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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郊外的田野上，1879年3月的一个午后，六岁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因伤寒卧床三年后第一次走到户外。阳光刺得他眯起浅蓝色的眼睛，苍白的指尖掠过苜蓿叶上的露珠。父亲赫尔曼蹲下身，将一个黄铜罗盘放在他摊开的手掌上。
“看，阿尔伯特，无论你怎么转动，这根针永远指向北方。”
男孩小心翼翼地旋转着罗盘，看着那根颤动的磁针固执地回归原位，青铜刻度盘的反光在他眼中跳跃。“一定有什么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他轻声说，这个念头像种子落进刚苏醒的心灵，“是某种力量在推动它。”
这一刻的惊奇，将永远指向他科学探索的北极——对隐藏在世界表象之下秩序的执着信念。
在路易波尔德中学的课堂上，拉丁语老师正在讲解西塞罗的演说。阿尔伯特在课本空白处用希腊语写满几何证明。训导主任举起他的作业本对全班说：“爱因斯坦的存在本身拉低了班级的尊严。”教室里爆发的哄笑声中，他只是默默收起课本，目光投向窗外那棵老银杏树。
在树下，他摊开从雅各布叔叔那里借来的微积分教程，树叶的阴影投在算式间如同另一种文字。十五岁生日那天，叔叔将一本《欧几里得几何》放在他床头。他通宵读完，在日记里写下：“如果三角形的内角和不是180度，上帝会承认吗？或者，上帝是否会创造另一个几何体系来容纳这种可能？”
这种对绝对性的怀疑，成为他未来科学革命的种子。
1896年秋天，他如愿踏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拱门。在物理实验室，他因反复质疑电极测量精度而被导师佩尔内训诫：“年轻人，有些真理需要相信权威。”他默默放下测量电极，转身在黑板上流畅地写下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微分形式。
“教授，我相信数学的权威胜过仪器的误差。”
这个动作后来成为他挑战权威的起点。也在这里，他遇见了唯一在数学上能与他比肩的女生——米列娃·马里奇。这个来自塞尔维亚的女学生有着深褐色的眼睛，像多瑙河的深夜。当他们并肩讨论玻尔兹曼的热力学定律时，窗外的雪正静静落在苏黎世湖面的薄冰上。
“阿尔伯特，你认为绝对静止真的存在吗？”米列娃在一次散步时间道，呼出的白气在冬夜里缭绕。
他停下脚步，看着结冰的湖面：“如果我能在冰面上滑出足够接近光速的速度，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毕业后，同学们纷纷进入大学任教，他却因“离经叛道”的名声只能去伯尔尼专利局做三级技术员。每天早晨，他走过克拉姆街的钟楼，听着七下钟声推开专利局的大门。木制办公桌前，他审核着电动时钟的同步装置图纸，脑中却在思考时间的本质。
1904年春天的一个午后，他正在审核一份永动机设计——这已经是本周第三份了。他忽然停下钢笔，望着窗台上方形的阳光出神。十六岁那个老问题再次浮现：如果骑着光束飞行会看见什么？静止的光波可能吗？这个纠缠他十年的幻象，此刻在时钟滴答声中突然清晰起来。
他急切地拉出抽屉寻找草稿纸，碰倒了米列娃刚送来的咖啡，褐色的液体在专利申请书上晕开，像某个星系的旋臂。楼下传来有轨电车的铃响，他忽然意识到：运动的电车与静止的街道，在物理定律面前应该是平权的。这个想法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革命性。
当晚回家路上，他对怀孕的米列娃说：“我觉得我摸到了上帝衣角的一缕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