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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概念。人类一直分布在地球上，究竟何谓“全球化”？
个人理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本来就住着很多人，但过去互相来往比较少，随着交通、技术、通信和其他条件的改变，全球各地人们的来来往往变得密切，来来往往的频率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加深，以至于利害相干，甚至休戚与共。
过去时代的经济来往主要是产品贸易。譬如古代丝绸之路，商人们把中国丝绸、茶叶、瓷器卖到西方世界去，也把西方珍奇之物贩运到东方来。当代的全球化则深入到产品内，同一产品的零件、部件、软件、技术等可能在全球不同地方生产，通过远程贸易，在某地组合成产品。像我们拿的手机，拆开来一点一点追下去，不完全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公司完整生产出来的。用经济学语言来解释，就是全球范围内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被发挥到前所未有、淋漓尽致的状态。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很多人看过。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被打通，很多地方可以参加全球竞争。随着通信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集装箱革命、超大货轮，以及空中、海上、陆地无数通道的开通，真把世界打平了，传统的货物贸易进化为产品跨国跨洲贸易，形成全球供应链。
在这波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回看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谋求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虽然过程中有过干扰，也有过失误，但总体而言，近代落伍的中国人总是期盼把经济发展起来。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现在看，中国奇迹和全球化息息相关。因为二战以后，世界经济两极化，欧美和日本人均收入高，经济总量大，但大批第三世界经济体很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新独立国家对主权看得很重，认为要维护主权就必须关门，不能让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和产品自由进来，以便空出一个国内市场来搞进口替代，发展民族工业。那时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都信这套方略，包括中国在内，还认识不到维护国家主权可以与经济开放并行不悖。再加冷战背景，那时就是中国想开放，外部环境也不允许。
到了邓小平时代，开放成为中国国策。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动开放。新的实践让中国人看到不同的世界。首先，发达国家资本充裕，具有向缺少资本的地方投资的内在经济动力。所以早年中国开放，基本就是一个“来”字。
但随着资本、技术、商品和信息进入中国，加上对内改革、搞活、放开，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形成，得以发挥和升级，原来以为我们穷得什么也拿不出手，后来发现穷就是要素成本低，在开放比较中就有竞争力。当然刚开始做出来的产品不太像样，但中国人的学习曲线了得，勤奋拼搏的干劲更不得了。于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大批冲入世界市场。
中国故事就是这么展开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多年贫穷，多年艰苦奋斗，开放后一手吸引外资进来，一手制造产品出去。大进大出之间，是世界级的经济对流，终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
但是世界并不“平”。准确地说，新一波全球化“通”是通了，但“通”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矛盾，世界通而不平。
2006年我到耶鲁大学访学，路过底特律时，特地去参观福特博物馆。讲解员是福特公司的一名退休工人，他说自己高中毕业后就进入福特，干了一辈子，讲起福特时充满豪情。作为那个年代的美国技术工人，他有房有车，生活实现现代化。但是当我问“现在底特律的年轻人还进福特吗？”，他的神色立马暗淡下来：“现在年轻人不来了。”这个答案不难理解，因为福特可以到中国和其他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投资，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那么贵的人工结合呢？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容易流动。我又问这位讲解员：“你的孩子还进福特工作吗？”他回答：“我的孩子到亚洲去教英文了。”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在发生重大变化。再看看统计报告，不难理解，世界是通了，但还远远不平，在不平之通里，新的矛盾产生了。
我们这里几千万农民工加入了对外贸易大军，造出来的产品一船船运出去，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也引起世界工作机会的再分配，让世界受益，但并不是人人都从中受益。美国贸易逆差当然有很多成因，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贸易赤字越来越高，总不是一件可持续的事。中国原来出口能力薄弱，抓到龙虾也舍不得自己吃，要出口汇买先进设备，而人口众多，靠自然资源并没有多少创汇能力。是改革开放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很多，又吃苦能干肯学习，所以开始搞加工贸易，接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品打进世界市场，加上学习曲线逐步提升，带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在汇率体制等条件配合下，形成天量贸易顺差。
什么是顺差？直观看，就是很多工作机会在顺差国，做出产品大卖于世界市场。逆差呢？那就是反过来，国内消费的很多产品靠进口，但制造环节在境外。这就是所谓“全球性失衡”。2005年前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发布过不少权威报告，警告全球失衡带来的风险，因为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背后是政治、就业和收入机会失衡，积累久了，终究要变成集中的政治表现，甚至表现为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冲突。
这些警告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得益匪浅，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产品也可以全球流动。过去哪有这么大的市场？看看微软在中国卖出多少视窗？苹果公司在中国卖出多少手机？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印度市场等新兴市场，硅谷的科技新产品怎么能卖得这么多？当然，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流进了发达经济体，客观上压低那里的通胀率，让美国发这么多货币但通胀率并不太高。同时，全球供应链有助于跨国公司往更高端发展，把制造环节放到中国，如苹果手机在富士康造，对中国扩大就业、提升技术工人水平也有好处。所以，一个时期内，两头都赞成全球化，全球失衡的呼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压住了。
但在发达国家内部，确有受损的利益集团，譬如那里传统行业的工人。经济学家一般支持全球开放，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因为那样有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比各国关起门什么都自己造的生产效率要高很多。可是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临去世时的那篇论文，对全球化打了一个问号，他说过去进行的都是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而没有动态比较优势的分析。他的问题是，如果新兴经济体在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幅提升生产率，并改进经济结构，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有现实基础。观察中国和印度，特别是中国，并不会永远满足于造毛绒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产业与企业总要不断升级换代，希望提升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上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没造出来商用大飞机，而中国造商用大飞机志在必得。一开始中国只能买人家的，但作为大买家可以提要求，譬如买100架飞机，要求把飞机尾巴拿到中国制造，再买200架，把机翼拿来生产，一步步加起来，走向总装，再后来就走向自主制造。总之，动态的后发优势谋求持续的升级。
当然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和产业也在继续升级。但两方进步的速度不一致。萨缪尔森推理，如果一方进步的速度显著快于另外一方，那结局就是“一方永久伤害另一方”。至于这些年哪一方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速度快，世人有目共睹。所以，萨缪尔森等于用学究语言，预先写下了中美商贸争端。
中国这侧，大家还嫌升级速度太慢，方方面面都要努力加速。全球化也提供了后发加速的条件，最得力的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任何技术短板，差不多都可以借全球供应链补上。发达经济体那侧，譬如苹果手机是苹果公司原创，但生产全部在中国。换句话说，美国公司有发明，有升级，有创新，但并不一定带动美国相应的就业增加。这是当代全球化的新挑战。
2006年我和同学在浙江台州调查，发现台州企业家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李书福早年不是做汽车的，最后去造汽车，不光造廉价汽车，还要造全球最好的汽车。我考察过一个搞建筑的民营企业，开始给人砌墙，一边砌墙一边看人家在里面组装汽车，边干边学，等把墙砌完了，他们回家也组装汽车。
中国落后这么多年，想快一点并多挣一点辛苦钱以外的高附加价值，无可厚非。问题是发达经济体怎么办？它们领先多年，志得意满，觉得全球制高点都在自己手里。现在中国等后发经济体咄咄逼人，急急赶超，高收入国家的进步速率就是不如后发的。那发达经济体倒也加快升级换代啊。全球那么多外汇买美国国债，这些钱被拿去干吗了？好好训练他们的工人了吗？提高在岗工人知识水平，准备产业转型了吗？没有。美国烧了那么多钱打伊拉克战争，国内基础教育、在职工人培育、基础设施投资，却一误再误，还能不酿成麻烦？从全球层面看，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过才开始释放，后面还有越南、印度等一大批，越晚开放的经济体，成本优势越明显。
这就是全球化高歌猛进中隐含着的冲突。这个冲突不到一定时间不会显性化，但它是地火运行，矛盾早就埋下了。我们国家也不完全就是劳动力便宜。我们改革了体制，最关键的是把体制运行成本降下来了。过去，人的成本更便宜，但体制太贵，能搞民营企业吗？能自主出口吗？都不可以。体制改革后，中国人又肯学习，只要能提高收入，从农民开始，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学习。你到国际机场看，哪个发达国家的机场里还一天到晚播怎么搞企业管理的？哪有星期六、星期天还满屋子人在上课的？哪有晚上还听什么演讲的？怕也只有中国这样。这就是学习曲线，改革体制，工资便宜，肯学习，一起把潜力释放出来。此前日本就冲击过美国，20世纪80年代贸易战是美日之间打起来的。但今天看，中国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0倍。
全球化一时看是好事情。美国逆差，中国顺差，中国赚了大把外汇买美元资产，买美国国债。有段时间很多人讲“中美国”，就是分开看极不平衡，加在一起平衡得很。
意外就发生在2008年。原来以为会是贸易出问题，中美关系出问题，结果是华尔街出问题。华尔街出问题，有说是监管缺失，有说是资本贪婪，但基本面是什么？基本面就是流入美国的钱太多，不光中国买美国国债，很多国家都买美国国债，过去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这一轮全球化是新兴经济体积攒海量美元“投资”美国。美国不差钱，利息当然低，引发投资行为、消费行为失常，以为“这次不一样”，其实都一样，以为将来永远会更好，但高负债、高杠杆，过了临界点就会爆。
我们国内还有“内循环”——外汇进入中国要换汇。跟谁换？商业银行不能都是美元头寸吧？所以要把美元卖给央行。过去中国缺外汇，央行大手购汇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很必要，但央行靠增发基础货币买入外汇。随着外汇占款大增，基础货币也大增，经过商业银行转入市场，形成一个“不差钱”的环境，资产价格还不一路上涨？房价从2003年以来长期上涨，以至于成为不断自我实现的预言。
简化地看国际格局，无非一个富经济，一个穷经济。富经济就是人均资本多，穷经济则是人均资本少。如果各过各的，富经济生产率高、收入高，穷经济生产率低、收入低。但开放之后，全球资本流动打通，人工虽不能全部移民，但产品可以出口，低工资造出来的产品大量出口。这么个开放之局，谁得利，谁受损？资本首先得利，原来打通的资本在全球市场相对更稀少，因为全球更多人工争用资本，华尔街一马当先赚得盆满钵满。
但富经济里的工人要经受后发经济体工人的竞争压力。一开始美国工人也感受不到，像廉价玩具之类，美国早就不生产了，是“亚洲四小龙”做还是转移到广东做，对美国工人而言无所谓。但中国工人造了玩具造家具，造了自行车再造摩托车，造汽车，造机床，造大型设备，还要造飞机。一波又一波，富国工人在竞争中越来越承受重压。
看来全球化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有两个地方高兴，一个是硅谷，一个是华尔街，创新产品卖全球，金融服务占世界。但一般产业工人呢？怕就没有那么高兴了。中国总体都高兴，但是最高兴的还是靠近外资的沿海地区，因为外资和技术管理等先从海外来，谁懂英文，谁在沿海，谁靠近那时的风口，谁就先富起来。全球化福利分布很复杂，美国国内分化，中国国内也分化，结果就是开放中有摩擦，也有紧张。
中国也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几十年凭后发优势高速增长，带起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换代，新挑战是全球市场环境再也不同于过去。中国现在“后有追兵”，越南和印度等晚于中国开放，逻辑是越晚开放，要素成本优势越显著。它们跟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相似，一开始哪哪都不行，但情况会变化，人家也会学习，也搞改革开放，否则那么多跨国公司（包括中资企业）怎么要往那里去？
发达经济体当然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人家手里有资本、技术，特别是原创性竞争优势，底子还是很厚，贸易战开打，就亮出剑来，否则“卡脖子”从何谈起？
斯隆早就说过，商业竞争就两条，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迄今为止，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立足主要靠成本优势，但论独到性，差距还有点大。这是现实，也是出发点。全球化由于内生矛盾和冲突，遭遇重大挫折，所以这几年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经济被围住了，需要突围。突围大方向也清楚，一头争取延伸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另外一头就是要从独创性方面发力。具体讲，是三大突围。
第一，改革突围，把体制运行成本进一步降下来。
第二，开放突围，坚持以更高水平的主动开放应对经贸战，绝不走封闭老路，绝不以封闭对付贸易战。
第三，创新突围。别的不说，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小国，以色列1948年建国，今天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为3万~4万美元，手里有一大把独到技术。它的农业，在那么一个沙漠、半沙漠环境里，发展出了菜果出口、淡水出口、滴灌技术出口，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以色列高度重视教育，但重点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教育鼓励孩子挑战权威，鼓励提问题，敢想敢试，从已知探索未知。我们的赶超路线，直道超车也罢，弯道超车也罢，从认知上说都是看到了前面有车才想超。从制造业看，基本是“看到了造”，而没有追向源头，冲着独到性优势发展，“想到了造”。
小结一下。全球化波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脉络是清楚的，就是从长期封闭走向开放，发挥了落后经济体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高速增长多年，全球化格局生变，内生矛盾和冲突外显，中国经济非谋求在新形势下的突围不可。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研究突围方向，发现并积累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