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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藏有一件奇妙的艺术品，通常被称为“弗拉·毛罗世界地图”，以15世纪中叶制作它的威尼斯修士的名字命名。
我只见过这幅地图的照片，原作目前并未向公众展出，但它显然是一件从各种角度看都引人注目的作品。地图呈圆形，直径超过2米，绘制在羊皮纸上，用金箔和青金石进行了精美的装饰，配有数百幅详细的插图——山峦、森林、建筑、船只——以及三千多条简短的文字描述。毛罗为绘制它花费了十多年时间，地图问世时便成为当时最全面、最详细的世界地图。
近6个世纪后，当我看到它时，起初感到非常陌生。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世界看起来像一个圆形的大洲，一个我不熟悉的泛大陆，被闪闪发光的蓝色海洋环绕，很难辨认出这是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在那个时代，在哥伦布启航前往美洲、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几个世纪之前，欧洲人真的是这样看待世界的吗？人们对世界的形状真的如此知之甚少吗？
不，我最初的困惑主要来源于视角。毛罗实际上是按照阿拉伯传统，将地图绘制成南方朝上的样子。如果将其颠倒过来，便会突然认出世界的形状。这个细节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图上有大西洋和印度洋，它们以几乎完美的比例环绕着陆地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图上有黑海、里海、红海和波斯湾。不列颠群岛处于它们应该在的位置。日德兰半岛成了一个独立的岛屿，形状经过简化，但依然能够辨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也清晰可见。整个非洲大陆都呈现在这里，尽管越往南形状越偏离现实。亚洲大陆向东延伸，比欧洲大得多，两者的比例相当准确。斯里兰卡也在地图上，尽管岛屿被画得稍大，甚至超过了整个印度。中国的江河被标示出来，日本也在，尽管被放置在了爪哇岛南面。基本上只有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是完全缺失的，但南欧的航海家们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发现它们。
一旦你见过这幅地图的真正内容，就很难将目光移开。毛罗的世界地图无疑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人知识、创造力和辛勤工作的惊人结晶。但作为一个时代留下的文物，它有更丰富的意义。它是集体成就的象征，展示了人类如何穿越世界，如何学会寻找和导航，如何出于必要或好奇，冒险出海去发现、探索、描绘和征服世界。在毛罗的地图上，我们简单地看到了人类试图将世界据为己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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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简明的历史，讲述了人类如何学会航行，最终环游世界，抵达每一个隐秘的角落。至少与更宏大的历史相比是如此。
大约138亿年前，我们称之为“宇宙大爆炸”的事件让宇宙诞生。从一个单一而集中的点开始，不仅所有的物质，时间和空间也在瞬间被创造出来。大约46亿年前，一个巨大的氢气和氦气云团坍塌并凝聚成一个发光的炽热圆盘，我们的太阳系诞生。大约45亿年前，粒子在碰撞中聚集成团，新形成的地球开始在围绕太阳的旋转轨道上运行，自此以来一直让世界在重复的光明与黑暗中摇晃。又过了几亿年，行星冷却到足够的程度，蒸汽凝结成水，出现了一个由海洋和陆地构成的世界。
大约40亿年前，通过化学家们至今仍在努力解释的一个过程，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在海洋中诞生了。从非生命物质中诞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某些类似于细菌的简单单细胞生物开始在水中漂浮，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周遭环境互动，进而创造新的生命，又最终走向死亡。
第一个单细胞生物突然出现的那个瞬间，是我们所有人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关的时刻。
我想象着一束光燃起，一只萤火虫突然在黑暗中开始闪烁。但是，我们真的能想象出那一刻吗？不，我们能确定的只有它发生在哪里。生命起源于海洋，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都源自那些简单的、与海洋紧密相连的生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命停留在海洋中，我们所说的生命之树就是从这些最初的漂浮的种子中生长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树干开始分枝。经过数十亿年的发展，海洋中出现了藻类、变形虫和各种原始动物，又渐渐有了海绵动物、水母、珊瑚、蠕虫和节肢动物。从最初的种子开始就出现了生物多样性，一派充满生命的繁盛景象。但无论如何，生命仍停留在海洋中。
大约35亿年来，情况一直如此。生命在其八分之七的历史中，仅存在于海洋之中。直到大约5亿年前，一些生物出于某种原因才开始踏上陆地。它们可能是某种真菌，也可能是某种原始的节肢动物。在数千万年的时间里，最初的陆地动物可能是一些在海洋和陆地之间徘徊不定的边缘生物。但最终，一些动物决定留在陆地上。鳍变成四肢，鳃变成肺，于是开始有了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进化树继续向各个方向伸展出蜿蜒的枝条。
当然，一些陆地动物“后悔”了。有些爬行动物在约2亿年前开始返回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变成了现代海龟。后来，一些哺乳动物也跟着返回海洋，逐渐演化成鲸和海豚。
也许这是一种被迫回归原始的做法，又或者只是一种对家的渴望。
我们自身的物种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700万年前的非洲，那时我们的祖先从黑猩猩的家族树中分化出来。两个小分支开始朝不同的方向演化，尽管它们从未真正远离对方。其中一个分支上，一种灵长类动物发现如果它用两条腿而不是四条腿行走，双手就会得到解放，用于执行各种实际任务，比如制造工具。它学会了控制火，能享用更多样化的食物，包括植物和肉类。它的大脑体积开始增长，头骨形状也随之改变，能够制造的工具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复杂。它学会了团队合作，变得好奇，产生认识和理解周围环境的需要。渐渐地，它离开非洲的家园，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的分支上出现了新的物种，其他旧的物种则逐渐灭绝。人类不同物种的进化是一段复杂且在科学上有争议的历史。但当我们称之为自己的物种出现时，便进入了整个进化史上几乎可以属于现代时期的范畴。大约在20万到30万年前，会思考的智人诞生，很快征服了整个世界，在此过程中取代了其他所有人类物种。大约4万年前，当最后的尼安德特人消失在欧洲时，最终就只剩下智人。
相对于海洋和生命近40亿年的漫长历史，这段时间短暂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类看似漫长而注定的地球征服之旅，实际上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如果把地球存在的时间想象成一天，那么智人存在的时间还不到4秒。想象一下我们的存在，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闭上眼睛，静静地坐满整整24小时。然后睁眼，在房间里大声数数：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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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生存历史中，人类一直在不断迁徙。
动物也会迁徙，有些甚至会跨越遥远的距离，其中一些在进化过程中已经遍布全球，适应了各种环境。1万年前，除了大洋洲和南极洲，世界上其他每个角落都有狮子的踪迹。但人类毕竟不同。
我们不仅仅出于生存需要而迁徙，更会因为内在的探索欲望而移动。这种对未知的好奇心，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质，陌生和新奇的事物总会对人类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短暂的进化历程中，智人已征服所有大陆，足迹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我们适应了从热带到极地的气候，尽管对南极洲的探索仍限于短暂的访问。我们甚至已经踏足太空。有了技术和创造力的突破，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
对于一个流浪的灵魂，对于一头游牧动物来说，没有什么比不迷路更重要。迷失是一种恐惧，一种触及原始的心理感觉。迷失的经历常被比作抑郁或精神错乱，与自我迷失紧密相连。但丁在《神曲》开头写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自己身处幽暗的森林/辨不出正确的道路。”迷失不仅仅是无法辨别周遭环境，找不到回家的路，还会让人无法辨认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
我们该如何找到方向？
与许多其他动物相比，人类似乎并不擅长导航。想想候鸟。再想想北极燕鸥。春天它们在北极地区筑巢，冬天则迁往南极，独自在广阔的海洋上飞行两三个月，在阳光下或是漆黑的夜晚都不会迷路。或者想想帝王蝶。它们的体重不到半克，像风中一颗闪闪发光的红色种子，每年都会从加拿大飞往墨西哥过冬。帝王蝶只能活几个月，不是每个个体都能完成这段旅程，要到第三代或第四代才行。然而，它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帝王蝶在秋天成群结队地向南飞，飞越整个北美大陆，冬天时则会一如既往地来到墨西哥西南部的偏僻山区。
人类不具备这样的导航能力，但在各种认知技能的帮助下，还是发展出了相对不错的方向感。在日常用语中，我们说这是“方向感”，在心理学中又被称为“空间智力”。这涉及想象周围环境的能力——用图像思考，在头脑中处理颜色、形状、线条和图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人类很早就学会了在头脑中记忆和想象地标和各种不同的自然特征：山脉与山谷，树木与灌木丛，河流与岩石。这种能力不仅对寻找食物和生存空间至关重要，也对我们最终成为现在的样子至关重要。空间智力使我们能够跨越长距离定位，本能地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进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环境。与此同时，它还帮我们发展了社交网络、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这也是语言和文化的基础。
当我们谈论祖先在旅行中如何辨认方向时，经常会说到这种空间智力。游牧族群学会在大脑中创建认知地图，他们在记忆中放置不同的视觉地标——一块形状特别的岩石，一棵引人注目的树，一条水流——通过这种方式在景观中找到自己的路。
首先需要的是注意力。为了导航，你必须观察。必须读懂一片风景。必须了解风和云，解读季节的秘密，学习太阳、月亮和星星如何在天空中移动。这是一门艺术，但它本身并非一种能力——像鸟类或鱼类能感知地球的电磁辐射那样。良好的方向感常被描述为一种本能，本能地知道哪个方向能够通往目的地。或许方向感好的人会认同这种说法，但显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寻找的艺术在于充分利用感官，身临其境，能够说出“我在这里”。不仅是说出，更是在各种意义上体验到它。这始于关注，始于对感官的开放。要理解周围的世界，你必须去感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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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周围是大海呢？当你看到的是一成不变的海面，又该如何找到方向？在导航仪或航海图出现之前，你怎么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就像太空。一种柔和的昏暗包围着已知的熟悉事物，这里的首要特点是安宁，没有界限，没有地标。你要如何理解和阐释，以及如何感知海洋？
一个合理的回答是，最初的航海者可能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使用简单且难以转向的船只，专门用于在较小的水域、沿海岸线并在陆地视线范围内航行。根据考古发现，大约6万年前首次登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可能完全是出于偶然。他们可能是在近海航行时被季风意外吹离海岸，被卷进广阔的大海。这是一种偶然的航海者，偶然的发现者。
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学习解读迹象。他们开始注意到水的颜色或洋流方向的变化，开始了解风如何运作、如何随季节变化而变化。他们看到潮水如何有节奏地收缩与移动。他们聆听波浪和潮水，判断其下海水深度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海洋逐渐变得可以理解，至少是部分被理解。从经验中，人们逐渐能够将海洋的变化视为一种可理解、可预测的模式，由此获得了更精确、更有目标的导航能力。
说到最早的航海者，我们往往会想到地中海。腓尼基人起源于现在的黎巴嫩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沿着非洲北海岸和地中海岛屿建立了一长串殖民地。由于在陆地上受到埃及、亚述和波斯帝国的压迫，他们转向海洋去寻找出路和避难所。他们一路向西航行，穿过整个地中海，进入希腊人称之为“大洋”的无边海域。他们向北航行，靠太阳和有时被称为“腓尼基星”的北极星导航。他们探索了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布列塔尼和不列颠群岛，从事金属、宝石、香料和木材贸易。疑似腓尼基船只的岩刻表明，他们可能一直航行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也是腓尼基人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率先绕过了整个非洲大陆。在达·伽马之前的2000多年，他们走相反的方向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绕过好望角，一路返回被环绕着的安全的地中海。
在航海的过程中，希腊人和罗马人不仅建立了权力，很大程度上还塑造了他们的自我形象。最重要的是，在许多方面，海洋塑造了他们的神话与想象。神秘而充满希望、诱人而看似无边无际的海洋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也构成了世界的“深渊”。人们费尽心思将海洋神话化、浪漫化，有时甚至将其神化，从而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
我们的文学起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航海者远行的故事，但这当然不是最早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也都不是。早在几千年前，今天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了远洋航行。大概5000多年前，他们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出发，航行到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他们乘坐类似双体独木舟的小船，穿越数千公里的开阔海域，在北起夏威夷、东至复活节岛、南抵新西兰的此前无人居住的众多岛屿上定居。他们朝未知航行，直奔地平线，哪怕并不知道地平线的尽头到底有什么。
他们真正要寻找的是什么？又是如何来到那里的？
关于早期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是如何导航的，确切的细节目前我们难以知晓。但人们相信，早在欧洲人冒险进入大西洋的很久之前，在没有任何仪器能确定位置或方向的情况下，他们就穿越了从夏威夷到塔希提的广大海域。
他们很可能使用了一种叫作“航位推算”的方法，这是一种在没有可见地标的情况下确定船只方向和速度的导航方法。通过研究风力、海浪和洋流，人们可以根据一小时前的位置大致判断目前所处的位置。这是一种依靠持续观察的技术。在波利尼西亚人的早期航行中，领航员很可能坐在船尾，双脚贴着木质船底，感受脚下海水的流动，研究海浪的形态以了解船速，同时关注拂过脸颊的风以及它带来的气味。这是一种感官的艺术，一种在每一刻都全神贯注的能力。任何出海远航的人，首先都必须知道如何全神贯注。
波利尼西亚的领航员了解洋流和海浪的节奏，懂得下方的水深发生变化时水面会如何起皱，知道波浪的节奏和高度预示着前方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有理论认为，他们也在追随候鸟。也许他们知道，例如，西伯利亚苔原天鹅每年9月都会沿固定的路线从阿拉斯加飞往澳大利亚，4月再原路返回。也许他们慢慢开始用笼子装上一只鸟，带着它出航。他们或许会带一只军舰鸟，这是一种避免在水上降落的鸟类，因此最终会引导他们到达陆地。也许他们读懂了海面之下的生命，以可预测模式移动的特殊鱼群，或者鲸喷出的庞大水柱作为某种临时地标。当陆地接近，但肉眼仍未可见时，航海者就会知道，云彩的形态和海鸟聚集的方式会揭示出陆地的位置。
毫无疑问，波利尼西亚人也擅长利用太阳、星星和月亮来导航。在北半球，海员们长久以来都在关注着北极星。北极星始终静静地待在北方，星空的其他部分则围绕它旋转。由于波利尼西亚人大多在赤道以南活动，他们的导航系统必定有所不同。一种理论认为他们构建了一种“星罗盘”，这种星罗盘并非物理工具，更像是一种显示不同星星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心理图像。通过观察某颗星星在一天中某个特定时间的位置，他们可以大致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从而决定航行的方向。当然，前提是要在星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夜晚。像几乎所有时代的航海家一样，波利尼西亚人最终总是受制于地球的节奏和天气的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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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远航、驶向地平线，这些事和现在没什么区别，具有矛盾性。因为海洋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本身就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它是安全的、永恒的，是所有生命的起源。另一方面，它是陌生的、不确定的，未知就隐藏在海洋深处和地平线之外。
出海远航常被用作寻求未知的隐喻。那些驶向地平线的人，正是在向着陌生的事物出发，把所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只为一睹新事物的风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不仅仅是一个隐喻。曾经，地平线之外确实是未知的。最早乘船前往澳大利亚或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人，根本无法知道在海天相接之处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出发了。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为生活的需要所驱使——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冲突。这也是海洋给出的承诺：重新开始的承诺，打破现状并离开的承诺。重要的不是去哪里，而是从何处出发。在海洋象征和代表的所有事物中，它常常代表着这样的身份：避难所。这是一个似乎拥有自己的法则的地方，在这里，你很少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越过了边界。正如赫尔曼·麦尔维尔在《白鲸》中所说，海洋是“不保留任何痕迹的地方”，当我们想在“无边无际、无港可依的无限”中迷失自我时，就会动身前往。
那似乎是一个人们乐于躲避不幸、困境或存在主义焦虑的地方。在托芙·扬松的 Pappan Och Havef （《爸爸和海洋》）中，厌倦了生活的姆明爸爸举家搬去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的灯塔。他说他想要了解海洋，只有这样他才能学会了解自己。他渴望离开一个让他感觉多余和无用的地方，一个似乎一切都已完成的地方。他希望找到意义，认为唯一的方式就是接近“那不可捉摸、不可逾越的浩瀚海洋”。
在海上，人们有机会抛下一切，抛下一切要求、一切预设。因此，海洋也象征着自由。随风漂流，寻找一个陌生的港湾。独自航行的人将自己交给海洋和冒险。船队穿越海洋，寻找他们想象中的天堂。那些在各个时代选择“出海”的年轻人登上一艘船，只为了抛开过去，抛开继承的责任，成为另一个人，获得自由。地平线之外，有一个重生的梦想。对于那些渴望逃离的人来说，海洋给了他们一个承诺。
但我非常愿意相信最初的航海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其他东西所驱动。除了需要，他们还被好奇心，以及那种古老的探索、描述、理解和认识周围世界的冲动引导。出海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对世界的不了解。
至少在波利尼西亚，强调征服海洋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文化传统由来已久。航海的知识通过歌曲或传说代代相传，这些故事使知识得以延续，也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波利尼西亚人成为海洋民族，航海是他们自我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开始失传。随着岁月的流逝，众多故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变得与现实脱节。这就是为什么波利尼西亚人在20世纪中叶对太平洋的殖民问题，有时会引发激烈的辩论。20世纪40年代，挪威探险家和作家托尔·海尔达尔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殖民一事可能不似人们之前所想。他认为，赤道附近的太平洋受强烈的西风与洋流影响，人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乘简易船只有目的地从东南亚来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屿。海尔达尔对波利尼西亚航海者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塔希提岛或复活节岛的第一批居民必定来自东方，来自美洲大陆。
海尔达尔的推论是，乘简易船只的水手顺着南美洲西海岸的洋流向西漂流，从而意外地成为太平洋上分散岛屿的殖民者。他还认为这些民族可能起源于中东，他们最初通过欧洲移民，然后穿越大西洋来到南美洲。海尔达尔解释说，这是一个魁梧的民族，有着金色或红色的头发、白皙的肤色和蓝色的眼睛。这是一个崇拜太阳、勇敢和喜欢冒险的种族，其特征与海尔达尔本人并无二致。
为证明自己的理论，1947年春天，海尔达尔开始了后来将成为传奇的探险之旅。4月28日，他带领一个六人团队（五名挪威人和一名瑞典人）离开秘鲁海岸，乘坐“康提基”号，目标是随南赤道洋流漂流至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土阿莫土群岛。
“康提基”号由轻木、苇席和麻绳制成，其设计目的是随洋流漂流，难以操控是可以理解的。船员携带的物资对他们的古代前辈而言是陌生的：罐装水、干粮、美军提供的装备、瑞士制表商提供的防水腕表，以及海图、指南针、六分仪和配有发电机的无线电设备。为了避开海岸附近恶劣的内陆风，在真正的旅程开始之前，他们还让秘鲁海军先行将其拖到80千米外的海上。
101天后，即1947年8月7日，“康提基”号在土阿莫土群岛外的一个珊瑚礁上搁浅。他们在公海上航行了近7000千米，证明了探险队的主要目标，即这样的旅行实际上是可能的。第一批抵达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人确实有可能从东方而来，根据海尔达尔的说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高度合理。
然而，今天的科学已经推翻这一理论。海尔达尔错了。文化、考古和语言学研究表明，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人确实来自西边，来自东南亚，最近的DNA研究已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
波利尼西亚人乘坐简单的小船逆流而上，逆风航行很远的距离，这确实不可能。那波利尼西亚人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
海尔达尔的探险队出发几年后，另一种解释波利尼西亚殖民的理论开始流传。新西兰历史学家安德鲁·夏普承认波利尼西亚人来自东南亚，但他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横跨太平洋的长途航行是蓄意为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甚至是荒谬的。他们的双体独木舟不够适航，利用天体和大自然自身的迹象进行导航也不够精确。夏普认为，波利尼西亚人在公海上的所有长途旅行似乎都是出于偶然。他们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出海，沿海航行，却被狂风卷走，无力地漂流，直到碰巧搁浅在一个小岛上。是运气和机遇把他们带到了那个地方。
1958年，夏普在 Ancient Voyagers in the Pacific （《太平洋上的古代航海家》）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因为这本书，人们对早期波利尼西亚航海家的航海技术重新产生了兴趣。在波利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岛屿世界中，人们都希望学习其祖先有争议的技能，开始重新整理已经消失在神话和传说中的古代知识和经验。他们进行计算和实验，以检验古老方法和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还用计算机模拟测试了简易船只如何穿越开阔的太平洋，最后又进行了实际试验。
1973年，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在夏威夷成立，目的是传播古老航海技术实际运作的知识，振兴正在消失的文化传统。
他们建造了一艘长达18米的双体独木舟，并以大熊座中一颗星星的名字将其命名为Hōkūle'a（“航海之星”号）。他们召集了18名船员，并在密克罗尼西亚找到了领航员毛·皮亚卢格——最后掌握古老海上导航方法的人之一。
1976年5月1日，“航海之星”号从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港口出发，目标是向东南方向航行近4000千米，穿越公海，在一个月内到达塔希提岛。他们基本上没有现代导航仪器的帮助，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头活猪和几只鸡。他们背对火奴鲁鲁向着地平线航行，就像他们的前辈几千年前所做的那样，眼望天空，用手指感受风向。
从一开始，领航员皮亚卢格就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塔希提岛位于夏威夷以东大约4400千米处，经常从东方吹来的强风有可能将“航海之星”号推向过于偏西的方向。解决方案是从一开始就尽可能地逆风向东航行，然后再转向更南的方向。
皮亚卢格通过研究夜晚的星空来确定船只的纬度。他在脑中绘制了一张由32个不同“宫位”组成的星罗盘，即使在看不见任何地标的情况下，也能引导“航海之星”号朝正确的方向前进。白天，他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轨迹。阴天时，他观察洋流和风向，使用航位推算法使船只保持正确的航线。在赤道以南，他们遭遇了令人头疼的强风，一度被吹得过于偏西，连续几天陷入停滞。但皮亚卢格把注意力当作唯一的工具，将船的航线在脑海中不断可视化，稳步向前。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航行，当看到一群白色海鸥在地平线上盘旋时，他知道他们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6月4日，在航行了34天后，皮亚卢格和船员们在塔希提岛登陆。他们不仅带来了猪和鸡，还带来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古老的波利尼西亚导航方法确实有效。这种通过感受世界来理解世界的感官艺术，确实不只是浪漫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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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是必须的。”真的如此吗？
根据罗马哲学家、作家普鲁塔克的说法，这句拉丁谚语起源于公元前50年代的高卢战争。统帅庞培受恺撒之命，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迦太基（位于今突尼斯），为罗马帝国的粮仓补充粮食。正当他满载粮食准备起锚返回罗马时，一场巨大的风暴袭来，船员们吓坏了，不愿起航。于是庞培站出来掌舵，下令出发，并说：“航行是必须的，生活不是！”
在普鲁塔克的故事中，这当然是一个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愤世嫉俗的声明。掌权者庞培为了有机会回到罗马成为英雄，愿意将自己和所有船员的生命置于风险中。在罗马帝国，正如后来的维京人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探险家，这个谚语正如其字面含义——航行是贸易和征服的必要条件，没有航海，就没有帝国。
但我认为这个表达有更广泛、更隐喻性的含义。航行是必要的，因为航行是人的天性。人们靠不断地起航而生活。在一个被彻底发现、征服和开化的世界中，他们失去了一些意义和目标。
这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浪漫想法吗？是的，有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个体的动机指手画脚。但从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全球范围内迁徙的方式来看，我们很难完全否认这样的驱动力。
毕竟，新的一代仍在继续出海航行，且随着时间推移对此事越发精通。中国人很早便开始探索西太平洋及周边海域。有研究者推测早期航海者可能通过白令海峡区域进行过跨洲活动；向南则抵达过东南亚诸岛；向西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至少到达过非洲东海岸。在我们的纪元开始时，中国人还发明了第一个指南针，方法是将磁针穿于软木中，放入盛水的碗中，借助水的浮力使磁针漂浮于水面，从而指示方向。这是一种原始而精细的设计，对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的小船并无太大帮助，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发展成最终的必备工具。直到12世纪初，指南针才开始在航海中被更广泛地使用。
中国人也很可能是最先使用工具来测量船只速度的人。长期以来，速度都是通过目测和航位推算来判断的——直到中国人从船头扔下一块浮木，计算它到达船尾所需的秒数。这种方法和指南针一样，后来在世界各地得到发展和完善。人们将木块绑在绳子上，从船尾放出去。绳子被绕在一个线轴上，可以很容易地松开，然后用沙漏测量时间。通过在绳子上特定的距离打结，可以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出船只的速度，海上速度的测量自此开始以“结”为单位。
更精确地测量船只在海上的位置最终成了一个科学挑战，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也开始参与其中。古希腊人发明了所谓的星盘，这是一种盘状仪器，可以确定不同天体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据此大致确定纬度。阿拉伯航海家进一步改良了这种仪器，并一直使用到现代。通过这种方式，航海者在每时每刻都有一个更精确的起点。此后，航海也进一步成为人们扩展视野、有目的地将世界收入囊中的方式。
是的，也许人类必须航行。但人们也常说，海洋给予的和它索取的几乎一样多。在早期的航海者中，有成功渡海的人，同样也有丧生的人。在航海者必须面对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沉没。一旦失去最后一个地标，你就会受到大海的摆布，以一种比在陆地上更为彻底的方式被遗弃。世界可为人类征服和拥有，海洋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征服。
因此，航海者在文化和神话中成了重要人物：与险恶大自然搏斗的救生员，抵御灾难的孤独守门人。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当航海者帕利努鲁斯坠海失踪时，冥界之旅就开始了。在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里，舵手也是被长矛击中，在船只抵达小说中的“冥界”——指挥官库尔茨的营地，即“黑暗的心”——前就死去了。
航海者有时会成为人类受难的象征。当海洋向四面八方延伸，从黎明到黄昏，从海边到地平线，日复一日，只有遥远而陌生的标志可以依靠时，航海就成了听天由命的事。也许正因如此，出海的人们最终开始互相依赖，共同面对这种无望的孤独。为了掌控海洋，人们不仅需要依赖自己的感官，还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保存航海者跨越大陆、世代相传所获得的知识。航海者需要彼此的经验，他们需要一种更系统的方式来收集关于世界和海洋的知识，需要让这些知识变得易于获取和理解，需要让世界变得通俗易懂。简单来说，他们需要绘制地图。
考虑到航海的悠久历史，第一批详细的海图出现得相当晚。已知最早的航海日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记录了人们的观察结果：对一条海岸线的描述，如何航行于两个港口之间，以及在哪里找到城市、地标和锚地。
古希腊人很早就已开始绘制地中海地区的地图，标出城市和岛屿，以及航线和距离。但是，早期海洋测绘往往既靠观察又靠想象。地平线之外的东西超出了人们可以感知和描述的范围——这也是地平线与其他界限的区别，无论航行多远，地平线永远在你的前方，无法跨越。想象力能够填补知识和观察的空缺，于是有了绘图师。
在欧洲早期的世界地图上，地图的边缘可能还会有完全是虚构出来的大陆，或者充满怪物和美人鱼的海域。南美洲或非洲可能与南极洲相连，在世界的边缘，模糊的、梦幻般的大陆上可能居住着奇怪的类人生物。
直到14世纪，欧洲人才开始对世界进行更系统的测绘。在热那亚、威尼斯和巴塞罗那等枢纽地，新的技术和政治现实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新的需求。当指南针开始在航海中更广泛地使用时，人们也开始需要更详细和全面的地图和海图。15世纪初，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开始生产纸张，世纪中叶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这为信息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人们开始梦想开辟新的海上航线，想要去世界各地寻找黄金、丝绸、香料和其他财富。欧洲殖民主义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日益贪婪的世界观。
这时，出现了一种新人。这种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收集知识，他们观察、分析，同时也吸收其他人之前观察和分析的结果。被遗忘了几个世纪的古希腊的地图和著作开始重新被翻译和传播。这种人让自己的好奇心跨越历史和地理的距离，让知识在传播中得以增长，并利用他人的经验使其变得普遍和持久。这种人想要理解世界，同时也想征服和利用世界。
在葡萄牙西南部小城萨格雷斯，有一个被称为“航海家亨利”的男人，他在思考人类如何能更好地征服海洋，并为此制订计划。实际上，亨利并不是一个航海家。他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航行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还参与了葡萄牙人成功夺取港口城市休达的战斗。一回到家乡，他就在阿尔加维的萨格雷斯定居下来，并于1418年在那里建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航海学校。他吸引了葡萄牙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来到学校，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有海员、航海者、仪器制造商、制图师、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还有造船师。通过狂热的集体努力，关于海洋的知识在短短几十年内在此地疯狂增长。
航海家亨利的学校开发出一种被称为卡拉维尔船的船型。这种船比之前使用的船更小、更易操纵，也可以更好地逆风航行。有了这些船，葡萄牙人开始了对非洲西海岸和大西洋东部岛屿广泛而残酷的殖民活动。航海家亨利装备并资助了前往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的探险队，并遣人探索非洲西海岸直至今日的塞拉利昂一带。他的长远目标是绕过非洲大陆，找到通往印度、香料及财富的海上通道，过程中也建立新的贸易联系和征服新的土地。地理大发现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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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期，威尼斯的修道士弗拉·毛罗正在收集海洋信息，以绘制当时最详细和准确的世界地图。毛罗在威尼斯的圣米凯莱修道院生活和工作。他出生于14世纪末，年轻时曾作为士兵和商人环游世界，对地中海和中东非常熟悉。当他进入修道院，无法再去旅行时，便开始转而研究地理和制图学。他似乎痴迷于世界的形状，渴望知道这个世界从外部——天空，或昏暗的外太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他主要求助于原始资料，研究了古希腊地图，以及阿拉伯和葡萄牙地图。他熟知制图中的数学难题、纬度和经度、定位以及计算每个点与其他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对一个多世纪前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也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从曾经出过海的人那里直接获得信息。
每天都有满载珍宝的船只从远近各地驶入威尼斯，港口穿梭着的人见识过的世界，远比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要丰富。毛罗找到这些人，他们成了他的海洋专家，他向他们咨询有关海岸线、距离和世界比例的一切。东方和西方不断出现的新发现，也充实了他迅速增长的档案库。
他结识了航海者皮耶特罗·奎里尼，后者在1431年夏天乘坐三艘满载葡萄酒和香料的船只北上，却遭遇了猛烈的风暴，在挪威罗弗敦群岛附近遇险。奎里尼用一艘小救生艇设法逃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返回地中海。这时，他能够向毛罗介绍挪威海岸的地理细节，包括岛屿、岬角和海湾，以及它们的形状和相互关系。
来自阿拉伯航海者的信息则让毛罗了解了红海以南非洲东海岸的详细情况。葡萄牙人向他描绘非洲西海岸和东大西洋的岛屿，科普特教会的使者让他了解东北欧和北亚的情况，还亲自为他绘制了海岸线、城市和地标。
在威尼斯潟湖一个小岛上的修道院里，毛罗把所有这些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15世纪40年代末，当威尼斯共和国委托他绘制一幅新的世界地图时，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整理这些信息，将几个世纪中来自多个大陆的数千次观察，汇总成一个总览的图像。
毛罗绘制世界地图的工作持续了十多年。他完成了几个不同版本，但由于不断有新的观察信息抵达威尼斯港口，他不得不进行持续的更新。直到1459年他离开人世时，地图仍未能完成。他的助手安德里亚·比安可后来完成了最终版本，它如今被存放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
这幅地图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因为其艺术性遥遥领先于时代，更因为它以一种相当惊人的方式打破了传统。例如，毛罗作为修道士，没有延续基督教国家的习惯将耶路撒冷放在世界中心。他明白亚洲比欧洲大得多，因此耶路撒冷不可能如此居中，于是使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巴勒斯坦和圣地——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更边缘。与当时的许多基督教制图师不同，毛罗没有在地图上标出伊甸园。在当时，《圣经》中的伊甸园通常被放置在远东或非洲最南端。对毛罗来说，这样做违背他所追求的真实。他从他的情报员那里得知，远东和非洲最南端并没有所谓的伊甸园，于是他选择折中，在地图之外的底角单独画了一个小小的天堂。
有了毛罗的地图，神话和想象被实际所知取代，世界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这也为更系统地探索世界奠定了基础，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够真正尝试征服海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