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欧洲。作为海军大臣,丘吉尔早已预见到这场冲突的到来,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战争爆发前夕,他果断下令海军进行总动员,确保了英国在战争初期牢牢掌握制海权,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战争初期,他精力旺盛,思维活跃,提出各种大胆的战略构想,渴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西线战场很快陷入了残酷而血腥的堑壕战僵局。双方士兵在泥泞的战壕里对峙,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巨大的伤亡,却无法取得突破。为了打破僵局,开辟新的战线,丘吉尔将目光投向了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他的计划是:由英法联合舰队强行突破海峡,炮轰并占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迫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退出战争。此举不仅能打通支援俄国的海上通道,还能吸引巴尔干国家加入协约国一方,从而对同盟国形成战略包抄。
这个被称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计划,大胆而富有想象力,但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计划最初只依赖海军力量,但很快就发现,仅凭舰炮无法摧毁海峡两岸的土耳其炮台。于是,计划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海陆联合登陆作战,登陆点选在了加里波利半岛。
1915年4月25日,由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士兵组成的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半岛实施登陆。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战役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灾难。情报失误、计划不周、指挥混乱以及土耳其军队在德国将军指导下的顽强抵抗,使得登陆部队在滩头阵地上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协约国士兵们发现自己被困在狭窄的滩头,仰攻由土军固守的悬崖峭壁。加里波利变成了一个如同西线一样血腥的绞肉机。
战役持续了8个多月,双方伤亡惨重。最终,在1916年初,协约国不得不承认失败,进行了屈辱的撤退。整场战役导致协约国方面约25万人伤亡,其中包括大量“澳新军团”的年轻士兵,这段记忆至今仍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认同中留下深深的伤痕。
作为这场灾难性战役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丘吉尔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被舆论斥为“加里波利的屠夫”,政敌们借此机会群起而攻之。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被迫辞去海军大臣的职务,被降职到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对于一个视权力与行动为生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
心灰意冷的丘吉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辞去政府职务,以一名中校的身份重返军队,前往西线法国战场的战壕里,指挥一个营的士兵作战。他希望通过亲临前线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泥泞和死亡的威胁中,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展现了非凡的个人勇气,赢得了部下的尊敬。这段经历让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尽管他最终还是回到了政坛,并在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中先后担任军需大臣、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等职,但加里波利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加里波利”这个词,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一个关于失败、耻辱和年轻生命逝去的沉痛提醒。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学到了谨慎,也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战争的复杂与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