们第一次面对死亡，看到第一个死者的时候，所有信念就都被粉碎了。我们之前所有的信念包括世界观一起被这炮火击碎了，这些密集的炮火似乎在嘲笑我们的错误认知。其实，坎托列克们不过是比我们更能说大话，更圆滑而已，他们甚至不如我们这代人正直、诚实。
这些人还在发表各种演讲，继续耍弄笔杆子呢，可是我们已经面临死亡，在野战医院内外兜兜转转。耍笔杆子的人和我们，两者相比之下，谁更值得信任呢？他们依然大言不惭地告诉所有人应为国家肩负怎样的责任，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知道死亡带来的痛苦有多剧烈。
死亡，我们是害怕的，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叛逃，做懦夫、逃兵，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我们的世界和他们笔下的不一样，我们啊，已经学会了辨别是非，也有了观察能力。据我们观察，坎托列克们笔下的世界不存在。我们忽然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孤独的士兵们，而且他们也许会一直孤独下去。可我们勇敢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不断为它发动进攻。
我们在出发去看克梅里希之前，为他准备好了回家路上需要的东西，也将他的行囊收拾好了，打算一起给他带过去。
野战医院是战场上最忙碌的地方之一：这个医院里始终弥漫着苯酚、脓液和汗水混合的难闻的味道。营房里也有类似味道，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可是换一个场合，尤其到了野战医院，我们却出乎意料地不适应这种味道了。
我们并不知道克梅里希在哪里，所以只得跟人打听。我们得知他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里，便匆忙赶去了。克梅里希看到我们非常惊讶，但更多的是惊喜。他虚弱极了，强打着精神和我们说话。他无助且愤怒地告诉我们，在他昏迷的时候，被人偷走了一块昂贵的手表。
米勒有些惋惜，直言不讳地说：“你不该戴一块这么贵重的表来前线，唉，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
米勒这个人说话总是直来直去的，不会换个婉转的方式。我们其他人都不说话了，因为知道克梅里希不可能找到这块丢失的表了。他都不可能走出这个病房，又怎么可能去找表呢？再说了，对现在的他来说，找不找得到表已经无关紧要了。即使能找到，这块表也是归他的家属罢了。
“你感觉如何，疼吗，弗兰茨？”克罗普关切地问克梅里希。
克梅里希倒吸了一口凉气，低头抱怨道：“还凑合，就是受伤的脚太疼了。”
我往米勒的腿上踢了一脚，阻止他告诉克梅里希事情的真相，我们在外面听护理员说了病人的病情。他的一条腿实际上已经被截肢了。而现在克梅里希的那只“脚”藏在被子下面，被子是拱形的，下面撑着一个铁丝网篓。
这里躺着的克梅里希，是我们亲爱的伙伴。前不久他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吃，一起藏在弹坑里，躲避天上的炮火。可是现在眼前的这个人呢，却不是以前的他了，他的形象完全不同了，就像旧照片的底片一样模糊难辨。他现在的脸色很不好，蜡黄且显现出病态的苍白，脸上还有我们熟悉的、见过千百次的标志性纹路。他的声音也变得嘶哑，像火烧过以后留下的灰烬一样毫无生气。正如他的生命，肌肤下的活力已然萎靡。他召唤着死神，而死神提前控制了他的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已经不再有任何色彩。
当年他入伍的时候，他的母亲送他到车站，那是一个看起来胖乎乎的善良女人，她不停地啜泣，不忍母子分别。她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她没有办法保持镇定，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简直哭成了一个泪人。这位可怜的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反复恳求我，到了战场务必照顾好她的儿子弗兰茨。克梅里希有些害羞，对此也有些不好意思。我到了战场上才晓得，能照顾好自己就很不错了，哪里能有余力再照顾别人呢？弗兰茨这个人，长着一张娃娃脸，连骨头也和孩子一样脆弱，去前线不过四个礼拜，双脚就已经磨成平足了。
“你很走运，弗兰茨，你现在可以马上回家去了。”克罗普咧嘴笑，“如果你跟我们一样等休假，起码要再等上三四个月才能走哩。”
克梅里希点点头。
我看着克梅里希的一双手，心里不忍。那是怎样一双手啊，颜色是蓝中带黑的，像中毒了一样，指甲里还残存着从战壕带出来的泥土。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克梅里希死了，这些指甲可能还会继续生长，带着这些泥土，就像开瓶器的螺丝一样蜿蜒地生长，没有尽头。指甲的样子很可怕，像是从地下长出的怪异植物，而同样的，还有他脑袋上的头发也会茂盛地生长，就像海底的藻类、泥土地里的青草……这画面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米勒弯腰拿出行李，道：“弗兰茨，你的东西我们这次也给你带来了。”
克梅里希指指床下：“把东西放在我的床下好了。”
米勒照做，把东西放到了克梅里希的床下。恰好，克梅里希又想起他那块丢失的表了，开始念叨。我们心中咯噔一下，得想个办法呢，瞒着他不让他起疑心才好。
米勒从床下的行李中取出了一双飞行员专用的长筒靴。他直起腰，高兴地拿着靴子和自己穿的厚重鞋子比了比鞋底，夸赞道：“瞧，多漂亮的靴子！弗兰茨，这双靴子你要带回家吗？”这靴子长及膝盖，材质是柔软的黄色皮革，从下到上都有鞋带，实打实的英国货，可叫人羡慕哩。
我们三个心知肚明，克梅里希怕是这辈子再也穿不上这样好的高档货了。即使他康复，也只能一只脚穿鞋了，所以这双鞋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米勒拿起这双靴子，问道：“弗兰茨，你不把靴子留给我们吗？”
目前来看，这双靴子丢在这里很是可惜。如果克梅里希死了，处理他身后事的护理员马上就会清理掉这里所有的东西，包括这双靴子。
然而，克梅里希还是舍不得。他拒绝了。
我踩了米勒一脚，暗地里提醒他。他这才惋惜地将靴子物归原位。
我们几个又待了一会儿，看弗兰茨脸色不好就起身告辞了，口中道：“弗兰茨，我们改日再来看你。你好好养伤，保重！”
我和米勒答应弗兰茨，次日早上再来看他。我是纯粹想要来探视弗兰茨，可米勒却想着那双漂亮的英国制长靴。他想要亲自盯着这双靴子，免得被人拿了去。
克梅里希发出痛苦的呻吟，此刻他因伤势而引起了高热。我们立刻去喊了有经验的护理员过来，希望用些吗啡来减轻病人的痛苦。
“这可不行，我这里没有那么多吗啡，如果人人都跟我要吗啡止痛，我得准备满满一大桶才够。”护理员直接拒绝了我们。
克罗普愤怒极了：“如果我们是军官，你肯定不会这么说。”
我和护理员套近乎，递给他一根卷烟，为伙计们打圆场。他接过卷烟，看了我一眼。我连忙问道：“普通士兵可以用吗啡止痛吗？”
护理员看了我一眼，没好气道：“这是规定。你身为士兵，肯定知道这不合规矩，何必再来问我呢？”
我边赔笑边说好话，又塞了几根卷烟给他：“我的好兄弟，务必行个方便呗，虽然是普通士兵，但他疼得不行了，也给他打一针吗啡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好吧，这完全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克罗普不相信护理员，要亲自盯着他打，也跟着他去了。我们几个留在外面等候。
米勒心心念念那双长筒皮靴，他念叨：“我这双皮鞋太不舒服了，又笨又重，脚趾一个接着一个磨起泡来了。唉，那双靴子多适合我，就好像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希望克梅里希能撑到明早我们来，千万别今晚就过去了。要不就可惜了那双靴子，我们得眼睁睁看着那双靴子——”
这时候克罗普回来了。
“你们认为——”他试着问。
“唉，完了。”米勒扼腕叹息。
我们往营房的方向走。路上，我心里和身上都是冰凉的，我觉得明天一定得写封信寄给克梅里希的母亲，至于写什么内容，并不重要。我现在只想喝一杯朗姆酒暖暖身子，连带着心也暖和一些。米勒揪了几根草丢在嘴巴里嚼啊嚼。
气氛并不好。忽然，小个子克罗普抬起一张近乎毁容的不安的脸，朝四周看了看，把嘴里的卷烟抽出来，重重地丢在地上，乱踩一通。他口齿都不伶俐了，说：“臭狗屎，该死的狗屎！”
克罗普的这个表现在前线士兵中很常见，这代表着他精神失常了。其他士兵也会有类似的表现，不过，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他已经平静下来了。米勒问他：“咱们的坎托列克不是给你写信了吗？信上说了些什么？”
他笑笑：“老样子，他夸我们都是有着钢铁意志的好青年。”
我们三个气笑了，不知该说什么好。“青年”这个词用在我们身上可真不合适呢，我们在心理上已经老了。虽然我们都没超过二十岁，可“青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不年轻了。
可惜，坎托列克的思维方式一向如此，甚至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也有一样的想法。
哦，钢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