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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会见，因为是上午11点就排的号，所以下午第一个就轮到了，结果被告知：邹文生现在开始不接受李红律师之外的律师会见！看守所办会见手续的大姐，还拿出了邹文生手书的文字，是在李红的委托书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大庆看守所，本程序只接受李红律事会见，不接受其它律事。”
如同晴天霹雳！被已经签名委托的当事人拒绝会见，在四年多的律师生涯中还是头一遭。
邹文生11岁去了荷兰，汉字不认得几个，怎么能写出这个“声明”？连声明上的律师，都有两处错写成了“律事”！
下午去检察院阅卷，拿到卷宗时才知道，案子很快会移交法院。回到酒店，一边阅卷，一边和冯小兰在微信里商量怎样处理会见的事情。
通过这次和冯小兰沟通我才知道，在委托我的背后，有着邹文生家属与前期律师李红的深刻矛盾。李红说冯小兰不可理喻，冯小兰说李红性格太强硬。冯小兰觉得案子里的问题一直问不清楚，所以想找专业的律师，但李红反对。李红越反对，冯小兰越坚决。这才有了我的出现。
其实，李红的烦恼，也是很多律师面对家属的问题的烦恼。比如，冯小兰经常的问题是：“这个地下钱庄是不是要承担严重的刑事法律后果？你要教他怎样说才好，不然会不会很严重？”
冯小兰前期应该对这个罪名和新的司法解释都有所了解了，但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所有问题会一股脑儿倒给律师。她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我只能慢慢解释。
我告诉冯小兰，邹先生因为之前的行为已经被采取刑事措施，正在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只不过因为案子还在司法程序中，最终的司法结论还没有给出。但他要承担什么后果，承担多严重的后果，最终的结论怎样，必须基于在案证据，而不是单单看公安问什么或者邹先生说什么。相反，如果口头上说的与在案其他证据不符，反而会被认为有意逃避责任、有意抵赖，最终反而会加重处罚。
语音沟通中，冯小兰听得似懂非懂。
这次阅卷前后，我一方面要跟冯小兰解释，另一方面要向检察院递交法律意见，针对阅卷和后来会见了解到的案情，向检察院递交了不起诉法律意见、要求解除对错误查封财产予以解封的申请书、调取邹文生有正当经营的新证据申请书。另外，还要按家属的要求，全力和李红沟通。
好在，等我7月9日从北京办完事再回到大庆时，看守所已经撤销了邹文生拒绝我会见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