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教育我们今天很重视,古人何尝不是如此。当然,古人之所以重视还有其特殊原因,即当时没有像今天小学、中学那样的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虽可上书塾,但教的读的都只是些书本知识,品德教育还多半靠家长,更不用说没有条件读书识字的劳动人民子弟了。劳动人民子弟平时听到的是家长的口头教育,有钱人家除口头教育外,读过书喜欢做文章的家长还常写下点书面的东西,通称为《家诫》或《家训》。据记载最早的有西晋时杜预写的《家诫》,可惜很久以前就失传了。流传下来最早最有名的则是颜之推的二十篇《颜氏家训》,它写成在隋朝初年,离今天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岁月。
“存在决定意识”,在给这部《颜氏家训》作选译,并把它介绍给读者之前,有必要讲一讲作者颜之推生活的时代,以及颜之推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这也是前人所说的要“知人论世”。只有这样,读者才会懂得这部《家训》为什么要这么训,这么写,懂得其中哪些东西在当时就是错误的,就不足为训,哪些东西在当时虽正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今天已失去现实意义,而另有一些东西则时至今日仍可供参考借鉴。我们今天不是要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吗?传统文化中究竟哪些算优秀,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它身上不会贴个明显的标签,而且精华、糟粕还常常夹杂在一起。要加以区别,最科学的办法还是作“知人论世”的分析。
这里先说时代。颜之推生活的当然是封建时代,社会是封建社会。但这个封建社会又有其特殊性,即曾经出现过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门阀”。要知道,我国封建社会在西周春秋时本来是和西欧中世纪一样都是所谓封建领主制,上面是从天子、诸侯、大夫、士一层层领主,统治着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只是我国社会成熟得早,早在进入战国时代就从封建领主制转化成为封建地主制,不再是领主来剥削农奴而变成地主来剥削有人身自由的佃农。这当然是一大进步。无奈任何一种社会在它刚出现时总不免留有前一种社会的残余。秦汉时中央虽已集权,郡守、县令的僚属却都要由本地所谓“大姓”的子弟充任,这就是过去领主势力在基层的残余。这在中央政权稳定时还相安无事,一旦中央政权瓦解,这些大姓就以本宗族的人员为基础,或割据一方,或问鼎中原,从东汉末年的群雄并起到三国分立,都是他们活跃的结果。到魏晋时候,这些大姓中立有功勋成为显要者就被政府承认为身份高贵、拥有特权的“士族”,此外不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只算是“庶族”。这种士族是世袭的,一个人成了士族就一家都是士族,子孙也世代都是士族,所以又被称为“门阀”,门是家门,阀是阀阅,据说这阀阅是大门左右的一对柱子,家门里立了功常在上面张贴功状,于是人们用它来称士族,意思是有功勋的特殊富贵人家。这种士族的特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庇荫本宗族的成员和投靠的客,这些成员和客只对他们的士族主子缴租并服劳役兵役,不再向国家承担赋役,他们对士族主子的人身依附近似于农奴依附领主。再是士族子弟不到二十岁就可做官,而且必做庶族不许充任的清贵官,于是士族和庶族在仕宦上也分出清、浊两途,和领主制时代诸侯、大夫、士必须世袭又有近似之处。这实际上是领主制残余势力的一次回光返照,是历史的倒退而非进步。
尽管如此,这些士族在刚被认可时总还有些能量,否则他们就不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由于士族的生活实在太优裕,传了几代之后总不免腐朽起来。像东晋初年头号士族王家到后期就十分腐朽,亏得还有后起的士族谢家来填补空缺,淝水之战靠了谢安、谢玄等将相打败了氐族苻坚号称百万大军的南侵。进入南北朝以后,北朝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重定族姓,使士族队伍加进大批鲜卑贵族而得延续一百多年的生命。南朝的汉族政权则除皇朝更迭外没有对士族队伍作调整,基本上仍是已腐朽了的东晋后期那几姓。士族办不了实事只好把庶族吸收进政权机构,但仍然被士族看不起。直到梁武帝末年招降的北方胡化将领侯景作乱,把在如今江苏南京的京城建康攻陷,在如今湖北江陵的梁元帝政权接着又被北方的西魏消灭,南方士族一再经受严重的打击,在陈霸先建立的陈朝里就只得尽由庶族来充任将相了。不久隋灭陈统一中国,到唐初的法令上不再有士族准许庇荫的条文,旧士族子孙想做官只有和庶族一样参加科举考试,门阀这个怪物才在我国历史上最终消失。
以上粗线条地描绘了门阀士族的兴衰,接着就该介绍《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的社会地位和经历。据《北齐书·颜之推传》的记述,这颜家原籍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是魏晋以来北方的老士族。九世祖颜含跟随东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做过侍中、右光禄大夫等清贵的要职,以后七代直到颜之推的祖父都在东晋南朝做清贵官,坟墓也都在建康,是士族中的所谓“侨姓”。颜之推的父亲颜协任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萧绎外任使持节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颜协也跟着去荆州的治所江陵,萧绎加镇西将军后颜协又任军府的谘议参军。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颜之推就出生在江陵,他比普通四年出生的大哥颜之仪要小八岁
。梁武帝大同五年(539)颜协在江陵去世,不久萧绎也回建康任职。大同六年(540)萧绎又出任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再次调任使持节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颜之推和大哥颜之仪都先后跟到江州的治所即今江西九江和荆州治所江陵,颜之推做上了萧绎湘东王国的左常侍,加镇西将军府的墨曹参军,其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显然体现了士族仕宦的特权。太清二年(548)侯景打进建康,第二年把梁武帝萧衍拘禁起来活活饿死,立梁武帝第三子萧纲为傀儡皇帝。简文帝大宝元年(550),萧绎派儿子萧方诸出任郢州刺史防御侯景,让年仅二十岁的颜之推去郢州治所夏口(今湖北武汉)任管记做文书工作。大宝二年(551)侯景叛军打进夏口把萧方诸和颜之推俘虏到建康,侯景杀萧纲自己称帝。第二年(552)梁军收复建康,侯景败死,萧绎在江陵称帝成为历史上的梁元帝,颜之推回到江陵任元帝的散骑侍郎。两年后即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又出兵南下攻占江陵,萧绎被杀,官员百姓十多万人沦为奴隶被押送关中,二十五岁的颜之推和大哥颜之仪又未能幸免。好在颜之推有文才,被大将军李穆所赏识,没有多吃苦而被推荐给镇守弘农郡的阳平公李远代写书信。弘农郡的治所弘农县在今河南灵宝北面离黄河不远之处,趁水涨颜之推坐船冒险经过三门峡逃入了北齐。从这时起颜之推总算在北齐京都邺城过了二十年出头的平静生活,还生了两个儿子颜思鲁和颜愍楚
。当然这平静生活也是过得颇为不容易,因为北齐第一个皇帝文宣帝高洋和第四个皇帝武成帝高湛都是杀人如儿戏的暴君,最后一个亡国之君后主高纬又是只知玩乐的糊涂虫,颜之推以不卷入上层政治斗争而保全了身家性命,平稳地历任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清贵官职。而当年留在北周的颜之仪后来也做了大官,只因参与上层政治斗争多次差点酿成杀身之祸。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宇文邕吞灭北齐时,颜之推曾建议后主高纬投奔南朝的陈国,没有被听从,只让他出任平原太守去今山东平原县西南防守黄河。北齐灭亡后四十七岁的颜之推再度进入关中,又生了一个儿子颜游秦
。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颜之推在京城长安做御史上士。隋取代周以后在文帝开皇中还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光景
。这六十年中曾三度遭受大变乱,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三为亡国之人”
,做官虽清贵但不敢抓权势,正活画出南朝士族的没落形象,这和门阀全盛时期声势煊赫的魏晋士族久已不可同日而语。
弄清了颜之推的时代以及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再来试读《颜氏家训》,在许多方面就有“迎刃而解”之乐。
(一)《颜氏家训》里老是主张谦退,不提倡进取。这不能说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勉学》篇里提到他早年听过萧绎讲授《老子》、《庄子》,但“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看透了门阀士族的腐朽没落,不能再指望有所进取。为此他在《家训》里专门写了《涉务》篇,对士族的只会摆空架子、不能办实事加以谴责,指出这些人“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而且平时“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甚至有不会骑马,见了马“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的笑话。“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士族这个阶层既无前途,颜之推自然不去梦想还有哪一天能恢复到他九世祖颜含那个时代的声形,而只能是以退为守,让自己和这个家族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就满足。于是他在《家训》里接着写了《省事》篇和《止足》篇,《止足》篇提出“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的思想,主张仕宦只需“处在中品”,“高此者便当罢谢”,切莫“侥幸富贵”而带来杀身灭族之祸。同时他还给家产订了个标准,说“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义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省事》篇则主张安分守己,宣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这些思想从总体上讲当然属于腐朽没落的阶级意识,即使在当时也说不上有什么进步性,和今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敢于进取这点更是背道而驰。但所讲止足如用在生活上、物质享受上还多少有点现实意义。这当然不是说照用《止足》篇里“良田十顷”、“蓄财数万”的地主阶级标准,而应该有今天真正合理的标准和要求。
(二)没落的士族成员如何才能生存?颜之推的答复是要学真实本领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务虚名,所以《颜氏家训》里就有个《名实》篇,痛斥务虚名的害处,说“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什么算是该学的真实本领呢?讲军事会打仗不算,因为多次战乱告诉颜之推这太危险,不符合谦退的宗旨。为此他还在《家训》里写了《诫兵》篇,指出文士“颇读兵书,微有经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阃,幸灾乐祸,首为逆乱,诖误善良;如在兵革之时,构扇反覆,纵横说诱,不识存亡,强相扶戴”的荒唐,说“此皆陷身灭族之本”。在颜之推看来,该学的还是传统的儒家经典,为此他在《家训》里写了《勉学》篇,指出学的目的“本欲开心明目”,“修身利行”,退一步“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这自然是颜之推的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凭读书有学问在萧梁、北齐、北周、杨隋四个政权都做上了清贵的官职。这种读书做官的论调今天看来自不足取,但提倡勤学、早学,主张“失于盛年,犹当晚学”等等,总不能算错,在今天仍可起教育作用。《勉学》篇之后接着是《文章》篇,因为当时除经学外还要求写好文章。这《文章》篇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可以补充我国古代文论专著《文心雕龙》的地方。还有《书证》篇是对经、史、文章等所作的零星考证,《音辞》篇是对经、史等读音的考订,都可说是《勉学》、《文章》两篇的补充。绝大部分应属有用的精华,尽管有些太专业不易看懂。《杂艺》篇则讲了经、史、文章以外的若干技艺,所讲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等也都有精华成分。南北朝的士族中常有儒、道、佛三教并重的做法,颜之推则不信道而信佛。他在《勉学》篇里指出老、庄都系“任纵之徒”,谈玄“非济世成俗之要”,并写了《养生》篇否定道教的炼丹学仙,这些也都是可取的。所写的《归心》篇为信佛辩护并宣传迷信当然不可取,但这也是政局动荡中企图避凶趋吉的一种措施,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有其共通之处。
(三)《颜氏家训》中另一部分是专讲治家道理的,有《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直到最后讲丧葬的《终制》共七篇。当然,这所治之家只是个趋于没落的士族之家,但其中仍有适用于今天的主张和办法。例如《教子》篇指出“无教而有爱”的毛病,“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今天某些家庭岂非正是这样出了不肖子孙。《兄弟》篇指出幼小时兄弟间“不能不相爱”,“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所以要提倡“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这在今天看来也很有道理。《后娶》篇里有些话因时代不同已用不上,但所指出后妻“惨虐孤遗,离间骨肉”的事情今天还存在,仍值得警惕。《治家》篇里指出治家应宽猛结合,应“施而不奢,俭而不吝”,以及不应让夫人干政,不应杀害女婴,不应买卖婚姻,不应损坏书籍,不应相信巫术等等,在今天仍多可取。《慕贤》篇里指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因而对当世名贤应景仰向慕,不应“贵耳贱目,重遥轻近”,也颇符合教育原理。《终制》篇里指出厚葬的弊端加以抵制,教导儿子们“宜以传业扬名为务,不可顾恋朽壤”,对今天办理丧事也可资借鉴。只有《风操》篇所讲避讳、称谓以及和丧事有关的某些问题在门阀解体后久不受人重视,讲得虽对但在今天已无现实意义。总之,这些讲治家的篇章中可取的精华居多数,贵在善于别择。
作了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颜氏家训》是有瑜有瑕,有精华也有糟粕,但从总体来看精华还是多于糟粕,弄出个选译本来读读很有好处。当然所选译的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是精华而不带糟粕,因为前面说过,精华和糟粕往往夹杂在一起,这部《家训》包括其中多数篇章就是如此,总不能选几句删几句,甚或一句里删几个字。这里只能做到在精华多的篇里多选,少的少选,另外虽非糟粕但过于专业难懂的也少选,例如《书证》篇本是《家训》里最长的一篇,因为专业难懂,在这本《选译》里只选了很少几段。另外《归心》篇可说很少精华,清代刊刻《颜氏家训》时有人曾把它删去不刻,但考虑到全书二十篇中十九篇都选译了,独缺一篇不选也不好,就仍选译出来使读者可窥《家训》全貌。好在每篇之前都加了一小段提示性质的文字,对如何区别精华、糟粕多少作了点讲说。
《颜氏家训》过去的刻本很多。这本《选译》是用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卢文弨抱经堂刻本作底本,因为它所依据的是较好的七卷本,又经学者赵曦明和卢文弨本人作了注,刊刻时还由卢氏作了校勘整理。另外,今人王利器也撰写了一部《颜氏家训集解》,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问世,其文字除沿用抱经堂本外,还旁征南宋刻元人修补的七卷原本和多种明清刻二卷本校勘异同。我在撰写这本《选译》时曾利用这些校语来改正抱经堂本的脱误,为简省起见没有一一出注作说明。《集解》除赵、卢旧注外还搜集了其他学者对《家训》的解说,有些地方还有自己的看法,这本《选译》也曾多次采用,限于体例也不再说明是谁的说法。前人今人的解说难免有疏略之处,只要我能发现就径行补正。如《杂艺》篇“遂为陆护军画支江寺壁”这句前人今人均阙而不说,我就注出陆护军是时任护军将军的陆法和,支江即枝江,是个县。至于前人说错或今人说错、点错之处,在这本《选译》里注对、译对、点对就行了,不再一一指出。
黄永年(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