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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的巴黎，寒风吹过蒙马特高地的碎石小路，将最后几片枯叶卷进“洗衣船”公寓吱呀作响的木门缝里。22岁的毕加索蜷缩在堆满画布的房间角落，裹着从西班牙带来的旧毛毯，对着刚完成的《卡萨吉玛斯的葬礼》低语。画布上那个额头带枪伤的青年，是他无法释怀的梦魇。
“帕布罗，你的蓝色要把我也冻僵了。”费尔南德·奥利维耶推开门，栗色卷发上落着细碎的雪花。她自然地解开被雨打湿的羊毛斗篷，露出缀着茜草红流苏的裙摆——那是整间画室里唯一的暖色。毕加索抬头时，注意到她睫毛上凝结的白霜在煤气灯下闪烁，像突然闯入蓝色世界的异星微尘。
这个冬天，毕加索正在经历创作上的剧烈转变。好友卡萨吉玛斯因爱情绝望自杀的阴影，让他开始用大片的普鲁士蓝、靛青和锌白构建视觉宇宙。在《生命》的草图上，相拥的男女身后浮现着卡萨吉玛斯的侧影，而抱着婴儿的妇人眼角挂着永不干涸的泪滴。费尔南德到来后，常常安静地坐在颜料箱旁读书，偶尔用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铜壶煮一锅蔬菜汤。她熟悉蒙马特每个面包店何时丢弃隔夜面包，知道哪家画廊的守夜人愿意用素描换一瓶劣质葡萄酒。
“你看，”某个雪夜费尔南德指着《弹吉他的老人》说，“这蓝色里藏着音乐。”她轻轻哼起祖母教的普罗旺斯民谣，毕加索突然夺过画布，在老人指尖添上一道几乎看不见的铬黄——那是他三个月来第一次使用暖色。
他们的爱情在贫困中生长。毕加索用给费尔南德画的肖像抵偿房租，房东太太却嫌弃地把画扔进地下室（二十年后这些画作价值连城）。1902年最艰难时，两人共用一件大衣轮流外出，费尔南德在深夜悄悄典当母亲留下的银饰，换回画布和能点燃炉火的木柴。正是这种相濡以沫，让毕加索笔下的蓝色开始微妙变化：《塞莱斯蒂纳》独眼女的背景里出现了淡紫色的天空，《熨衣女工》僵直的脊背上隐约透出肌肤的暖粉。
1903年春天，当《人生》最终完成时，费尔南德发现画中相拥的男女，既是对卡萨吉玛斯的追忆，也暗藏着无数个雪夜里他们相拥取暖的姿态。更令人惊讶的是，调色盘边缘不知何时混入了珊瑚粉与蜜桃色——玫瑰时期正在蓝色冰层下悄然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