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域外漢學研究中，韓國學研究是最爲引人矚目的部分之一。據筆者所知，在一些大學專門設立有韓國學研究所（中心），有的還有一些自己的叢書或連續出版物，如北京大學有《國際漢學研究通訊》《韓國學論文集》、南京大學有《域外漢籍研究》、復旦大學有《韓國研究論叢》、上海師範大學有《東亞唐詩學研究》。這些大學在韓國學研究上有的有著數十年的積纍，在資料收集、人才培養、學科建設上都擁用著令人歆羨的雄厚資本。而對於其中的唐詩學，上海師範大學東亞唐詩學研究中心無疑是相當專門的一個機構。本研究便是在這一機構引導下所做出的嘗試。

對於韓國唐詩學的研究現狀，因筆者目力所限，目前只有一個初步的了解。中國方面，在文獻整理上，如張伯偉的《朝鮮時代書目叢刊》（中華書局2004年）、蔡美花、趙季主編的《韓國詩話全編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趙季輯校的《新羅高麗朝鮮詩歌集成》（鳳凰出版社2017—2020年）、弘華文主編的《燕行録全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2022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著的《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查清華主編的《東亞唐詩選本叢刊》（大象出版社2023年）、左江的《高麗朝鮮時代杜甫評論資料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劉暢、許敬震、趙季的《韓國詩話人物批評集》（보고사2012年）等等，這些材料的出版，無疑給研究者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而一些文學史、文學交流史、文學接受史、文學批評方面的著作，則給此一方面的文學研究帶來了區域—國家空間層面和歷史層面的許多細節。文學史如王曉平的《亞洲漢文學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劉强的《高麗漢詩文學史論》（厦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李巖、徐健順的《朝鮮文學通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楊昭全的《朝鮮漢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20年）；文學交流史如彭國棟的《中韓詩史》（臺北中正書局1957年）、陳蒲清的《古代中朝文學關係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韓國古典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海南出版社2001年）、孟昭毅的《東方文學交流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巖的《中韓文學關係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趙季等人的《明洪武至正德中期詩歌交流繫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文學接受史如金寬雄、金東勛的《中朝古代詩歌比較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2004年）、孫德彪的《朝鮮詩家論唐詩》（民族出版社2006年）、張景昆的《唐詩接受史研究——以朝鮮宣祖時期爲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文學批評方面如許世旭的《韓中詩話淵源考》（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鄭判龍主編的《韓國詩話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韓文論關聯研究（上）》（延邊大學出版社2010年）、李巖的《朝鮮中古文學批評史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王成的《韓國古典詩學批評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這些都是這方面的代表著作。然而關於韓國唐詩學方面的專門著作卻顯得相當少，除了孫德彪、張景昆二人，其他著作也只是偶有涉及。

此外，更爲具體的研究如查屏球整理《夾注名賢十抄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党銀平《桂苑筆耕集校注》（中華書局2007年）、卞東波《唐宋千家聯珠詩格校證》（鳳凰出版社2007年）、李時人、詹緒左編校《崔致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等，是對有關選集、别集所做的整理校注工作。在人物研究中，李立信《杜詩流傳韓國考》（文史出版社1991年）、左江《李植杜詩批解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此子生中國——朝鮮文人許筠研究》（中華書局2018年）等也取得了較爲突出的成就。

在學位論文方面，有安末淑《杜甫詩和韓國朝鮮時代詩研究》（山東大學2005年博）、楊會敏《朝鮮朝前半期漢詩風演變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博）、張景昆《古代朝鮮宣祖朝漢詩研究》（南開大學2015年博）、安生《朝鮮王朝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南京大學2020年博）等。

單篇論文方面，張伯偉、李巖、馬金科、朴哲希、楊會敏、金程宇等人都有不少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張伯偉的《朝鮮古代漢詩總説》（《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韓國歷代詩學文獻總説》（《文獻》2000年第2期）、《典範之形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等論文，在文獻學、方法論上無疑具有典範的意義。楊會敏的系列論文（《論朝鮮朝宗唐詩人群漢詩創作及影響》，《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高麗前半期漢詩的盛唐精神意藴》，《北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統一新羅時期漢詩的晚唐風韻》，《延邊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朝鮮朝仁祖至景宗時期宗唐詩風論析——以士大夫詩人群、委巷詩人群爲中心》，《唐都學刊》2021年第9期），幾乎可以構建起一部韓國唐詩學史。馬金科、朴哲希的論文（朴哲希、馬金科《餘音未消：論“唐宋之争”對李德懋詩學的影響》，《華夏文化論壇》第20輯，2018年；馬金科、朴哲希《論朝鮮朝初期文學家徐居正的唐宋詩觀》，《社會科學戰綫》2019年第10期；朴哲希《朝鮮朝中期“唐宋詩之争”研究》，《外國文學研究》2021年第3期）則主要圍繞唐宋詩之争而展開，對此一問題的探討可謂執著。金程宇《論林惟正〈百家衣集〉的文獻價值》（原刊於《韓國文化》第9號，2007年8月，後收録於其所著《稀見唐宋文獻叢考》，中華書局2009年）、《〈百家衣集〉續探》（原刊於《國際漢學通迅》第二輯，中華書局2011年，後收録於其所著《東亞漢文學論考》，鳳凰出版社2013年）二文皆是著重從韓人集句詩中從事輯佚的工作，其中便輯出了不少唐人詩句。他所指導的李新春碩士論文《韓國集句詩研究》（南京大學2015年）便是從此角度對集句詩中的唐宋等詩句進行了整理和論述。韓國集句詩的創作，既可以從創作層面對之進行研究，也可以從中輯録唐宋等詩人的佚句，還可以見出中國文學對韓國漢文學的影響，值得重視。 ^[1]

韓國方面，在文學史、詩學史著作上，影響較大的有李家源、趙潤濟、文璇奎、金臺俊、李丙疇、閔丙秀、趙鍾業、車溶柱等人。具體如下：

李家源《韓國漢文學史》，民衆書館1961年（趙季、劉暢譯，鳳凰出版社2012年）

李家源《朝鮮文學史》，太學社1995年

趙潤濟《韓國文學史》，東國文化社1963年（張璉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文璇奎《韓國漢文學史》，正音社1977年（文璇奎《韓國漢文學：概論與史》，安奇燮、金慶國譯，國立全南大學出版部2015年）

金臺俊《朝鮮漢文學史》，民族文化社1991年（張璉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

李丙疇《韓國漢文學史》，民音社1991年

卞鍾鉉《高麗朝漢詩研究——唐宋詩受容樣相與韓國的變容》，太學社1994年

車溶柱《韓國漢文學史》，景仁文化社1995年

閔丙秀《韓國漢詩史》，太學社1996年

金豐起《朝鮮前期文學論研究》，太學社1996年

全松烈《朝鮮前期漢詩史研究》，以會文化社2001年

趙鍾業《中韓日詩話比較研究》，學海出版社1984年

趙鍾業《韓國詩話研究》，太學社1991年

在這些著作中，李家源、趙潤濟、金臺俊等人的文學史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而在詩學史領域中，由於起步略晚，所論對象更爲具體，論述也更爲詳細。特别是卞鍾鉉、全松烈二書，皆在唐宋詩學的框架内分别對高麗、朝鮮前期的唐詩風有著翔實的論述，獲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細部研究方面，湧現了一批專門的研究者，如李丙疇（이병주）、孫八洲（손팔주）、柳晟俊（류성준）、金學主（김학주）、李鍾默（이종묵）、琴知雅（금지아）、安炳鶴（안병학）等人，他們的研究十分值得關注。

如李丙疇《杜詩諺解批注》（通文館1958年，檀紀4291年）、《杜詩之比較文學的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76年），二書皆是關於杜詩的研究。前者對《杜詩諺解》做了一次全面的批注，其實是書不局限於批注本身，書前還有“唐詩概説”、“杜少陵管窺”、“《杜詩諺解》解題”三個部分，後面還有銘傳序跋、年譜、拾遺等等，可謂詳備。後者所收録的論文包含韓、中、英三部分，分别對杜詩的注譯和國文學、漢文學上的杜詩進行了介紹，最後還附有李杜優劣論方面的論文一篇。二書是韓國學界中最早對韓國杜詩學進行系統研究的論著。

孫八洲《韓中漢詩研究》（第一文化社1986年），涉及唐詩的部分有《申緯與杜甫》、《李太白研究》、《韓國文學上的白居易》三部分。在《申緯與杜甫》一文中，從論詩詩、詩歌語素、次韻詩三個方面比較了二人創作上的相似性；《韓國文學上的白居易》主要探討了《長恨歌》、《琵琶行》二詩在韓國文學史上的影響。杜甫、白居易對韓國漢詩寫作影響巨大，孫氏在這兩方面的研究，在當時皆有代表性的意義。

柳晟俊早年有《中國王維、李朝申緯詩之比較研究》（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對韓中二人進行了比較研究，然而重心在王維研究上，第四章第五、六二節纔從二人風格和詩趣畫趣兩點進行了比較。然而在後來的著述中，如《韓國漢詩與唐詩的比較》（푸른사상2002年）、《新羅與渤海漢詩的唐詩論的考察》（푸른사상2009年），對其比較的範圍進行了擴大，將陳澕、李達、申緯的詩與王維進行了比較，還將鄭斗卿與李白的樂府詩進行了比較。此外，他還從文獻勾稽和比較的角度，對新羅、高麗、朝鮮三個時期的漢詩與唐詩的關係進行了由點及面的整理和分述。在詩學批評方面，他還有《清詩話與朝鮮詩話的唐詩論》（푸른사상2008年）一書，其中對《晴窗軟談》、《霽湖詩話》、《鶴山樵談》、《芝峰類説》等四部詩話中所論及的唐代詩論和唐詩人進行了具體而微的分析和概述。

金學主有《朝鮮時代刊行中國文學關係書研究》（《조선시대　간행　중국문학　관계서　연구》，首爾大學出版部2000年），對朝鮮時代刊行的中國文學有關的書籍進行了研究。是書第一章概況，以表格的形式將相關書籍目録羅列了出來，並標明了板式、初刊和覆刊的年代，可以説是一部書籍傳播簡史；第二、三章對其中所傳遞出的文學史特徵和文學意識加以分析；第四章以下分别對《文選》、《古文真寶》、《文章正宗》、《楚辭集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樊川文集夾注本》、《黄山谷集》、《蘇軾文集》、杜集、《西厢記》等書進行了專門的考察和論述。是書較爲全面地展現了中國文學書籍在朝鮮時代傳播刊行的狀況，其中涉及到唐詩學方面的論述非常值得研究者參考。此外，洪善杓（홍선표）等人合著的《17、18世紀朝鮮外國書籍受容與讀書實況：目録與解題》（《17·18세기　조선의　외국서적　수용과　독서실태：목록과　해제》，혜안2006年）一書，則從韓國人所讀中國文獻的角度對相關書目進行了整理和介紹，性質與金學主一書有點類似，内容上則相對簡略一些。

李鍾默有《海東江西詩派研究》（太學社1995年）、《韓國漢詩的傳統與文藝美》（《한국　한시의　전통과　문예미》，太學社2003年）、《傳入朝鮮的中國文獻》（《조선에　전해진　중국문헌》，首爾大學校出版文化院2021年，合著）等數種著作。其中《韓國漢詩的傳統與文藝美》一書事實上由若干論文組成，第一組探討漢詩的傳統與作法，第二組從幾位作家（李仁老、成俔、李安訥、金得臣）的詩歌來探討漢詩的個性與文藝美，第三組由三篇構成，探討朝鮮前期和中期的詩風變化，分别爲《朝鮮前期的漢詩唐風與宋風》、《朝鮮中期詩風與變化樣相》和《詩風的變化與中國詩選集的編纂樣相——以朝鮮前期與朝鮮中期爲中心》。其單篇論文《關於朝鮮前期漢詩的唐風》（《조선　전기　한시의　（漢詩）　당풍에　（唐風）　대하여》，《韓國漢文學研究》第18輯，1995年）、《16—17世紀漢詩史研究：以詩風變化樣貌爲中心》（《16—17세기　漢詩史　연구：詩風의　변화　양상을　중심으로》，《정신문화연구》2000年秋季號，第23卷第4號）等應該就是收録在此書中的文字。《傳入朝鮮的中國文獻》一書，是他和其他數位作者合作的結果，是一種近似於書目提要的工具書，其中亦收録了唐詩文獻方面的條目。

琴知雅也撰寫有不少這方面的系列論著，如《〈唐詩畫意〉中的杜詩畫意美》（《中國詩學》第9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朝鮮申緯的〈全唐近體選〉研究》（《中國詩學》第12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關於申緯的〈唐詩畫意〉和〈全唐近體選〉》（《文獻和解析》秋季刊，2008年）、《申緯的傳統與變容：王士禎的詩學關係與比較論》（《신운의　전통과　변용：王士禎·申緯의　시학　관계성과　비교론》，太學社2008年）、《朝鮮後期“唐詩詩意圖”表現出來的朝鮮風南宗文人畫的實踐與變容》（《中國詩學》第15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朝鮮時代唐詩選集的編纂狀況——以延世大學藏本的類型、特徵和文獻價值爲中心》（《中國詩學》第19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中國漢籍傳入韓國研究》（《國際漢學》新版總第5期，2015年第4期），可以看出，她的研究是以申緯爲中心而展開的，由此而及於唐詩選本和文獻東傳的研究。

安炳鶴的博士論文《三唐派詩世界研究》（高麗大學1988年）是研究三唐詩人的，其中的一些内容先後發表在《泰東古典研究》（1986—1988）上。又有《朝鮮中期唐詩風과　詩論의　展開樣相》（《韓國文化研究》第1輯，2000年）一文，也是探討朝鮮中期唐詩風的。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也頗值得注意。如沈慶昊（심경호）的《關於朝鮮朝杜詩集的刊行》（《조선조의　두시집　（杜詩集） 간행에　관하여》，《韓國學報》第11輯，1985年）、《中國詩選集及詩注釋書的接受與朝鮮前期漢詩的變化》（《中國詩選集　및　詩注釋書의　受容과　朝鮮前期　漢詩의　變化》，韓國語文學國際學術論壇，2007年6月）、鄭珉的《16、17世紀學唐風的性格與風情》（《16·7세기學唐風의　性格과　그　風情》，《韓國漢文學研究》第19輯，1996年）等等。

有關韓國唐詩學的研究當遠不止上舉這些内容，特别是有關韓國唐風詩人的研究論著還有不少，在此就不一一例舉了。

鑒於現有的研究成果，筆者努力遵循這一原則：他人詳之，余則略之；他人略之，余則詳之。故舉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等人與韓國漢文學的關係，中韓學者論之較多，余則略之；而像韓國唐詩學的進程、唐詩在創作層面的影響、唐詩解釋學、唐詩取徑論等，中韓學者未見有系統論述者，余則詳之。具體如下：

第一章爲總述性質，分别從邏輯和歷史兩個角度對韓國唐詩學的進程做一個總攬式的介紹。邏輯進程重在對韓國唐詩學學習傳播的階段性的展示，歷史進程重在歷時性的描述，二者如同經緯，交織在一起，力圖展現出韓國唐詩學的總體進程。在歷史進程中，除了將韓國唐詩學分爲三代十二段分别加以論述外，還對其間的一些問題給予了關注。如新羅時代的唐人送行詩，又比如唐宋詩之争與韓國人的文學自立問題。在引述中，注重相關韓國詩話中的有關唐詩學的評論，也注重對一個時期詩歌創作層面的總結，盡量避免因理論的闡釋傾向或評論者的詩學立場而使一個時期唐詩學的面貌發生變異，從而影響到今天的評價。在唐宋之争方面，由於將之放在詩學史中進行考察，從而避免了片面誇大這一論争的對立性，以及在詩歌創作層面的排斥情緒。在韓國詩學中，將唐宋詩學對立起來，執此以斥彼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他們更多地是在兩種詩學類型中尋求某種調適，而不是樹立門户，高築樊籬，兩相對壘，各不相讓。在這一歷史進程的敘述中，也可以發現韓國的唐詩學受中國唐詩學的影響頗深，宋代的江西詩學、元明的復古詩學以及明清的綜合詩學，皆對韓國唐詩學産生了直接的影響，這麽看來，韓國唐詩學絶不是一個孤立的詩學現象，而是與中國唐詩學存在著緊密的關聯，借用量子力學的概念，即韓國唐詩學是與中國唐詩學相糾纏，並在韓國再次加以發酵的過程，只不過時間上並非同步。在這一發酵的過程中，有一些同質性的東西，也有一些發生了新變，從而使得韓國唐詩學成爲域外唐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章從韓國詩話出發，對韓國學人評論唐詩做了一個以人物爲中心的梳理。之所以選擇李、杜、韓、白四家，乃是此四家在韓國詩話中議論最多，最爲顯著。同時，這也説明，唐代詩歌對韓國詩學的影響重心所在。李杜無疑是韓國唐詩學中最受關注的兩位詩人，與中國唐詩學中重杜輕李十分相似，韓國唐詩學中對杜甫的關注程度明顯要高於李白。在韓國詩學中，議論常常及於杜甫，這在左江所編《高麗朝鮮杜甫評論資料匯編》中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來。韓國歷史上官方編定的有關杜詩注本、選本就有《杜詩諺解》、《杜律分韻》、《杜陸千選》等多種，而民間抄杜、選杜、書杜的現象更是普遍。無論是宗唐還是學宋，讀杜成爲一個普遍的現象。李杜之外，韓愈地位的凸顯，與尋求詩學的突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借昌黎詩以彌補學唐過程中氣勢不足、易墮晚唐、江西之弊，這是讀昌黎詩、學昌黎詩的一個動因。另一方面，文家在韓愈文中亦發現了激中發外的詩學機制，在詩文互通的内在邏輯下，由文而旁及於詩，借助文中之氣以補詩中之氣的不足，這是韓愈地位凸顯的第二個動因。白居易是唐人詩歌傳入韓國較早的詩人，他的名篇《長恨歌》、《琵琶行》在韓國影響頗廣，圍繞這方面的談論顯然不少。加之又有人對其新樂府等諷喻詩頗爲肯定，使得這類詩歌在韓國詩人群體中很受重視。此外，他的詩歌平易近理，好爲感慨，也與韓國人的日常生活感受相契合，故而能成爲韓國詩人關注的又一焦點。

第三章是方法論，主要從兩個方面加以展開，一是解釋法，二是創作法。解釋法方面，對韓國唐詩解釋方法進行歸納總結，如第一節分别從以經解詩、以理解詩、以唐解唐、以方言習俗解詩、以親歷解詩等方面，來説明韓國唐詩闡釋的諸種方法手段。這其中以方言習俗解詩最具特色，雖然在解釋學上終究隔著一層，然而方言習俗的介入，使韓國人更以一種文化固有的心態去打量唐詩，發現其中的趣味，這於唐詩的推廣和普及顯然有著推動的作用。而在以親歷解詩方面，則是將杜詩帶入了生活，也將自己代入了唐詩，從而加深了對於唐詩的理解，使紙上唐詩化成了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在對唐詩的咀嚼中發現唐詩的魅力。優劣論其實也是一種解釋法，由於這方面的論述較爲特别，故另列一節專門討論。在創作法方面，主要從創作層面來説明韓國詩人是如何看待唐詩，又是如何奪换唐詩的。至於詩學取徑，則兼闡釋與創作兩方而言，韓國詩人在這方面呈現出多渠道、多方式的特點，既有向李、杜、韓、白這樣的單一對象學習的現象，也有出入諸家、不主一體的現象。尤以後一種更爲普遍。而在唐宋詩學交兼的過程中又呈現出由唐入宋、出宋入唐等多種複雜的形態。其間申緯的由蘇入杜説，在唐宋詩學風尚轉遞過程中顯得較爲顯著，故以此爲中心，試圖弄清明清之際中國詩學對東人詩學的波及與影響，以及杜詩學在韓國唐詩學中所具有的最終的指向意義。

第四章則是從創作層面來分析韓國唐詩學在詩學實踐上的成就。崔致遠是韓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著名唐詩人，也是最顯赫的名副其實的唐詩人，他的創作雖然在晚唐並非最爲突出，然而在韓國唐詩學史上卻具有開山鼻祖的意義。從崔致遠所生活的新羅晚期一直到李奎報所生活的高麗中期，晚唐詩風一直佔據著主要的地位。李奎報的詩呈現出由晚唐而白居易而蘇軾的轉化過程，他的詩學歷程正反映出當時詩壇詩學風尚的轉變。至於崔、白、李三唐詩人，在韓國詩學史上被視爲最具唐詩特質，其中尤以李達成就最爲突出。三唐詩人的詩學實踐，最能體現出在宋詩風的長期浸染下，韓國詩人的詩學追求。這其中雖有元明時代復古主義詩學的影響，也是長久以來人們在唐宋詩學的追步中所獲得的一種新鮮體悟。隨著明清詩學風尚的轉變，韓國詩人也在尋求新的詩學突破，向漢魏乃至詩騷學，並且試圖從中走出自己的一條詩學之路來，在這個時期，鄭斗卿的創作無疑具有代表性的意義。通過對此五家詩歌的分析，努力把唐詩學在創作層面的影響和成就展現出來。這或許是傳統唐詩學研究關注不多而本書所需要著力的地方。

第五章乃是就唐詩學的專門家做一些介紹。許筠所生活的時期正是韓國唐詩風最爲盛行的宣祖時期，他的兩部詩話《惺叟詩話》、《鶴山樵談》以及韓國詩選《國朝詩删》都是在唐詩學的背景下所做的選評工作，唐詩作爲議論、評點的背景，成爲考量韓國詩學的重要尺度，引入唐詩、唐詩人、唐詩話語，成爲他韓詩批評的重要手段。而他在中國唐詩選本上的重新删定也彰顯出他在唐詩學上的獨特興趣和眼光。李植的年代要略晚於許筠，與許筠的廣泛采擷不同，李植的精力主要放在《杜詩批解》上，他對杜詩的箋注評論工作是韓國唐詩學中比較罕見的，在這方面的收獲也最爲突出。另外，他在指示後學的《學詩準的》中，以親身的詩學實踐來教導後人，更與一般詩話從純粹詩學理念出發所標舉的方法門徑有著顯著的不同。特别是在學杜避易宋格方面，顯然與一般韓國詩人的學杜有著較大的不同。申緯在創作層面雖然學的是宋，然而他並不斥唐，在他的作品中，唐詩元素、唐詩風格飽滿的作品也有不少。這些還只是他的後期作品的面貌，其實他早年師從李匡吕，所學正是從唐詩中來。由唐入宋，再由宋兼唐（即由唐而蘇，由蘇入杜），正顯示了他在唐宋詩學中的遊移與兼宗的詩學趣向。他晚年編有三種唐詩選，從詩體與詩畫的角度對唐詩重新篩選，可謂用意獨特。除了許筠、李植、申緯外，李睟光、李瀷的唐詩學也是頗爲值得注意的。鑒於第二章詩話部分已經大量引述了二人著述，故而不再重複論述。

第六章論集句。集句是詩歌的一種創作方法，同時也因這種特殊的創作方法，而保存了大量前人的作品。前者具有詩學實踐的意義，而後者則具有文獻保存和輯佚的價值。作爲創作方法，它既受到了時代詩學風尚的制約，又受到了集句原作的制約，如何突破這種雙重制約，以彼之成句來寫自我之心，這關乎到集句的成敗。而唐詩句的采入，又是如何影響到集句詩的情感抒發與整體風貌的，這是尤需加以注意的地方。在文獻保存與輯佚方面，韓國人的集句詩雖然總體上價值不大，然而，如果放在現今輯佚工作“求全責備”的學術背景下，韓國集句詩尤其是以《百家衣集》爲代表的集句詩，就顯得别具一番意義了。

以上六章，在盡量顧及到的點與面、經與緯層面，對韓國唐詩學做了一番粗淺的分析與總結。其間必然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也有大量没有論及的問題，只能留待日後加以補充和修訂了。

[1] 近幾年查清華主編的《東亞唐詩學研究論集》（1—5輯，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2023年）匯輯了不少有關韓國唐詩學方面的重要論文，進一步方便了這方面的研究。是書從第6輯始刊發原創論文，名稱改爲《東亞唐詩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