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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经过阅卷，律师意见已定，向检察院提交了无罪辩护意见。可是胡阳突然被人拿了魂，同意认罪，认为这样可以早点出去。
和家属沟通，胡蝶的意思竟也变了：
“张律师，家人的意思一样，退一点赃，后面再分期还，能不能争取检察院不起诉呢？”
顺应委托人的意见，也坚持原来的无罪判断，我们决定取一条中间道路：谅解书。能拿到张如业的谅解书，无论是不起诉还是判缓，都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再起变化。
和张如业的谈判崩了。对方提出赔偿全部50万元，胡家人实在拿不出。
虽说这时的僵局，最终帮胡阳家省了一笔钱。但当时感受到的，是没着没落的失落与纠结。
为什么，本来坚信自己无罪又突然认罪认罚了呢？其实，律师能理解委托人在失去自由环境下的无奈。——“既然一段时间都出不去了，那能早点出去也好吧。”
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的尴尬。
一方面，检察官会苦恼某些犯罪嫌疑人的狡猾：“为了轻罚、脱逃制裁两边倒，想利用认罪认罚制度，搞得我们事实都查不清楚！”
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法律上的非专业方，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有急于恢复正常生活、工作的现实考虑，哪怕本身无罪，但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急于脱身的朴素想法，在“自由”和“公平”的抉择前，当然地选择自由。
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缥缈的，法律也是难以精准的，而唯有自由是真正珍贵的、真实可见的。
这是现实中的囚徒困境。
这时，需要律师的介入，本质上，就是需要提供硬核、清晰、专业的辩护意见，让司法官既能“一目了然”地看清案子本身存在的问题，又能理解被羁押者的心理，最终基于事实（法律上的事实），作出经得起考验的裁决。这样的裁决是多赢的。
胡阳案子，审查起诉阶段，是决胜阶段，也是最胶着的阶段。
为此，必须回到法条原文。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条规定，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证据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坚持法定证明标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有罪裁判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防止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
认识到司法解释类文件的内核，也就厘清了委托人骑墙态度与专业坚守的关系。
司法解释的内核，本身已经包含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回旋与进阶，是重申和继续坚持以证据、事实、法律的判断标准。
上述认罪认罚指导意见本身，并不排斥胡阳的态度。相反，胡阳的态度以及案子不诉的最终结局，已经埋伏在指导意见里：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或者宣告无罪。”
这个认罪认罚的指导意见，经历3年全国试点后，于2019年10月推出，正好在12月化作照进胡阳案件的一缕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