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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于1914年随父母移居北京生活和求学，1929年考上交通大学南下时暂别北京，1955年回国后在北京居住至2009年去世。如此算来，钱学森在北京生活近70年之久，算是“老北京”。因而晚年钱学森接到杭州友人来信询问要不要“拍些录像片以示故乡风貌”时，钱学森在回信中打趣地写道：“我十分感谢您的盛情！但我与其说是杭州人，还不如说是北京人！不论在解放前还是在建国后，我在北京时间远长于我在杭州时间。”
图为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之际与友人在北京游玩时拍摄的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等处的景色
正是如此，钱学森对北京有着天然的亲切感。1993年他在一篇题为《紫禁城东西两侧要建小公园》的手稿中写道：
我从前在旧北京待过15年，1955年回来后，在新北京也已38年了。在这前后53年中，曾无数次到中山公园北面筒子河旁的树荫下坐望紫禁城，看城上建筑，看那构筑别致的城上角楼，真有说不尽的滋味。由此感受，我想到一件可以不但“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而且可以增添古都风貌的事：在南长街、北长街街道东侧，从中山公园西北角起，把现有的民房拆去；再在南池子、北池子街道西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北角起，也把现有的民房拆去。在空出来的地段，移植高大青树，多种花卉，形成人民公园。北面岗子河北岸、景山前街南侧也移植些高大常青树。这样紫禁城四面都浸在公园中，朝阳夕照，风貌一定胜过旧时了！
钱学森在手稿中提出的“把古都风貌夺回来”设想，正是他当时构建山水城市思想的重要内涵。少年钱学森的北京生活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经历，“真有说不尽的滋味”一语寄托着对故乡般的情感。因而钱学森晚年时看到逐渐消失的北京“旧城”时不免有些感伤地说道：
我自3岁到北京，直到高中毕业离开，1914—1929年，在旧北京待过15年。中山公园、颐和园、故宫，以至明陵，都是旧游之地。日常也走进走出宣武门。北京的胡同更是家居之所。所以对北京的旧建筑很习惯，从而产生感情。1955年在美国20年后重返旧游，觉得新北京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都，气象万千！的确令人振奋！但也慢慢感到旧城没有了，城楼昏鸦看不到了，也有所失！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会议上遇到梁思成教授，谈得很投机。对梁教授爬上旧城墙，抢在城墙被拆除前抱回几块大城砖，我深有感触。
不得不提，其时任职教育部的钱均夫有稳定收入，能够保证钱学森得到较好的物质生活。由1912年10月16日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可知，当时钱均夫在教育部担任的视学官阶属于“荐任四等”；而据查同期颁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法》，荐任四等四级月俸280元、三级月俸300元。1914年钱均夫任职初期以四级标准领取薪俸，即月俸280元。1920年和1921年他分别获得“四等嘉禾章”和“三等嘉禾章”，薪俸随之提高到三级，即每月300元，并获得相当于现在的绩效奖励的“年功加俸”500元。北洋政府前期的社会相对稳定，虽然后期因长年战乱导致国家陷于派系夺权而民生日艰，但政府职员凭工资尚且能够维持基本生活。
图为钱学森童年时期的着装，由此可见其优渥的物质生活
总体而言，钱均夫任职教育部15年是一段重要的仕途经历，他由此积累的教育经验、理性认识和人际关系成为重要的生命体验。这15年对钱学森来说同样也是一段美好时光，坐望故宫角楼的滋味足够他回味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