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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开始还得再往前追溯三十个年头。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李唐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唐哀帝李柷逊位，立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唐王朝就此亡国。朱温篡唐，称帝建梁，史称后梁。
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十月，李存勖克开封，灭后梁。在李存勖家族的历史叙述中，梁乃伪朝，朱温乃僭主。故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仍奉唐正朔，沿用唐哀帝的天祐年号，以“复兴唐祚”为政治口号，与朱温建立的“伪梁”逐鹿中原。
当李存勖于同光元年（923年）四月称帝时，国号仍为“唐”。也就是说，李存勖并没有创立新朝，而是将自己定义为大唐王朝的中兴之主，继承了李渊、李世民一系传下来的大唐正统。“中兴”一词，屡见于诏书之中。
当然，李存勖家族为沙陀人，本姓朱邪，所谓的李氏来自唐帝赐姓，在血统上与李唐王朝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后世将李存勖这个唐称为“后唐”。后唐立国气势宏大，南方诸国大多奉其正朔，后唐的统治疆域也为五代之最，所谓“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
后唐应顺元年（934年），李从珂发动兵变，废掉了闵帝李从厚，登基为帝，改元清泰。李从珂即位后，将开国勋臣、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视为心腹大患。这种情况持续到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从珂终于定计削藩，下诏将石敬瑭调离太原。在亲信桑维翰与刘知远的怂恿下，石敬瑭决定放手一搏，竖起反旗，还公开指责李从珂得位不正。
李从珂以名将张敬达为主帅，举倾国之军来攻，石敬瑭虽为后唐第一强藩，仍不敌后唐朝廷大军，只能困守太原。石敬瑭集团对此早有预案——遣使向契丹求援。石敬瑭不仅向契丹称臣，还以“父礼事之”，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石敬瑭为儿，这就是“儿皇帝”的由来。
要知道，石敬瑭此时已四十五岁，而耶律德光才三十五岁。
然而，这并非石敬瑭在中国历史上恶名昭彰的唯一原因。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向耶律德光承诺，“事捷之日”将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石敬瑭的“大手笔”甚至连他的亲信都不理解。刘知远就反对说：“对契丹称臣就足够了，‘以父事之’就太过了。我们只要多给契丹人金帛，就足以说服他们出兵，何必许以土地，将来一旦契丹因此成为中国大患，悔之无及。”
当然，石敬瑭没有听进去。对他来说，契丹人只是后患，而后唐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
耶律德光是契丹第二位皇帝，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的次子。自耶律阿保机时代始，契丹人便一直与后唐缠斗不休，耶律阿保机两次重挫于后唐庄宗李存勖，耶律德光即位之初也曾惨败于后唐明宗李嗣源。
契丹与后唐不仅有世仇，更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竞争对手。契丹人想染指中原事务，乃至入主中原，就必须剪灭后唐这个劲敌。这个时代的契丹国力、军力均未臻巅峰，实力尚不足与后唐正面争锋。然而，契丹人很擅长利用后唐的内乱，并从中渔利，之前几次挥军南下，几乎都是由于后唐北境有藩镇起兵反叛，契丹假借救援反叛藩镇的名义进行的。
契丹人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收到石敬瑭的求援表文时，耶律德光喜出望外，向母亲述律太后夸耀称：“儿子前不久梦到石郎遣使来，现在果然来了，此天意也。”耶律德光让使者带信给石敬瑭：“仲秋时节，倾国以赴”，但在此之前，石敬瑭只能独力守住太原。站在契丹人的立场上看，如果石敬瑭守不住，就证明这个潜在的盟友不足与谋。
石敬瑭果然也拿出了狠劲儿，亲自登城，身当矢石，摆出一副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姿态。后唐军虽久攻不克，但太原城很快也陷入了粮尽矢绝的窘境。破城，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石敬瑭计穷势蹙之时，契丹人终于来了。后唐清泰三年（契丹天显十一年）九月，耶律德光如约而至，亲率五万骑兵南下，对外号称三十万人，史载“旌旗不绝五十余里”。
一到太原城外，踌躇满志的耶律德光就让使者带话给石敬瑭：“吾欲今日即破贼可乎？”石敬瑭大惊，急派使者回话：“南军人数甚众，不可轻敌，明天再战也不迟。”然而，石敬瑭的使者还没到，契丹大军已与后唐军开战。石敬瑭见事已至此，只得即刻让刘知远率军助战。
耶律德光派三千不披甲的骑兵出战，后唐军见契丹人不过尔尔，顿生轻敌之心，索性全军压上。契丹骑兵且战且退，待后唐军渡河追击时，契丹伏兵自斜刺里杀出，半渡而击，将唐军一分为二，阵斩近万人。
当夜，石敬瑭出太原城，拜谒耶律德光。《资治通鉴》将两人的会面写得极为煽情：
契丹主执敬瑭手，恨相见之晚。
果然一派“父子情深”。
石敬瑭一见面，就钦佩地问了“父皇”一个问题：“皇帝远来，士马疲倦，但马上能与唐军大战，并取得大捷，其中有什么秘诀吗？”这显然挠到了耶律德光的痒处，他发表了一通胜利感言，石敬瑭立刻作心悦诚服状。
此战过后，后唐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原本包围太原的唐军，反而被石敬瑭与契丹人困在了晋安寨，形成的包围圈长百余里、宽五十里，天罗地网，密不透风。
败讯传来，李从珂计无所出，迫于臣子的压力，只得下诏亲征。但北行至半途，李从珂“心惮北行”，便止步不前，终日酣饮悲歌，意气消沉，仰屋兴叹。失败主义弥漫在整个后唐宫廷。
大臣们劝李从珂领军北征，重拾当年英武，李从珂竟面露惧色，连声拒绝：“卿等不要再说了，石郎使我心胆堕地！”这哪里是当年那个带着十数骑便敢闯入敌营，砍旗杆而归、勇冠三军的李从珂？！
后唐还没亡国，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想要瓜分天下了。后唐清泰三年十一月，耶律德光约见石敬瑭，以上国君主的姿态说：“我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看你体貌恢廓，识量深远，中原之主非你莫属。天命有属，时不可失，我现在就准备册封你为天子。”
石敬瑭虽得偿所愿，但基本的政治规矩还是要讲的，仪式性地再三辞让。而熟悉这套操作的众臣也反复劝进，石敬瑭方才接受。耶律德光当即作册书，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替他披身，筑坛于柳林。石敬瑭当天即皇帝位。
在册封诏书中，耶律德光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山无棱，天地合，耶律德光永远是石敬瑭的“父皇”。
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耶律德光还给册封加上了一个前置条件：“世为我藩辅”。石敬瑭的子子孙孙，都是耶律家的藩属。
即位当日，石敬瑭就以给耶律德光祝寿的名义，如前约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奉上绢帛三十万匹作为岁币。石敬瑭当上皇帝，耶律德光收下燕云十六州，真是皆大欢喜。不过，石敬瑭倒也算不上“汉奸”，原因很简单——他是沙陀人。
册封一度还有反复。事实证明，草原汉子的所谓誓言也就那么回事。起因是后唐另一位实力派军阀赵德钧密信耶律德光，敦请立己为帝，不仅提出了更优厚的岁币条件，还承诺即刻出兵南下，平定洛阳，剪除契丹的心腹之患后唐。只不过，赵德钧倒是没想做儿皇帝，而是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
耶律德光读之意动，顿生改立赵德钧为帝的念头。耶律德光的顾虑不少：契丹大军深入敌境、晋安寨尚未攻下、赵德钧兵强马壮且敌友难辨。最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山北诸州尚在后唐之手，万一他们出兵断了自己的归路，那就满盘皆输了。
石敬瑭听说耶律德光有改立赵德钧的想法后惊惧不已，立时遣桑维翰游说耶律德光，两人有一段旗鼓相当的机锋对话——
桑维翰说：“唐军败局已定，不足为虑；赵德钧父子不忠不信，首鼠两端，不足为信；大晋一旦得天下，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指契丹），又岂是赵德钧那些小恩小惠能相比的？”
耶律德光表示不可轻敌：“你应该见过捕鼠者吧，要是不做好防备，尚且会被老鼠啮伤其手，何况是后唐这样的大敌呢？”桑维翰回应：“现在大国已扼住老鼠咽喉，它还怎么咬人呢？”
耶律德光又道：“我倒不是有意毁约，实在是兵法权谋不得不如此。”桑维翰再回：“陛下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无不瞩目，怎么可以随意更改既定政策，使大义不终呢？我实在觉得陛下这样做不妥。”
说罢，桑维翰跪于帐前，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痛哭流涕，反复进言。面对这一副“申包胥哭秦庭”的架势，耶律德光可能是被说服了，也可能是被感动了，就找来赵德钧的使者，对着帐前的一块石头赌咒发愿：“我已将中原皇位许给石敬瑭，除非这块石头烂了，我才会改变心意。”桑维翰真是石敬瑭的贵人，向契丹求援是他的献策，现在又为石敬瑭保住了皇位。
桑维翰果然没说错。晋安寨被围数月后，粮尽援绝，军心浮动。主帅张敬达忠于李从珂，不愿降敌，为其军中的投降势力所记恨，最终死于暗杀。晋安寨后唐军遂举城出降。
晋安寨一降，后唐大势已去，各镇将领望风而降。据《资治通鉴》记载：洛阳士民“众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窜山谷”。
李从珂虽早无斗志，但有君王死社稷的勇气。清泰三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携传国玉玺，带着曹太后、刘皇后及儿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集体自焚而死，后唐遂亡。李从珂死后无谥号及庙号，后世称之为末帝。据说有人劝李从珂效仿唐玄宗入蜀避难，李从珂苦笑表示，西蜀已为孟氏所据，岂有自己的容身之地？说完恸哭不已，举族自焚。
当天晚上，石敬瑭车驾入洛阳。城内唐军皆解甲待罪，石敬瑭一律免其罪。石敬瑭人虽无耻，却颇有些气度，很快便宣布大赦天下，后唐百官之中，除了几个与他有私怨的人，其他“受伪命者，一切不问”，免予追究。
在石敬瑭的怀柔政策下，洛阳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城中肃然，无敢犯令”。连契丹军也被他安抚得挺满意，没有肆意抢掠。几日后，那些因战乱躲避到外地的士民，纷纷归来复业。
登基后，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除了三十万金帛的岁币之外，凡有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石敬瑭给契丹献上的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从契丹太后、太子、南北二王到诸重臣，皆有馈赠。每次契丹使节来，石敬瑭总是亲自在别殿拜受诏敕。契丹人稍有不如意，便遣使至晋廷责难，石敬瑭总是低姿态地道歉。而后晋使节出使契丹，契丹人多骄横倨傲，出言不逊，使节将这些话带回来，朝野皆视为奇耻大辱，只有石敬瑭不以为耻，不改恭谨，始终如一地执行他的“事大主义”。
渐渐地，耶律德光可能多少被感动了，或感到石敬瑭全无威胁，屡次劝阻石敬瑭上表称臣，让他自称“儿皇帝”就行了，如家人礼。
石敬瑭的事大政策固然营造了较安定的对外环境，后晋几乎未与契丹发生过大的冲突，然而，这也给石敬瑭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那些手持重兵的藩镇益加轻慢朝廷。皇权天然是需要神秘感护持的，儿皇帝又有什么神秘感呢？
有些藩镇节帅对石敬瑭自称儿皇帝不以为然，甚至愤懑不平。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某种处于雏形期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其中也不乏藩镇不服晋廷的借题发挥。当时最有势力的“爱国藩镇”，应该是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
安重荣此人，曾有一句豪言名垂青史：“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这可能是最能展现五代十国时代精神的一句话。安重荣虽然桀骜不驯、野心勃勃，却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反契丹硬汉，将儿皇帝视为“此晋之万世耻也”！他每每见到契丹使者，必然破口大骂，毫无外交礼节可言。有一次，十几名过境的契丹使者与安重荣起了口角，盛怒之下，安重荣竟把他们都杀了。耶律德光大怒，要石敬瑭给个交代，后晋使者无可奈何地说：“这就像家有恶子，完全不听父母的，父母又能如何呢？”
安重荣还咄咄逼人地给朝廷上了一道表，斥责石敬瑭自甘堕落，“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他声称已经联络了吐谷浑、突厥、党项等对契丹人愤恚的部落，甚至与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军阀声气相通，而他本人也厉兵秣马，“必与契丹决战”。安重荣还把这道表改写为公开信，散发给达官显贵与各地藩镇。后晋朝野上下为之哗然。
对石敬瑭而言，安重荣的对外强硬姿态，固然是损害了他苦心经营的事大政策，但更让他忌惮的是安重荣以这样的姿态，成为全天下的人心所向。更不要说，安重荣还能以决战契丹为借口，公开整军备战。
石敬瑭下诏给安重荣，试图劝其放弃反契丹立场：“朕因契丹得天下，你因朕致富贵，朕不敢忘契丹之德，你怎么能忘朕的提携之恩呢？”安重荣又怎么会听得进去？石敬瑭与安重荣，必有一战，这不仅是政治理念之争，更是权力之争。
桑维翰担心石敬瑭迫于时势，屈从于安重荣的强硬外交，上疏石敬瑭，大谈不可与契丹开战之“七不可”。他力劝石敬瑭“训抚士卒，养育黔黎，积谷聚人，劝农习战”，等到朝廷“主无内忧，民有余力”，财赋有九年之储，兵力有十倍之强，届时一旦契丹有变，即可出兵北伐，“举无不克，动必成功”。
石敬瑭传密旨给桑维翰：“朕一直对契丹称臣，因此烦懑不快，如今看了你的奏章，方才豁然开朗。朕不会被安重荣鼓动，卿可无忧。”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有太多政治耻感的石敬瑭，也会对称臣契丹感到“烦懑不快”。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十二月，安重荣秘密联络镇守襄阳一带的节度使安从进，欲对石敬瑭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安重荣来势汹汹，但刚与后晋朝廷军队接触，他手下的一名将领就临阵倒戈。安重荣措手不及，一鼓而溃，战死及冻死者两万余人，他仅带着十余骑仓皇逃往镇州（今河北正定），被朝廷大军团团围住。第二年正月，镇州城破，安重荣授首。收到安重荣的首级后，石敬瑭转手就送给了耶律德光。
《资治通鉴》营造了一种石敬瑭与契丹人亲密无间的叙事：
终帝（石敬瑭）之世，与契丹无隙。
这多少有些言过其实，石敬瑭之死就很可能与契丹有关。
事情还得回到安重荣的叛乱。吐谷浑人本是安重荣的反契丹盟友，后被石敬瑭在军中的头号亲信刘知远策反，归顺了后晋朝廷，在事实上孤立了安重荣。当时直接与吐谷浑交涉的那个人，是刘知远的亲信郭威。安重荣兵败后，耶律德光派人使晋，想讨回这些原本臣服契丹的吐谷浑人。据《契丹国志》记载，当时耶律德光责难石敬瑭招纳背叛契丹的吐谷浑人，石敬瑭因此“忧悒成疾”。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焦虑，不只是因为契丹施加的政治压力，还可能与刘知远的不配合有关。刘知远原本就反对以儿皇帝之称和割地给契丹，现在吐谷浑人又是他招降的，他怎么可能轻易将他们拱手让给契丹人呢？刘知远不用公开抵制，只要在私底下软抵抗一番，吐谷浑人短期内就到不了契丹人那边，耶律德光势必恼羞成怒，自然不会放过石敬瑭。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离平定安重荣之乱才五个月，石敬瑭驾崩，史称后晋高祖。正史中未明确记载石敬瑭死因，但考虑到时间节点，大概率与“忧悒成疾”有关。
成也契丹，亡也契丹，石敬瑭亦复何伤！
石敬瑭在历史上可谓声名狼藉，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案翻无可翻。但《旧五代史》倒也有几句持平之论：赞他勤政，“旰食宵衣”；赞他谦冲，“礼贤从谏”；赞他俭朴，“慕黄、老之教，乐清净之风，以为衣，以麻为履”。
石敬瑭病重时，曾召重臣冯道单独奏对，命唯一在世的幼子石重睿出拜，并令宦官将重睿抱起，放到冯道的怀里，有托孤之意。这是将冯道当作诸葛亮了，寄望他辅佐幼君。然而石敬瑭刚一驾崩，冯道就联合掌握禁军实权的景延广，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为由，拥立二十八岁的石敬瑭养子（侄子）石重贵为帝，史称后晋出帝，又称少帝。石重贵于石敬瑭柩前即位，为表示对养父的尊崇，放弃改元，暂时仍以天福为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