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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书是我首次认真探索梅兰妮·克莱因档案的成果,它研究了克莱因与一位成年病人B先生长程分析的记录。熟悉克莱因已出版作品的读者,可能会认出这位病人,他曾出现在克莱因1940年的文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 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 Depressive States )中。在这篇文章中他以“D”的身份出现,克莱因使用他的分析材料来说明,在哀悼期间重新出现的早期焦虑情境如何在分析中得到修通。我将在第三章和“结论”部分讨论克莱因在《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一文中使用的详细临床材料。

2004年,伊丽莎白·斯皮柳斯在一次演讲中首次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介绍了B先生,她描述了自己在档案中对克莱因精神分析技术记录的发现。这次演讲的内容后来发表在《与梅兰妮·克莱因相遇》( Encounters with Melanie Klein ,Spillius,2007)一书中,因此我们能从中见到B先生。最近,约翰·斯坦纳(John Steiner,2017)编辑出版了《梅兰妮·克莱因的七堂精神分析课》,并附上了一篇评论。在书中,斯坦纳更全面地讨论了B先生 ,因为克莱因在课程中经常提到他,并呈现了一些对他的分析中的详细材料来阐述她的理论观点。虽然他在那里没有名字,但是我非常确信B先生是克莱因课程中第五讲和第六讲的主题。稍后我会再谈到斯皮柳斯和斯坦纳的贡献。然而通过本书,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介绍B先生和他的治疗情况,这是我根据梅兰妮·克莱因档案中克莱因的日常临床记录建构起来的。

克莱因经常为她的成人和儿童病人写下大量极其详细的记录,在埃利奥特·雅克的帮助下,她详细叙述了对10岁的理查德相对短暂(四个多月)的分析,该内容于她去世后出版。 然而,克莱因从未发表过关于成年病人分析的完整或部分记录。因此本书是首部这一类型的作品。对B先生的分析从1934年开始,至少持续到1946年 ,有可能持续到1949年甚至更久。在治疗期间,B先生应征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他偶尔回到伦敦休假时,克莱因会安排与他会面,对此他显然非常感激。由于担心伦敦遭受空袭,克莱因于1939年秋天暂时搬到了剑桥(Cambridge),又于1940年7月至1941年9月搬到了皮特洛赫里(Pitlochry),这也导致了分析工作的中断。尽管存在这些中断,但是档案中存有长达数月的会谈材料,时间跨度大约有16年,让我们能够相当全面地了解B先生面临的困难的性质及其分析的进展。

B先生是一位有魅力的病人,毫无疑问,分析对他有所帮助。克莱因的工作记录生动地展示了她极具原创性的思考和分析方式。这些记录表明,克莱因对病人的内在生活,以及内在生活对外在生活的影响有着精彩的理解。她的记录显示出她如何敏锐地运用洞察力,来帮助病人理解阻碍自身的困难。

在第一章中,我将进一步介绍B先生的背景和历史,但首先我想简要地说明他的分析是如何开始的。尽管我们没有他在1934年和1935年治疗的会谈记录,但可以确定的是,克莱因从1934年5月开始与B先生会面,这离她的长子汉斯(Hans)于塔特拉山登山事故中丧生仅一个月。克莱因在此时开始提供一段新的分析,这实在令人惊讶。不过当她第一次见到B先生时,他与汉斯去世时的年龄相仿,不禁让人联想这是否影响了克莱因接受对他进行分析的决定,尽管他确实病得很重,而且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很难应对的病人。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发现在分析结束后的年月里,克莱因与B先生有任何通信,尽管他在治疗期间经常给克莱因写信。我们不知道在那之后生活给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应对的。不过克莱因的记录确实详细描述了她对B先生的诸多困难所做的大量工作,有时还展示出他因为分析而生活得更加平静。因此,本书中呈现的记录,既为克莱因的分析方法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也证明了她与B先生开始分析的那个时期,那些她已经提出并在继续阐述的理论。例如,与B先生的工作无疑影响了她高度原创性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涉及哀悼,发掘被恨深埋的爱的必要性,以及个体对父母性交和父母关系本质的概念的深刻理解。从本书最后一章中的一些晚期临床材料能看出,B先生显然得到了帮助,在某种意义上他恢复了内在父母虽然脆弱但也更幸福的结合。读者很快会了解到,B先生相信父母之间的关系极其不幸福,有时甚至特别具有破坏性,这种信念对他来说很痛苦。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分析对B先生极其重要,因为最终,分析似乎改变了他的这种信念。B先生还在克莱因的帮助下开启了哀悼母亲的复杂过程,母亲在他的分析早期就去世了。

B先生的案例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克莱因对梦和移情的思考方式,当时她对二者的理解仍在发展之中。正如弗洛伊德从小汉斯案例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理论的证据,我们也能从对B先生的分析中找到克莱因的一些理论的最为详尽的证据,这些理论包括结合的父母形象(the combined parentalcouple) [1] 、对母体内部的幻想、用身体的产物作为“武器”攻击客体 ,以及在攻击导致内疚感的同时,个体也可能存在被受损客体报复的恐惧。

克莱因与B先生的工作,揭示了爱与恨在本质上存在根本的冲突,在克莱因看来,这种冲突的体验最初出现在(婴儿) 与乳房的连接中。对B先生的分析记录可以被看作一项严肃的研究,展现出这种冲突在发展中未能得到妥善处理时,所带来的可怕的影响。此外,这项工作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负性治疗反应的潜在驱力,以及哀悼的动力和障碍。从一些非常动人的材料中能看到,妹妹的意外到来对B先生造成的影响,以及他在长期的委屈中滋生出的恨意,让他的爱变得几乎完全模糊不清。然而,正如克莱因与B先生的工作所示,通过对攻击性冲动和恨意的缜密分析,爱也可以相应地得到解放。

研究方法

本书所做工作的基础,是伊丽莎白·斯皮柳斯、克劳迪娅·弗兰克(Claudia Frank)、约翰·斯坦纳和简·米尔顿等人 为揭示克莱因的理论思想和临床记录所做的宝贵工作。正如斯坦纳(Steiner,2017)指出,伊丽莎白·斯皮柳斯是梅兰妮·克莱因信托基金的第一任档案管理员,迄今为止,“为了让英国读者能够了解这些档案的内容,她为此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所有人。”(pp.2–3)。20世纪90年代,斯皮柳斯开始在档案馆工作,按照当时的惯例,她既查阅了存放在维康图书馆的实物记录,也研究了已经受损的原始文章和缩微胶片。2014年,简·米尔顿接任信托基金档案管理员一职,与维康图书馆合作,开始了档案数字化的进程,并于2018年向公众开放。虽然我起初使用的是简·米尔顿交予我的克莱因打字记录 的副本,但我主要使用数字化档案进行研究。2021年,我担任了该信托基金的档案管理员,该基金慷慨地支持我公开克莱因与B先生的工作,其中包括“斯皮柳斯奖”的帮助。

我第一次在档案里遇见B先生是在文件D.14中,其标题为《可能用于研讨会:病人B、E、F、G、P、R》[ Possibly for seminar s : Patients B, E, F,G, P, R ]。虽然文件里所有病人的材料都非常精彩,但是B先生的会谈记录占了其中一半,因此我对他有了最全面的了解,这激起我更多探索的兴趣。进一步搜索档案时,我发现了六份完全由他的治疗记录组成的文件:B.63、B.64、B.65、B.66、B.67和 B.68。 这六份文件是我研究的主要资料,其中的记录时间跨度为1936年至1949年。

在2004年和2007年的论文中 ,斯皮柳斯转载了克莱因在1947年对一位男性病人的记录片段。这些记录出现在文件B.98中,标题为《理论思考》( Theoretical Thoughts ),而该片段本身的标题是《对分裂机制的说明》( An illustration of the schizoid mechanisms )。虽然该病人在文件中仅仅被称作“他”,但我相信这也是B先生。 这些材料捕捉了病人战争期间在战壕中的经历,生动得令人难以置信,与克莱因在第二次技术课程中使用的材料非常相似。斯坦纳(Steiner,2017)将此临床描述称为“杰作”。他写道:“在当代文献中,很少能找到像这样的描述,无意识幻想能够被如此直接地解释或详细呈现。”(p.13)。此外他还说:“也许我们对病人接受[此类解释]的能力更为敏感,但也可能我们在考虑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深度和活力。”(同上,p.23)。我想读者会从本书介绍的大量材料中发现,它们同样揭示了克莱因富有想象力,甚至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途径。

我的感受是,克莱因与B先生的工作向我们展示了精神分析真正的含义,至少是克莱因所理解的精神分析,也就是说,理解病人在分析会谈的此时此地变得明显的最深层无意识。正如斯坦纳所言(Steiner,2017),当代的分析师们或许并不像克莱因那样解释材料,但似乎不可否认的是,克莱因对内在世界的本质、内在客体和无意识幻想的思考方式,仍然深刻影响着精神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对成人和儿童病人的思考方式。克莱因独特且时而富有共情的工作方式,在她与B先生的工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B先生的内在状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外在生活、人际关系和创造力,而克莱因对B先生内在状态的思考,似乎相当具有当代性。例如,当B先生在克利夫顿山 撞见一名儿童病人时,他早年因妹妹的到来而遭受的创伤又被重新唤起,他几乎无法继续治疗,并对自己内心被激起的敌意感到内疚。克莱因记录了大量对此情境的分析,她动人地写道:

我通过我的态度和解释向B先生表明,我完全理解他不得不远离这件事,因为他对(再次)见到那个孩子,哪怕只有极小的可能性,也感到非常焦虑,总之他完全不能忍受和我一起待满整节治疗的时间。我对他说,我们只需耐心等待,在眼下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这无疑缓解了他的焦虑。我总体上的解释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他的失望,而在于他对那个孩子和我的攻击所引起的焦虑。

克莱因十分理解B先生的困境,她坚定而诚实地向B先生揭示他精神生活的动荡及其影响。

如果有人对克莱因使用的语言(将体内的坏阴茎、爆炸性的粪便和灼烧的尿液当作武器来攻击客体)感到反感或过时,那么她与B先生的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让人相信,幻想和原始概念——关于身体的内部容纳了什么,以及心灵和身体内部的客体之间发生了什么——极大地影响着B先生如何看待自己、他人和整个生活。克莱因似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B先生感到自己吞下了坏阴茎,这不完全是个隐喻,她的意思是,B先生感觉自己充满了坏的性能力;他吸收了父亲和哥哥不好的一面,自己因此变得无用、有毒和具有破坏性。这些术语是用以表达各方面体验的手段,这些体验在生命早期是如此的强烈,它们与身体体验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未完全离开过我们。

在第一章中,我将更全面地介绍B先生,并总结对他的分析中一些重要的进展。第二章是克莱因本人对B先生的成长经历的一些思考,其中的许多经历在分析过程中得到了有力的重现,比如B先生与克莱因的一位儿童病人擦肩而过。我认为在第二章中呈现这些思考似乎是恰当的,因为它们也可以作为对B先生的介绍。在第三章到第七章中,我将呈现和介绍克莱因对B先生所做的临床记录。为了改善阅读体验,我对这些记录进行了简单的编辑,并在第三章至第七章的开头做了相应的内容介绍。虽然我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框架性的整理,并尝试在“结论”部分进行归纳和总结,但总的来说,我的目的是让这些记录展现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我希望读者能从书中听到克莱因最强烈的声音。

✱注释

1.事实上,是约翰·斯坦纳首次将这位病人称为B先生(Steiner,2017,p.119),我沿用了这个称呼。克莱因本人也称这位病人为“B”。

2.Klein, M (1961/1998). 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 Virago.

3.克莱因的日记只保存到1946年。在她的日记中,B先生的会谈记录一直持续到该年年底。不过,1944年、1945年或1946年都没有相应的临床记录。此外,还有日期为1947年(B.98)、1948年(B.6)和1949年(D.14)的临床记录。由于这些较晚年份的临床材料很少,克莱因有可能只是在为那几年的教学做准备,并借鉴了更早期的分析材料。这一点还有待证实。

4.几十年前,珀尔·金(Pearl King)和里卡多·斯坦纳(Riccardo Steiner)在1991年出版的《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1941-1945》(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45)一书中,大量使用了档案E部分中的材料。最近,鲍勃·欣谢尔伍德(Bob Hinshelwood)和玛利亚·罗德(Maria Rhode)根据他们对档案的研究,为简·米尔顿(2020)的《梅兰妮·克莱因档案基础读本》( Essential Readings from the Melanie Klein Archives )撰写了论文。此外,近期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档案研究”栏目中(August 2018, Vol.99:4),几位著名的克莱因学派分析师也对档案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包括雷切尔·布拉斯(Rachel Blass)、海因茨·魏斯(Heinz Weiss)和迈克尔·费德曼(Michael Feldman)等人。这是继斯坦纳(2017)在《梅兰妮·克莱因的七堂精神分析课》中出版档案材料后的又一贡献。

5.这里的B指的是档案的B部分“案例材料,儿童和成人”,而不是指病人B。

6.Spillius, E (2004/2007). Melanie Klein revisited: Her unpublished thoughts on technique’.In Encounters with Melanie Klein: Selected Papers of Elizabeth Spillius . Eds Roth, P. and Rusbridger, R. Routledge.

7.第七章进一步引用了这个片段。

8.克利夫顿山是克莱因在1933年至1953年的住所,她的诊室也在此处。

✱参考文献

King, P. and Steiner, R. (1991) 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 1941–45 . Routledge.

Klein, M. (1940) 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1:125–153.

Klein, M. (1961/1998) 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 Vintage.

Milton, J. (2020) Essential Readings from the Melanie Klein Archives: Original Paper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 Routledge.

Spillius, E. (2007). Roth, P. and Rusbridger, R. (eds.) Encounters with Melanie Klein: Selected papers of Elizabeth Spillius .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Steiner, J. (2017) Lectures on Technique by Melanie Klein . Routledge.

Strachey, J., Freud, A., and Tyson, A. (1955)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 Volume X (1909): Two Case Histories (‘Little Hans’and the‘Rat Man’).

[1] 此处术语的翻译参考《克莱因学派思想新辞典》( The New Dictionary of Kleinian Thought ),该术语在英文中有多种写法,如the combined parental couple、combined parents等。这个术语的含义是一种婴儿对母亲身体的原始幻想,认为母体中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客体(如父亲的阴茎),既激发婴儿进入母亲身体、偷窃或破坏这些财富,也令婴儿因此恐惧遭到报复。——译者注 Tuv5iY4sP2JtGMUSz/TFD91Dv35bIUa6JBfrq+HrKwKc5ofPWPkcEFKOvtDUZx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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