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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热门非常的贸易战或科技战，到底是谁战谁？答案似乎明了，那是美国“战”中国。不是吗？美国政府加征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关税，或对中国市场禁售某些科技产品，或禁售某些科技产品给特定中国公司，以及上述所有行为引发中国反制，正是两国交恶、相争乃至“交战”的明证。于是，“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战”的标题，占满舆论头条。
不过仔细观察，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先损害美国进口商，再损害美国消费者。至于禁售科技产品，首当其冲受制裁的恰恰是美国公司，因为政府不准卖，它们本来可以大笔赚取的收入突然就化为乌有。这样看，所谓贸易战和科技战，都要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别政府，其二是企业和消费者。从长远看，有利于市场相互来往的政策，才真正有利于任何一个国别政府。
回顾战后全球格局，可以发现，虽然大国主导着国际秩序，但率先走开放之路的，却是小国。从经验来说，大国，特别是后发大国，一般倾向于在关税保护下，选择进口替代之策。美国、德国、巴西、苏联、印度和20世纪70年代前的中国，都曾经借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工业。二战后，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潮流聚焦国家主权，也使进口替代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导经济政策。问题是小国的国内市场实在太小，即便搞进口替代，也搞不出大名堂。于是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尝试探索走其他道路，面向国际市场，主动降低关税壁垒，利用比较优势，形成全球投资洼地，从而获得超常发展机会。战后“亚洲四小龙”这几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就走的是这条路线。
小国经验也刺激大国。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大国主动师法小国”的一个典范。当然大国不能一下子全面开放，但在国内设立经济特区，先局部开放，产生效果再分步推开，却是可行的方略。更重要的是，对外开放推进国内改革，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释放出长期贫穷所积累的廉价要素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大优势。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人的学习曲线快速提升，观念、技能、知识的提升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经验证明，去除国别行政权力对全球贸易来往的制约，有利于各国各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无论所在国家是大是小，有能力参与全球市场经营的企业就有机会成长为跨国经营的全球公司。这是我们看到全球化过程中冒出那么多全球公司的原因。像荷兰、瑞士、丹麦、新加坡等国土和人口体量都不大的国家，都拥有众多知名全球企业。这些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企业，超越国别，冲破国门，经营全球，构造当代全球化的微观基础。
当代企业无远弗届，带动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和移民，提升来来往往的频次与密度，以全球市场诱导全球供应链。虽然国别之间的政治边界依然，但是所有国别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为跨国经济活动提供便利。所有国别政府，都不再限于承担维护国内秩序的职能，还要不同程度地参与跨国别的全球治理。这说明，当交易定理、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这些基本经济逻辑在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时，人类连接方式在发生重要变化。
全球市场的活力来自跨国别的市场竞争。与任何国内市场竞争一样，全球市场竞争也总有输有赢。在赢家拥护开放与全球化的同时，输家总可能寻机反弹。反弹力量在国别范围里集结起来，并诉诸政治权力时，就通过政治、法律、行政干预对全球化设置障碍，提高经济运行的体制成本。正如过去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即便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也难以避免地区之间的商业摩擦，在不存在全球政府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全球贸易摩擦与争端更加难以避免。
客观评估当代全球化，可以说通是通了，但远没有平：“通”带来全球范围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平”则产生摩擦和冲突。两股力量角力，谁占上风随势而变。纵观工业化以来，先行工业区总成为后来者的赶超目标。一般来看，先进者在明处，追赶者在暗处；先进者易骄傲自大，追赶者埋头苦干；先进者成本（包含体制成本）曲线率先转低为高，追赶者凭后发优势苦苦赶超。因此，先进、发达、富裕从来不守恒，亮眼的繁荣中心从来在地球表面移动。2016年我利用访学机会，自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现场感受当年美国最大的钢铁厂成了一个铁锈巨无霸，才晓得新闻里讲的“锈带”（Rust Belt）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也让我从普通人上班机会得与失的角度，理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在真实世界的微观基础。
当贸易冲突与麻烦无可避免发生的时候，怕不能仅仅在国别层面观察与处理。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赢家输家，首先在国家范围内形成政治集结，各国政治家，特别是大国政治家，处理国际关系首先面对的却是国内公众与舆论的反应。不管触发点为何，贸易战、科技战一旦开打，多半循着“你一拍、我一拍”的逻辑展开。想想啊，对方给你一拳，你还手还是不还手？不论你自己想不想还手，国内公众和舆论都不允许不还手！反过来也一样。这也是为什么说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经济学家可以根据理性逻辑，建议单边自由贸易策略，即不靠双边或多边协定，主动决定开放贸易投资自由。这当然是理论上的上选。但前提条件是外部环境风平浪静，尚未形成严重冲突。冲突既起，单边策略鲜少在政治上被接受，原因之一就是“谁也无法向国人交代”。
很清楚的是，贸易战起于国别利益分歧，仅靠国家间博弈，再达成协议的难度不会小，其间有巨大不确定性，对各方市场主体的预期与行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损害经济增长。另外，贸易战僵局甚至还可能转为地缘政治危局。在这种情况下，跳出国别划界的思维惯性，从市场层面的全球化看问题，可以发现新的对策选择，开拓化解贸易战的新路径。
首先要明确，所谓“中美贸易战”，并不是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战。恰恰相反，中美两国企业在贸易战背景下，有更多共同利益和共同诉求。特朗普加征高关税，难道不是同时损害两国制造商、出口商、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共同的交易利益驱使所有国别的“涉战企业”，采取“避战”、“躲战”或“绕壁垒而行”策略。这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不过这不再是一国之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是全球市场里的企业与设置贸易障碍的国别政府之间的博弈。
于是我们看到，在特朗普加征关税以外的地区，冒出来不少新兴出口制造基地，迅速形成强大出口能力。这些地区当仁不让要抓产业转移机会，也要防备可能接踵而至的美国关税大棒，同时也希望加快本地工业化步伐，纷纷对投资办厂设置“本地化率”门槛。其结果是，全球迎来又一波产业转移，假以时日，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成本将大大增加，“贸易战”将取得显著反效果。
至于限制发达经济体内具全球独到优势的技术出口，受伤害最大的不仅是这些高科技公司，还有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对于阿斯麦（ASML）或英伟达（NVIDIA）这类企业，广受市场欢迎的独门产品意味着超额利润，限制其销售——尤其是针对全球市场大客户——无异于惩罚这些企业为这些成就付出过的努力，甚至等于剥夺了高科技公司的部分财产。更重要的是，从市场赚取的超额利润，恰恰是保持技术领先，从而维系发达经济体持续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小院高墙”之类由国别行政权力设置的壁垒，引发的反弹将五花八门，其中最具搬石砸脚效果的，就是逼迫全球竞争对手加紧自主研发，市场买家加快转为卖家。
概括起来，国别本位的全球化正遭遇重大挫折，但市场本位的全球化还会顽强而艰难地推进。从长期来看，国别行政权力终究斗不过基于普通人在全球市场里能够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使限制、禁止的大棒满天飞舞，个人、公司、地区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终究会在人们交流来往和互通互联的市场过程中得以发挥。从国别本位与市场本位两个层面观察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得出更客观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