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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的求职者在建立人际关系网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核心难题是遭遇来自他人的污名化。莎伦将这样的经历形容为“人们表现得很粗鲁”。她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男士，他坐在那里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猛烈追问，让我感觉像在接受一场审讯。我忍不住问他：“您到底想搞清楚什么呢？”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嗯，我觉得有些地方说不通，所以我在试图找出你的问题所在。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有些地方就是让我觉得不对劲。”
由于这次类似审问并被质疑有问题的谈话经历，莎伦在这之后的每一次求职社交中都做好了再次遭遇歧视的准备，同时还要努力避免给人留下太有防备心的印象。她解释说：“每次与人交流时，我都会在心里预设一系列可能的反应，并提醒自己要保持警惕，以防对方态度恶劣或说出一些刻薄、冒犯、贬低的话。”然而，她意识到这种防备姿态不仅削弱了她建立真挚交际关系的能力，还让她显得焦虑和虚伪：
我觉得人们其实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细节。如果你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你可能会这样猜想：“这个人似乎对自己不太自信，有点做作。她显得有些焦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她在隐瞒什么呢？”
尽管莎伦明白自己的防备姿态可能会削弱自己的表现，但她仍然时刻保持警惕，以防受到污名化的伤害。正如她所说：“一旦你开始发表贬低性言论，我就得准备转移话题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承受不了。”
无论是与熟识的前同事还是与新认识的人建立人际关系网，都可能遭到歧视。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与前同事建立联系，因为他们之间可能还保持着某种情感联系，而且前同事对求职者的能力有直接的了解。相对于结交新人而言，史蒂文解释了与前同事建立联系的优势所在：
新认识的人对我并不了解。和他们交往时，我可以随意吹嘘自己能做什么，而他们无从验证。任何人都可以自吹自擂。所以，对我不熟悉的人，可能只会看到我是一个找不到工作，在那里夸夸其谈，但实际上可能什么都做不了的人。而与我熟识的人则不同，他们知道我的真实能力。
研究表明，求职者的感知是准确的，最有可能帮他们找到工作的人脉资源确实是前同事。
最初，向前同事求助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困难。随着失业期的延长，求职者需要不断地向有限的前同事圈子寻求推荐或介绍。在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在某个时刻，这种行为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60岁的科技行业产品经理约瑟夫深有感触地说：“一次又一次地请求同样的朋友帮我提交简历，有时真的挺尴尬的。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某个时间点，你就会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对你失去信心了。但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约瑟夫不确定他的前同事是否真的对他“失去信心”，从而使得继续求助变得没有意义，还是他们之前只是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推荐。金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不知道是否该继续向前同事求助，他说：
我知道大家都挺忙的，没有时间去处理我的问题。有时我真的很困惑，不知道应该把这件事情推进到什么程度。
我是应该继续跟进呢？还是应该就此放弃？这些人没有回复我的电话，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忙了，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帮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约瑟夫和金提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推动求职者继续向前同事求助，直到他们自己明显感觉到无法得到帮助为止。因此，与前同事的关系往往以悲剧告终。建立多年的人际关系让求职者对获得支持心存期待，但也因此而容易受到伤害。蒂姆对此解释道：
那些曾与我并肩工作的同事，并没给予我任何帮助。这真的让我深感失望，毕竟我们曾经一起度过了11年半的时光。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未能伸出援手。这种失落感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不禁想：“这怎么可能？那些曾经与我共事的人，竟然如此冷漠？”这真的让我感到无比痛苦。
那些期待从昔日的同事处得到支持的求职者往往会失望，尤其是当他们与这些同事有着长达数十年的交情时。之前的工作关系越亲密，受到伤害时的脆弱感会越强烈。史蒂文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向自己悉心指导多年的一名前同事求助，却遭到了拒绝：
在我所有的人际交往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求助于那名我曾经亲手提拔并悉心指导的前同事，她却对此无动于衷。这真的让我无法接受。我们曾经关系那么好，她知道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她本可以伸出援手，但她没有。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就像遭遇了背叛。太糟糕了，这真的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这种失望（甚至背叛）和与日俱增的自我怀疑交织在一起，使求职者在向前同事求助时充满了情感负担。苏珊已经失业一年了。当她想联系以前的同事时，脑海中就会想象对方的想法：“她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她觉得人们认为失业者是瑕疵品，有缺陷。“他们怎么还没找到工作？”
出于曾经的职位与现在失业状态的对比，与前同事建立人际关系网的经历往往使失业求职者带有一种屈辱感。还记得前文中史蒂文如何解释向了解他能力的前同事求助的关键优势吗？史蒂文在一次停顿和长长的深呼吸之后，接着说：“但这会让人感到羞耻。很多我认识很久的人，他们一直把我当作上司或者至少是同行。现在我却要说，‘帮帮我吧，我什么都愿意做’。”对史蒂文来说，与前同事保持社交关系的行为本身，就像在宣告自己在职业上的失败：“建立人际关系网很残酷。我走出去，与人握手，之前与我有所联系的每个人都习惯于看到我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而现在，为了建立人际关系网，我感觉自己像在走出去说，‘嗨，很高兴见到你’，但已经没有人需要我了。”史蒂文感到羞耻的根源，与本书第2章中招聘者以及本章中MIT斯隆管理学院的校友们所持有的未言明的假设相同：你失业是有原因的——你缺乏价值。
羞耻和尴尬的感觉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求职者越来越不愿意向前同事寻求帮助。以62岁的失业药剂师萨姆为例。在失业两年并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后，萨姆不得不开始领取社会保障金。最近，他参加了一场专业活动，这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可以与大约50位同行重新建立联系并寻求推荐。但在关键时刻，他退缩了：
我和他们聊天时，被问到现在做什么，我就说：“嗯……我基本上决定退休了。”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恭喜，萨姆！真为你高兴啊。”他们都很高兴，但我在心里想：“是的，我开始领退休金了，但我不介意做兼职或类似的工作。”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显得过于急切，我不想听起来太绝望。
尽管同行们齐聚一堂，萨姆却放弃了寻求新工作的推荐机会，而是将自己描绘成自愿退休的形象。通过从失业者到退休者的身份转变，萨姆得以维持自己作为成功人士的形象，但这以牺牲获得必要帮助的可能性为代价。
我们再次看到了污名化陷阱的影响。请前同事推荐可能是找到工作的最有效方式，但失业的污名使获得这种推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无论这种推荐多么有价值。上述受访求职者的经历，从对缺乏面试回应的困惑，到感受到强烈的背叛或羞耻感，其最终效果都侵蚀了求职者作为受尊重和有价值的专业人士的自我认同，使他们与前同事维系社交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