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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鼓了很久勇气才写下来的一个案子。因为整个事件走下来，有好多让人特别无语又难过的时刻。
自从开始写犯罪故事就常被问：“看这么多变态的东西，你不害怕吗？”
我当然也怕啊。可是怕，它们就不存在了吗？
小时候在夜里害怕黑暗的时候，在担心床下藏着看不见的妖怪的时候，我从来不愿意用被子蒙住头，因为我宁愿睁着眼睛，看恐惧降临，鼓起勇气与之抗衡。面对黑暗，与其躲避，不如点亮一盏小灯，虽然微弱，却能带来力量。
这大概也是我写犯罪故事的初衷吧。
1975年的夏天，实习摄影师凯丽在纽约的休斯顿街与拉瓜迪亚大道相交的街角，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的妇女带着一群孩子在路上散步，孩子们牵着手很乖地走在她的身后。照片上留下了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让你觉得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他们稚嫩的脸庞。
在照片里有个坐在小推车上的孩子，名叫伊坦。照片里的他当时只有2岁半，推着小推车的是妈妈朱莉。伊坦的爸爸斯坦是个职业摄影师，他平时的爱好就是给妻子和孩子拍照，所以伊坦习惯了面对镜头。这一群孩子里，只有他非常有镜头感地摆出了拍照的姿势和表情，看上去像个小明星。
伊坦在纽约出生，在曼哈顿长大，家就在王子大道上的一栋公寓楼里。妈妈在家里开了一个幼儿园，实习摄影师拍摄的那张照片里都是幼儿园的孩子。
后来伊坦长大了，开始上小学。在上了将近一年的学前班后，爸爸妈妈觉得伊坦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培养他的独立精神，正好这时候伊坦也提出来，想自己一个人走路去校车站。校车站离家不远，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
伊坦说：“别的孩子都可以自己走路去上学呀，为什么我不可以？”
看到妈妈的犹豫，他哀求道：“没事的，妈妈，我能行的，放心吧。”朱莉笑着同意了。
1979年5月25日是学前班的第二个学期末，伊坦第一次一个人从家中出发去校车站。
早上起床后，他郑重其事地背上画有一头小象的小书包，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小车也偷偷塞了进去，然后戴上了自己最喜欢的棒球帽。他身上带了张1美元的纸币，这是之前帮助一个做木匠的邻居挣的“工资”，妈妈同意他可以在路上给自己买一瓶饮料。
早上8时他离开家，妈妈站在家门口目送他走远，一直看到他走过一个街区才转身回到家中，她当时心里惦记着家里伊坦2岁的弟弟和另外一个2岁的娃娃。可是她没有想到，那天伊坦并没有搭上校车。
儿子留给她的最后一个印象，就是那天街区转角处的背影，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
忙碌的一天流水般过去。到下午3时30分，伊坦没有随着其他孩子一起坐校车回来，朱莉赶紧打了一圈儿电话询问，才知道原来上午老师就发现伊坦没来学校，却出于种种原因没有立刻报告给校长。
在那个年代，学校的制度没有现在这么严密成熟，如果孩子没有来上学的话，学校一般会等到下午甚至第二天才打电话通知家长。如果第二天的时候找不到家长，学校才会发一封正式的信件或者明信片到家中。
在得知伊坦压根儿没抵达学校时，朱莉立刻意识到有意外发生了，她的腿开始无法控制地打起了哆嗦。她颤抖着拿起电话打给了警局，当警察到来时，距离她最后一次见到伊坦，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
警方派出了超过100名警察组成的搜索队，还有一队寻人猎犬，连夜进行沿路搜索。
可是报案时间距离失踪时间过去了10个小时，间隔太久，当天的天气也很不好，淅淅沥沥下了一天的小雨，把伊坦留下的气味和痕迹都冲洗得差不多了。
另外，当时根本无法判断他到底是在哪个路段失踪的，所以难以寻找目击证人。甚至一时间无法判断，到底是有人绑架伊坦还是他发生了车祸，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失联。
应该说当时所有的人都相当尽力。警方派出了大量警察沿街搜索，夜深了还派直升机在天空上盘旋照明。群众也组织起来协助搜寻。斯坦和朱莉在家里设立了一个联络点，打印了许多寻人海报，请朋友们帮助散发。
因为爸爸斯坦是职业摄影师，伊坦有许多拍得很好看而且超级清晰的照片。寻人启事上用了一张伊坦戴帽子的照片，就是他消失的那天所戴的帽子，但是其实这张照片是后期制作的，只为给人们一个更加直观的印象。
志愿者四处散发海报，伊坦带着天使般笑容的大幅照片甚至被放上了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希望能以此“唤起”更多的线索。
那是1979年，是别说手机，就连电视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寻人海报，伊坦的照片被放到了纸盒包装的牛奶上，牛奶产品被运货的大卡车送到全国各地的超市，又被主妇们购买回家。这是当时刚采用不久的一种新的跨越美国大陆的寻人方式。
斯坦和朱莉还要接待如潮水般涌来的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密集报道了这起失踪案，他们俩不得不强忍疲惫和焦虑，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告诉记者，伊坦的名字是“E-T-A-N”。
记者们把话筒和镜头集中对准了这对失去儿子的夫妻，抢着追问关于伊坦的细节和他们的感受。其中一个摄影师对朱莉提出了一个令他们终生难忘的要求：“你们能想法挤出点眼泪吗？这样当他们找到尸体的时候，我就不用回来麻烦你们再拍一次照片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位摄影师的确是不用再回来拍照了，因为直到最后也没能找到伊坦的尸体。
他们曾经居住的那间公寓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和痛苦，但是他们家一直没有搬走，因为斯坦和朱莉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儿子忽然回来了，敲开门却发现不再是自己的家会多么难过啊。
他们也一直没有换过家里的电话号码，因为那是伊坦牢牢记在心里的数字，他们抱着近乎绝望的心情期待着，有一天能再得到儿子的消息。
在苦熬了3年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嫌疑人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有人报警说当地的一个名叫何塞的人有问题。
何塞是一个中年流浪汉，留着一把大胡子，说话声音非常轻柔，平时总是神神道道的。他没有正当职业，每天晚上都睡在附近废弃的水泥管道里，靠捡垃圾为生。他曾经被人多次反映行为举止下流，尤其是对小男孩，会习惯性地动手动脚。
有个小孩告诉警察，有天他在家里跟妹妹一起玩的时候，忽然看到窗台上出现几个玩偶。当时他好奇地打开窗户去看，发现那个玩偶被铁丝临时固定在窗台上，铁丝的另一头，牵在一个怪人的手里。那个怪人看他开窗出来，冲他诡异地笑了笑，然后招手要他跟着自己上楼顶去。当时他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
事后他指认，这个怪人就是何塞。
1982年的时候，又有两个男孩告诉家长说，何塞埋伏在他们上下学的路上，抢走他们的书包，想哄骗他们到僻静的地方。家长报警后警察介入，在何塞居留的水泥管道里，发现了许多男孩的照片，其中大部分与伊坦一样都是金发小男孩。在接受问讯时，何塞显得神情恍惚，时不时停下来，好像在听自己脑子里说话的声音。
当负责的检控官询问何塞是否认识伊坦时，何塞先是迅速回答说：“不，我不认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又想起来什么，补充说：“森迪以前照顾过他。”
在场的人听到这个回答都吃了一惊，他提到的森迪确有其人，她曾经是伊坦的保姆，直到伊坦失踪前一个星期，她一直负责接送他从校车站回家。而何塞当时是森迪的男友。森迪也有一个与伊坦同龄的儿子，在何塞居留的水泥管里找到的男孩照片中，也有她儿子的照片。
何塞虽然没有直接回答自己与伊坦的失踪有什么关联，但森迪的身份将他与伊坦联系在一起，就暗示了多种可能性。
斯坦和助理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何塞被捕的消息，然后听说了他与森迪的关系，恍如晴天霹雳。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一直心怀侥幸的希望，如果伊坦是被想要孩子的人拐走的话，那么他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被人爱着。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另一个可能，就是他被坏人掳走，在绝望中被伤害。而何塞的被捕，却证明了第二个可能也许就是残忍的现实。
但是当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何塞确实与伊坦的失踪有关。不久检控官就宣布这个线索无效，而之前报警的家长也放弃了起诉何塞，所以他很快被放了出来，而他离开拘留所之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时间走到了1985年，伊坦的失踪案迎来了一个新的检控官。踌躇满志的斯图尔特决心要追究出个结果。
身高六尺的斯图尔特总是神情坚毅，意志坚决，在接手伊坦的案子之后，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原则：绝不放过一丝线索。
在阅读完全部卷宗之后，他把怀疑的目光投射到了何塞身上。在他看来，何塞还是嫌疑最大的人。可是何塞早就已经消失好几年了。
斯图尔特不会轻易就打退堂鼓，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何塞的下落，直到1988年，距离伊坦失踪已经过去了9年，他们终于在宾州的一间监狱里发现了何塞的踪影。
在过去的几年里，何塞开着一辆老校车四处游荡，终于在一次猥亵儿童的时候被抓了个现行。1987年，他因为猥亵一个5岁男孩被判了刑。
在找到何塞后，斯图尔特设法把他从宾州的监狱提到纽约来，当时何塞对检控官的目的一无所知。在闲聊了一番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之后，斯图尔特突如其来地问了一句：“你曾经猥亵过伊坦多少次？”
何塞的脸立刻变得煞白。他嗫嚅了一会儿，最后回答道：“你是找到证人了吗……那我会全部都交代的……”
他承认自己在那天下午曾经拐带一个孩子回到住处，大概有90%的可能就是电视里反复播放的那个失踪的孩子。但是他又坚持说自己啥也没干，当那孩子反抗的时候，他就让孩子走了，他甚至陪着那孩子走到了一个地铁站，还挥手告别来着。
但是斯图尔特根本不买账，他完全不相信何塞的说法。
可是这时何塞申请了一个法律援助律师，这个律师给何塞出主意：因为他的刑期很快就要到了，刑期一到，斯图尔特就无法再扣留他继续调查，所以建议他保持沉默，用不着配合检控官回答问题。斯图尔特必须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困境。
何塞在知道检方其实根本没有证据后，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讥讽检控官说：“你肯定找不到证据的。”斯图尔特淡淡地回答说：“那你就等着瞧吧。”
两年后，经过无数法律细节的纠缠，斯图尔特真的用另一个8岁男孩的案子把何塞送进了监狱，而且一判就是20年。但是对斯图尔特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伊坦的失踪与何塞的联系，那才是他真正计划的终点。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何塞是最大的嫌疑犯，《名利场》杂志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都各自制作了名噪一时的新闻节目，在“头号嫌疑人”（The Prime Suspect）的节目中，主持人正式宣布何塞就是伊坦失踪案的最大嫌疑人。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下，斯图尔特也更加有信心和决心让何塞为伊坦的失踪付出代价。
身在监狱的何塞对死盯着自己不放的斯图尔特恨之入骨，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跟自己身边的其他犯人打听关于检控官的信息，如他家住址、家中人口之类的这些应该被保护的私人问题。
得知这个情况后，斯图尔特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换了一辆车，可以远远遥控发动汽车，这样万一汽车安装了炸弹也不用担心。第二件事，他找到一个名叫摩根的罪犯，安排了一个“卧底钓鱼行动”。
1991年的时候，何塞正在坐牢，而且是那种一天23个小时都在禁闭的深牢，牢房只有一个小洗手间那么大。斯图尔特对卧底犯人摩根说：“你帮我办了这件事（在何塞身边卧底传递信息），虽然我不能立刻把你捞出去，但我肯定会在法官判刑的时候替你求情。”
摩根犯的是轻罪，他以前是做国际化学废料处理的，结果因为倒卖废料从中牟利被抓了。因为这个背景，他被介绍给了斯图尔特来执行这个计划，在出发前，他还接受了一次测谎试验。
经过安排，摩根与何塞相识了。不光相识，摩根还取得了何塞的信任，有人告诉何塞说，摩根手上有斯图尔特的地址。两人在图书馆外“偶然”遇见时发生的对话，完全是电视里间谍接头场景再现。
“你说好了要给我的地址呢？我还等着呢。”
“你想要斯图尔特的地址来干啥啊？”
“我外面有人，是个硬手，正好欠我一个人情。”
不久何塞的狱友搬走了，他提出让摩根搬进来，两人每天晚上关了灯之后就开始卧谈，而且是无所不谈。从此摩根的小报告就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了检控官的手里。
他传递出来的许多消息经过证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包括何塞提到自己当初花了2500美元在某处买了一辆老校车，也确有其事。
其中一次摩根说何塞提到了一个名叫森迪的女人，而何塞对她也有极深的怨念，经常会用很恶毒的语气提到她。这个森迪就是当年伊坦的保姆，而摩根除了从何塞这里知道她的名字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听说。所以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些信息的可信度（就是说，不可能是摩根自己瞎编的）。
所以当摩根这里传出来何塞提到与伊坦有关的信息，自然就得到了检控官的极大关注。
摩根说，何塞对伊坦每天乘坐的校车路线了如指掌，他知道那趟校车的每个停车点，也知道伊坦是在第三个停车点下车。
一个惯于猥亵儿童的男人，对这个孩子的一切知道得这么清楚，感觉非常可疑吧？似乎真相就要呼之欲出了。然而，这个令人振奋的信息却并没有进一步地展开。
摩根逐渐发现，何塞每天的这些神神道道，貌似信息量很大，可其实并没有实在的干货，甚至有一些内容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的话，他的小报告就缺乏真正的价值，无法作为证词上庭。更要命的是，始终没有找到伊坦的尸体，可能某天伊坦会忽然出现，所以现在无法以谋杀罪起诉何塞。
摩根绝望地感到自己的卧底行动看来距离成功遥遥无期。他开始心生悔意……
不过斯图尔特早就料到了摩根的心情。要说这个检控官真的是个狠角色，他已早早布下了第二局的棋子。
在除了摩根之外，斯图尔特还有一个棋子：一个叫杰瑞米的犯人。
这个杰瑞米与何塞曾经是狱友，与摩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主动接触狱方，要求联系当案的检控官汇报情况。
杰瑞米汇报的情况是，他有一天在何塞做礼拜的时候，听到何塞自言自语地说：“Eaten，Eaten，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你。”只有斯图尔特和其他非常少数的人知道，“Eaten”是何塞一直以来习惯称呼的伊坦的名字。
杰瑞米外表上看起来比摩根更油滑一些，人也更加精明，在与检方达成协议之后，他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接近何塞，有目的地套话。
在杰瑞米循序渐进的诱导之下，何塞开始吐露心声，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许多自己曾经有过的猥亵行为，他提到的受害者里，甚至包括了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子……还有伊坦。
杰瑞米听了之后，如获至宝，立刻转述给检控官，何塞不仅坦白了自己试图猥亵伊坦，还承认事实上已经侵犯了孩子，他甚至详细讲述了自己那天如何从王子大道上拦截下伊坦并带走了他。
当时杰瑞米追问了一句：“那他怎么会愿意跟你走呢？”何塞回答说：“哦，我就是走过去跟他说，记得我吗？我是森迪的朋友……”
但是像摩根一样，杰瑞米无法从何塞嘴里获得完整的坦白，在他还想更进一步试探的时候，他的企图被何塞发现了。
何塞尖叫着喊狱警来把杰瑞米拖出去：“让他滚，他是个奸细！”
杰瑞米反唇相讥：“如果我是奸细，你最好小心点，因为我已经有了足够证据。”
两人扭打在一起，还好有人及时拉响了警报，大批狱警赶来，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把他们俩拉开。
最后何塞狠狠地盯着杰瑞米说：“斯图尔特知道是我干的，但是他也知道他拿我没办法……”
虽然还是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但斯图尔特并没有被一次又一次的挫败打倒。
在联邦管辖权即将失效的时候，他将两个线人的证词，还有其他方式收集到的各种间接证据，都交给了纽约的地区检控官。同时，他们将自己的调查进展简单地对斯坦和朱莉夫妇做了介绍。这对夫妇在听了之后也对何塞就是凶手深信不疑，可是纽约的地区检控官罗伯特却对起诉何塞颇为犹豫。
因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起诉，很可能到最后就是被法官打回来，将来即使有了证据，也很难再次追诉。
但是这时何塞的刑期又快到了。
2001年，斯坦等不及地区检控官采取行动，直接对何塞提起了民事诉讼。但是为了让这个民事诉讼成立，他们必须做一个痛苦的决定，那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正式宣布伊坦已经死亡。
这个决定对朱莉来说，是剜心的疼痛。过去的这些年，她一直不能也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也许有一天伊坦能活着回来。
平时斯坦主要负责处理工作和生意，与媒体和社会打交道的主要是朱莉。现在如果要宣布伊坦已经死亡，不光会让社会的聚光灯再次集中到她身上，把她的伤疤再掀开一次，更重要的是，这个举动彻底熄灭了她那微弱却长久的希望。
朱莉对斯坦说，如果你要提起民事诉讼，你需要这个法律步骤……那么做你必须做的，可是我不想介入了。最后斯坦一个人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3年后，2004年，民事庭的法官宣判何塞需要对伊坦的死负责，象征性地判罚斯坦一家获得200万美元的赔偿，但是斯坦和朱莉从未去追讨这笔钱。一方面何塞肯定付不起，另一方面这个民事诉讼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心理安慰。
之后每一年伊坦的生日，还有他失踪的纪念日，斯坦都会给何塞发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一面印着寻找伊坦的海报，另一面写着：“你对我的孩子都干了些什么？”
可是事实上这事还远远没完。
2009年，斯图尔特收到了监狱发来的通知，何塞被减刑16个月，将在2012年提前出狱。
这个时机非常微妙，因为罗伯特即将退休，他一直对起诉何塞非常犹豫。现在他要退休了，起诉何塞的任务就交给了即将竞争上岗的新的地区检控官。谁能表态，谁能做到，谁就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
后来助理检控官塞勒斯赢得了竞选，他在2010年5月25日宣布重查伊坦失踪案。这时候另一个嫌疑人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虽然长期以来，群众都默认了何塞肯定是主要嫌疑犯，但是坊间有传言说，另一个男人奥斯尼尔曾经在伊坦失踪前接触过他。
奥斯尼尔在30年前是个木匠，跟伊坦家也很熟，而且他还曾经雇用过何塞做杂事。
警方表示，有线人提供线索说在伊坦失踪的前一天晚上，看见奥斯尼尔跟伊坦在一起。还记得伊坦失踪前去上学的时候，身上还带了1美元吗？这个钱就是他帮奥斯尼尔打扫地下室挣的“工资”。
当时伊坦失踪后，奥斯尼尔的表现非常诡异，他很快重新装修了自家的地下室，仿佛在掩饰什么。他的前妻在离婚后还曾经报警，说他强奸了自己年幼的侄女。这说明他对幼童有着独特的兴趣。
这种种信息加起来，警方怀疑伊坦的尸体会不会就被掩埋在奥斯尼尔地下室的某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距离伊坦失踪已经过去了30年，DNA等鉴证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2年4月1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和纽约警方带着最先进的鉴证技术来到了当年奥斯尼尔的家，掘地三尺翻找证据。
30年过去了，斯坦和朱莉夫妇从未搬离过当初伊坦住过的家，所以在警方搜索奥斯尼尔的地下室时，他们也站在自家的窗台远远观望。
但是在紧锣密鼓地搜索了4天后，联合鉴证组宣布：这次搜索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线索。
2012年11月7日，何塞被宣布刑满释放。出狱前他写信给媒体，表示大家等着吧，只要他一出来，就会对媒体发声爆料。
可是当他走出待了多年的宾州监狱时，还没迈出去两步就被等候多时的警察又给逮捕了。理由是，他在出狱后应该将自己登记在性侵犯名单上，为了登记这个，他需要提供一个地址。他提供了一个堂妹的地址，可是警察一查，就发现他堂妹根本不住在这里，然后追踪到他堂妹之后又发现，人家根本不知道他要出狱之后跟自己住……所以他前脚出狱，后脚立马又进去了。
警方这边扣住了何塞，另一边奥斯尼尔那边却没什么进展。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犯呢？
几年后，在伊坦失踪33年后，警方第一次正式宣布，伊坦失踪案出现了重大嫌疑人，且已经在押。
这个人名叫佩德罗。
案子发展到这个时候，从当时的毫无头绪，到现在疑犯在押，而且还不是一般群众心目中预期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峰回路转？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个重大嫌疑人并不是警方翻出来的，而是被举报的。他被举报也不是因为别人发现了他的罪行，而是因为他当众忏悔，大家都知道了，才有人忍不下去直接举报了……
在2012年的早些时候，有个来自新泽西州的叫何塞的男人走进了纽约警局的大门，他举报自己妻子的兄弟佩德罗就是当初伊坦失踪的罪魁祸首。
这个何塞并不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嫌疑人何塞，“何塞”是西裔一个很常见的名字。
在收到举报后，警察赶到新泽西，把佩德罗从家中带走，这一天距离伊坦失踪33周年纪念日只差两天。到了警局，佩德罗就主动交代了一切。
佩德罗1961年出生于波多黎各，来自一个很大的家庭，有12个兄弟姐妹。20世纪70年代初，他跟随父母移民来到美国，1979年的时候他才18岁，没去上学，平时就打些零工。伊坦失踪时，他在路边一间小店兼职收银员。
1979年5月25日的那天早上，佩德罗正在小店里值班，看见独自一人走去校车站的伊坦，于是走出去拦住他，问他想不想喝杯饮料。伊坦的身上正好带了1美元，妈妈允许他拿来买饮料，他就跟着佩德罗去了店里的地下室。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证明。据佩德罗说，他当时突然勒住了伊坦的脖子，伊坦受惊之下开始各种挣扎，而他紧紧勒住不敢放手，直到伊坦失去了知觉。然后他将伊坦放到了一个黑色的大塑料垃圾袋里，再装进一个大纸箱子，又把伊坦的书包藏在了地下室冰箱的后面。接着他扛着这个大纸箱子走了大概一个半街区，把这个纸箱子随手丢在了一个垃圾箱里。
佩德罗承认说，在他丢弃那个大纸箱子时，伊坦应该还活着。
我真的无法想象当朱莉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会破碎成什么样子。
可是，这个案子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此。佩德罗的罪行十几年来一直是公开的“秘密”！
位于新泽西州凯姆敦市的圣安东尼教堂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时候，一群信徒在这个教堂聚集，开始了不定期的“忏悔互助组”活动。其目的是帮助信徒们感受圣光，并且通过忏悔自己的罪行来减轻心理负担。
在伊坦失踪后不久，佩德罗就搬离了纽约来到新泽西，他的妻子和何塞都是这个教堂的活跃分子，所以当佩德罗搬过来后没多久，他们就带着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忏悔互助组”。
一天，在短暂的开场白后，佩德罗“双膝跪下，眼含热泪”地向在座所有人坦白了自己绑架和杀害伊坦的罪行。当时听到他忏悔的，大概有50多人。
他甚至对自己当时的未婚妻也坦白过，在未婚妻父母家的客厅里，他坐在她的身边告诉了她一切。然后呢？然后他们结婚了！
后来他们离婚了，佩德罗又娶了新妻子。那么新妻子知道这事吗？当然知道！那她什么反应呢？没有反应！
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于流浪汉何塞被当作主要嫌疑人，更早于奥斯尼尔被审查和他的家被翻个底儿朝天。这个公开的“秘密”被一群号称有信仰的人安稳地守护了30年。
当年“忏悔互助组”的领导人表示，是的，听到了，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不觉得有必要报告警察，因为又不是专门对他一个人讲的。
在案子过去了三十几年后，何塞终于把所有的碎片拼到了一起，看不下去，到警局报了案。可是在报案之后，他恢复了沉默，因为“我妻子受不了，我不能再多说什么了”。显然他是被妻子骂了。
佩德罗的邻居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生活很正常。谁都看不出来他以前干过这种事。
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其实佩德罗很早就跟家人提过，自己曾经做过很坏的事情，但是他的忏悔只是被当作家族八卦听过就算了。直到前阵子警方大张旗鼓地挖了奥斯尼尔家的地下室，家里人才开始又提到这个事。然后“有人”忍不住就通知了警方。
而佩德罗本人也坐立不安来着。奥斯尼尔家的地下室被刨个底儿朝天的时候，他专门打电话给还留在纽约的本来已经疏远了的姐姐，询问警方的调查进度。
警方终于上门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要逮捕他，可是他非常主动自愿地跟着警察上了车，到警局之后，他一屁股坐下就竹筒倒豆子般都说了出来。
最开始的时候，当班警察只是正常询问，一边问，一边做笔录。可是当佩德罗打开话匣子，提到与罪行有关的信息时，当班警察赶紧喊停，临时宣读“米兰达权利”，然后打开录像机，开始让他一边说一边录。
11个小时后，他被从新泽西带到了纽约地区检控官办公室，在律师的陪伴下又给了一份正式的认罪记录，这份认罪记录的录像大概有3个半小时那么长。
新闻出来后舆论大哗，瞬间伊坦家的楼下又围满了记者。伊坦的爸爸妈妈闭门不出，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然后，佩德罗就被正式逮捕了。
这个案子很微妙，因为没有尸体，没有物理证据，检方所有的，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长达3个半小时的认罪录像和签名的认罪书，还有其他曾经听过他忏悔的人的证词。
有关这件事情，第一个争论是佩德罗的精神病史。他的律师哈维表示，佩德罗患有长期精神分裂症，还经常会有视觉和听觉上的幻觉错乱。而且，他的智商只有70！所以这样的人，你们怎么能相信他的认罪是真实可靠的呢？
事实上佩德罗的确有医疗记录，证明他一直在服用精神方面的药物，但是这个药物会不会对人带来幻觉之类的副作用，律师并没有专业证明。
而就算精神疾病的辩护证明了他在录像认罪的时候有幻觉，也必须证明他在30年前第一次忏悔的时候就有幻觉，还要证明他在犯罪的时候有幻觉，才能证明他是在这个药物的作用下犯罪，或者是在药物的作用下产生幻觉胡乱认罪。
所以法院宣布让佩德罗接受精神评估，要专业评估之后，律师提交的精神病史才能作为证据考虑。
第二个争论集中在那3个半小时的认罪录像上。
辩护律师哈维提出这个认罪记录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佩德罗有精神疾病，而且智商很低，他完全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理解自己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录制的认罪记录，显然侵犯了佩德罗的公民权利，所以这份认罪记录不能成立。
此处多说一句，这个辩护律师哈维，他其实是法院指定给佩德罗的法律援助律师。就是当被告自己无法负担请专门律师的费用时，法庭会指定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算是一种公众服务性质的行为吧。
这位被指定给佩德罗的律师，真是很尽心尽力。
于是法院决定召开一个听证会，来决定这份认罪记录是否能成为合法证据呈上法庭。
在这个听证会上，需要讨论如下的几个问题：
1.佩德罗陈述罪行时，是否理解自己在被宣读“米兰达权利”之前随时可以离去（没有被正式逮捕）。
2.他是否理解自己的“米兰达权利”的内涵，即如果说了对自己不利的话，这些话将作为证据。
3.当他决定放弃“米兰达权利”（开口说话）的时候，他是否理解这么做的后果。
但这时检方面临一个问题，即佩德罗一开始被警方带走讯问时，并未被正式逮捕。在被问了将近8个小时之后，警方才意识到情况与想象的不一样，临时喊停，提交证据申请逮捕令，从而宣布正式逮捕了佩德罗。而在正式宣布逮捕他之前的那8个小时，警方没有录像。也是在正式逮捕时，才对他宣读了“米兰达权利”。
这些年DNA技术的发展，在帮助警方抓到不少罪犯的同时，也暴露了警方自己的问题。有一些被定罪的罪犯通过DNA测试，被证明根本不是真凶。这些罪犯因为智商低，在被问询的时候，很容易被警方的一些有意暗示所误导，造成他们看似真实的“认罪坦承”。
所以哈维律师提出，在打开录像机前的8个小时，谁知道警方曾经给过佩德罗多少有意无意的暗示，最终引导出他在录像机前的“坦白”呢？
然而，曼哈顿高级法院的麦克斯维尔法官在听证会后还是宣布了佩德罗的认罪证词有效。他宣布佩德罗的精神状态很正常，足以理解“有权保持沉默”，而且他被讯问的时候有律师在场，所以精神病史和低智商不是理由。同时他安然无事地生活了这么多年，说明他的精神病史和低智商都对他没什么影响。
在这里真想为法官叫好。
哈维律师又提出，一开始佩德罗没有被告知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是在后来撑不住了开始供述的时候，才有人正式给他宣读“米兰达权利”。
法官表示，在长时间的交谈中，佩德罗始终没有被戴上手铐，而且警方曾经三次提示他，他如果想离开随时可以走，所以他不是在被强迫的情况下给出的证词。
在听到这个结果时，佩德罗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但是他的辩护律师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任何看了那些认罪的录像带的人，都应该会同意这一点，当警方结束讯问的时候，佩德罗已经对自己曾经犯下如此罪行深信不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干了！”
检控官反唇相讥说，明明佩德罗的陈述中包含了许多以前警方和外界都不知道的细节，怎么能说都是警方暗示的呢？再说了，在警方讯问之前，他早就已经跟自己身边的人都和盘托出！
2015年1月，对佩德罗的审判正式开庭。双方各自提请证人，检方请来了一位心理学专家——维尔纳博士。
在维尔纳博士出庭作证前，检方已经召唤了佩德罗曾经面对面忏悔坦白过自己罪行的“忏悔互助组”部分成员，让他们对着法庭和陪审团讲述当年佩德罗都说过什么。
维尔纳博士总结说，佩德罗之所以选择在互助组坦白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他内心存有内疚感和负罪感。通过对互助组的忏悔，他获得了解脱和宽恕，所以他觉得自己没必要去找警察自首。
他在上庭前，跟佩德罗一起单独待了4天做心理评估，集中相处的时间超过18个小时，他们的相处也被录像后拿到法庭上播放。在其中的一段录像中，佩德罗再次提到自己试图勒伊坦的脖子，在他扛着伊坦走出一个半街区丢弃时，伊坦当时还能动。
维尔纳博士说，这些细节不是靠想象或者引导能产生的。
为了帮助佩德罗挽回形象，他的妻子和女儿也来到法庭，作为辩方证人出庭。女儿讲述了一些佩德罗的生活细节，比如，每个星期天，他们全家都会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永远会坐在同样的位置上，三个人的顺序也不能混乱。每个夏天，当佩德罗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到来时，他们全家会去度假3天，每次都要住同一家旅店，在一个餐馆吃早餐，然后去另外一家餐馆吃午餐，他们必须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每一年的这三天，永远不会改变。
辩方想证明，佩德罗其实是一个被禁锢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
佩德罗的妻子同时作证说，佩德罗一直有幻觉，他会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会在噩梦中尖叫着醒来，说自己梦见了一个“高大威猛的光头男人”。
女儿则表示，自己的父亲是个好人，自己小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允许她一个人出门，也不会同意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除非有朋友的书面邀请，而且必须提前两周交给她父亲，她才能出去跟朋友玩。如果要去逛街，必须有母亲陪同，而且不能超过两个小时。直到14岁，她父亲都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把她保护得特别特别好。
可是检控官毫不客气地反驳，这其实根本不是爱，而是一种变态的控制，佩德罗就算身在监狱里，还在试着控制和限制女儿的行为。而且他对女儿如此过度保护，不正说明他十分清楚绑架儿童的罪犯有多么猖狂、多么丧心病狂吗？
佩德罗的女儿在交叉询问的时候认同了检控官使用“侵犯（abusive）”这个词来形容父亲对她的控制。这代表她承认佩德罗对她的控制并非出于爱，而是近乎一种骚扰的表现。
法官和陪审团在听取了双方证人的证词并观看了录像之后，陪审团开始闭门讨论。
这场讨论持续了18天，到最后，讨论集中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就是在佩德罗的认罪记录中，他提到了一个十分详尽的细节：他详细地描述了在扛着装有伊坦的那个大纸箱子走到汤普森街上抛弃时，当时周围的环境和各种细节。
12个陪审员中，有11个人认为，这些细节描述看起来非常真实可信，支持了他的认罪陈述，不然他为什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呢？这说明他的陈述是真的。
但剩下的一个陪审员却坚持认为，随便你怎么说，这个细节描述不说明任何问题。
在这位陪审员的坚持下，这场审判以流审告终。新闻报道这样写道：
这场在2015年1月就开始的庭审，在审视了证词、医疗档案、前联邦检控官和伊坦童年好友的证词后，大家都在努力试图把这场个人的悲剧，转化成提高美国父母对儿童安全关注的动力。而这个案子最终因为希尔罗斯先生坚信他自己的原则，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只能宣布流审。其他的陪审团成员都认为，希尔罗斯先生一早就预设了个人立场，所以大家发现，这个案子有三个版本：检控官的版本、被告的版本，还有希尔罗斯的版本。
我觉得这篇新闻报道写得很客气了。
这位希尔罗斯先生，借着这个案子可是好好地出了一次风头。他本人是一名全球医疗管理的顾问，在流审后，他接受了采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佩德罗无罪。
我看了他的采访，也拜读了他的理由，觉得他说的倒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他说的那些道理并不能真正推翻检方提出的证据，也不能推翻佩德罗自己的证词。
他所有的理由无非就是，佩德罗智商不够、没有被宣读“米兰达权利”这些。不管检方如何提出证据不存在这些问题，他始终视而不见。这的确让我觉得其他陪审员的说法是对的：他早就有了预设立场，不管其他人说什么他都会反对。
对他来说，也许真相如何并不重要，结果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最正确”，重要的是他与众不同。
案件流审后，检控官很快重整旗鼓再次起诉。
第二次庭审在2016年10月开始。控辩双方、新闻媒体，还有斯坦和朱莉夫妇，都对这场审判既期待又感到紧张。
辩护律师哈维再次代表被告对法庭表示，佩德罗想对斯坦和朱莉夫妇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但是他坚持自己是无辜的。
同时，辩护律师哈维也提出，之前纽约警方不是一直把何塞当作主要嫌疑人吗？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要把他绳之以法吗？不是2004年的时候，民事庭都判了他对伊坦失踪案负责吗？怎么现在都忘记了？
检方拿出佩德罗的录像应对，录像上他对着镜头说，自己是鬼迷心窍了才会犯下这样的罪行，“我被鬼迷住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很抱歉”。
虽然距离上次庭审过去了一年，但双方其实并没有什么新证据或理由。主要区别就是陪审团，关键在于陪审团如何看待那些证据，如何评估这个事情。
经采访说，这次的陪审团成员中绝大部分在开庭前都压根儿没有听说过这个案子，只有一个说自己曾经读过一份报纸，隐约有点印象。
但是总之，这次的陪审团经过9天（上次的一半时间）讨论，达成了一致：认定佩德罗罪名成立。
在看过了所有的证据、听取了证词之后，陪审团表示，佩德罗的确是智商不高，也的确存在精神疾病的问题，但是他在事发后不久就开始对身边的人讲述这个事情，而且不是对一个人，是多次对多人讲述，细节详尽。再加上他自己的认罪记录，说明这些证词是可信的，而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是虚幻的想象，什么是发生的事实。
“我们认为教堂里的忏悔是真实的，他的忏悔经过多人证实，而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曾对教堂里的不少人做过相关忏悔。”
“他是在事发后不久开始忏悔的，忏悔的目的是他希望能从中获得宽恕和内心的平静。”
“我们认为他的确是有病，但是这个病症并不会造成他分不清现实和幻觉。”
在等待了将近40年后，斯坦和朱莉夫妇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结果。
在陪审团宣布结论之后，斯坦对被告席上的佩德罗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在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们终于知道了深藏在你内心的阴暗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宽恕你。你就是你自己所有噩梦中的恶魔。”
2017年4月18日，佩德罗终于获刑，他将在监狱里蹲上25年之后，才能申请假释。
斯坦和朱莉夫妇也向法庭提出申请，放弃对何塞的追责。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FBI还曾经派人飞到欧洲去调查一起传言。有人给FBI递消息说，伊坦其实没有死，他以另外一个身份生活在另一个大陆上。FBI联系上这个人，仔细了解后下结论说，不是他。
我想，对于伊坦的爸爸妈妈来说，过去的近40年里经历了这么多次燃起希望又被扑灭，那种痛苦是无法言说的。
伊坦的尸体一直不曾被找到，斯坦一家几十年都没有搬过家，一直住在伊坦曾经住过的那间公寓里。他们的内心也是默默期望有一天能等回失去的儿子吧。
如果问我是否相信佩德罗有罪，应该说我是相信的。我也相信他的确低智商，有精神疾病，相信他在接下来的人生中，的确被自己的负疚折磨着。当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也没有立场给别人定罪。但是即使作为旁观者，我也无法原谅他做的事情。
有的伤害，永远不能获得宽恕，有的罪恶，永远不配被原谅。就是这么简单。
经常有人说，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时间和伤口一起吞噬了受伤的人。时间过去，伤口永远没有愈合，你能做的就是带着伤口活下去。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失去了孩子的夫妇，因为无法承担痛苦和打击，最后选择了分手。可是斯坦和朱莉始终坚定地在一起，他们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站在时间的风口，用自己的经历和声音，帮助社会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孩子。
斯坦和朱莉在努力寻找儿子之外，还发起了寻找失踪孩子的运动，希望通过伊坦的个例，唤起全国父母对儿童安全的重视。
为了纪念伊坦，在1983年，当时的总统里根提出将伊坦失踪的那天——5月25日，作为“国家失踪儿童日”。这个纪念日在2001年被正式确认。
伊坦是第一个通过“牛奶包装盒上的照片”（photo on a milk carton）这种寻人方式被正式公开寻找的孩子。在那个信息传播速度还相对很慢的年代，美国人民开发出了一种自己的信息传播方式——把失踪孩子的照片印到牛奶包装盒上，发送到全国各地。通过牛奶这种每天都会用到的消耗品，迅速大量又低成本地传播信息。
1984年的8月，位于爱荷华州的安德森奶制品厂把当地失踪的乔尼和尤金的照片印到了牛奶包装盒上。
1984年12月，美国决定大力推广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希望以此帮助找到每年失踪的180万个孩子。
1985年1月，这个传播方法被推广到了芝加哥和加州。到1985年3月，全美1600家独立奶制品厂中，有700家加入了这个传播行列，开始在自己出产的牛奶包装盒上打印失踪孩子的照片。
虽然大部分照片被打印在牛奶包装盒上的孩子最后依然不知所终，但是其中一个名叫邦尼的小姑娘却有着温暖的结局。她在3岁的时候，被母亲和继父偷偷地从父亲身边带走。直到4年后，她的邻居从牛奶包装盒上认出了她的脸，报警后她终于和父亲团聚。
也许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信息传播的手段既落后又过时。可是在那个时候，牛奶包装盒是原本可以给商家带来极大利润的黄金广告位。可是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商家愿意为找到孩子们做出利益的让步，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算是冰冷世界中的一道暖色吧。
到1996年，美国现在运行的安珀失踪孩子报警系统推出后，带着那些少年笑容的牛奶包装盒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虽然伊坦的下落未知，但他的失踪几乎可以说是第一起受到全国媒体关注的儿童失踪案。在那之后，更多的家长对儿童安全更为重视，学校也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的安全意识。
保护孩子们，让他们避免受到未知世界的危险威胁，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