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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審美特點的呈現和典範意義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從唐宋以至現代，人們對唐詩性能和意義的理解不斷發生變化，從而賦予唐詩以永恒的生命活力。千餘年來編選、賞讀和評論唐詩的經驗及其豐厚成果，成爲唐詩學研究的富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師範大學陳伯海教授在《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刊發《唐詩學史之一瞥》長文，首倡“唐詩學”研究，並率上海師大學術團隊啓動“唐詩學建設工程”。歷經三十年，經三代人努力，陳先生主編的“唐詩學書系”八種，包括《唐詩書目總録》《唐詩總集纂要》《唐詩匯評》《唐詩論評類編》《唐詩學文獻集粹》《唐詩學引論》《意象藝術與唐詩》《唐詩學史稿》，近九百萬字，於2014—2016年間出版。“書系”通過目録、史料和理論的組合，揭示了一條從目録學入手，經史料學奠基，再至理論性昇華，終至唐詩學構建的階梯式通道，爲繼續推進學科深入發展提示了可行門徑，亦爲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範式。
衆所周知，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曾領先世界，唐代文明獨領風騷。因此唐詩不僅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同時也是世界藝術的瑰寶。尤其同處東亞漢文化圈的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從七世紀至近代，學唐、崇唐的風氣長盛不衰，唐詩以各種形式廣泛傳播，且被奉爲漢詩創作的典範。
東亞的唐詩接受活動，主要涉及輯校、編選、注解、評論、翻譯與創作等形態，經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唐詩文獻增添了極其豐富的新資料。研究者們通過校勘和整理，推出新的校本；通過注釋與考證，提供各種注本；爲方便閲讀和傳播，出版許多選本、譯著與講義；通過品賞和研習，撰寫豐富的論評文字；通過模仿和借鑒，留下大量帶有唐詩影跡的漢詩。唐詩在東亞的傳播和接受，不僅擴大和深化了唐詩的既有傳統，顯示出唐詩的深厚内涵和巨大魅力，亦彙聚了豐富的審美經驗，傳遞出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時代的文化信息，甚至影響到東亞各民族傳統的承繼和新變，極大地推動了東亞文明的歷史進程。因此，有必要在國内外學界已經取得不凡成就的基礎上，繼續推進東亞唐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
日本最古的漢籍目録是九世紀藤原佐世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其間即已收録唐太宗、王勃、王維、李白、白居易等十多位唐人詩集。江户時代竺顯常曾述唐詩東傳盛況，提及當時遣唐使、留學生與詩人墨客摩肩接踵，靠心記筆録等方式，紛紛將唐詩傳入日本 [1] 。根據《内閣書目》《聚奎書院總目册》《新書院守册》等越南阮朝官方書院目録記載，至少有六十種以上唐人詩文别集和總集傳入越南。日、韓、越等國還藏有頗多唐人詩集的異域印本和抄本，有些在輯佚、辨僞和校勘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唐詩的編集始於唐代，主要爲保存詩作；而後世搜輯、整理、編纂唐人詩集所進行的補正、辨僞和汰選等工作，就進入唐詩接受的範圍。
數量衆多的唐詩典籍，經古代東亞各國漢學家依多種善本進行過校勘整理，顯得尤爲珍貴。芥川丹邱重校《王勃集》，皆川願輯校《王昌齡詩集》，山脅重顯整理《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那波道圓輯校《白氏文集》，後藤松陰校勘《三體詩》等，皆有重要文獻價值。如淀上菊隱訓點《岑嘉州詩集》，乃以唐代杜確所編爲依據，參以明代李本芳、許自昌校本，“對映同異，並存無遺” [2] 。而朝鮮世宗不滿意王伯大音釋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和魏仲舉輯注的《五百家注昌黎先生集》，遂命集賢殿學士崔萬理等重修《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這類編校、輯佚成果，爲後人編集唐詩提供了極大便利，也成爲後世整理唐詩的重要文獻基礎。
選唐詩是東亞“選學”中最爲發達的分支之一。大體而言，每一唐詩選本都貫穿著選家的審美趣味、詩學觀念和價值取向。這既體現在選詩的相對範圍、數量比例與風格面貌等客觀展示中，亦表露於選本的序跋凡例、圈點批注及其他相關主觀評説裏。大多選家學殖深厚，創作經驗豐富，即便引用和借鑒中國學者的意見，仍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他們發掘每首詩潛藏的生命意趣、文化信息、風格特徵及典型法則，使得這些選本具有獨特的詩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價值，從而拓展了唐詩的美學藴涵和文化意義。各選本之間淵源有自，顯示出清晰的理論脈絡和學術統緒，便於我們把握古代東亞詩學觀念與學術思潮的變遷。而一個選本流播的範圍和時間，很能説明它所代表的詩學思想在社會上産生影響的程度。據江村北海《日本詩史》介紹，平安時期“言詩者莫不尸祝元白”；五山文學時期，周弼《三體詩》備受歡迎，以寺院禪僧爲主的詩人群體確立新的漢詩接受範式，僧林詩人多師法晚唐；江户前期，多學杜甫、韓愈；至中期，李攀龍《唐詩選》大行於世，舉世以盛唐爲正鵠；而後詩風轉而宗宋，蔡正孫《唐宋千家聯珠詩格》廣受歡迎 [3] 。以此爲演變主綫，圍繞範型選本又編纂諸多與此關聯的唐詩選本。如李攀龍《唐詩選》，户崎允明贊其眼光精當，將唐人好詩盡括其中。所謂孩童能言、鄉人誦習 [4] ，足見明代格調論唐詩觀在日本社會的影響力。而所有這一切，又有著豐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不同時期哲學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長與更迭，爲我們瞭解和認識東亞文學與文化思想的嬗變提供了很好的視角。
在初級閲讀階段，爲便於讀者順利理解文本，注解和翻譯無疑是重要手段。日本和朝鮮半島進入十四世紀後，注釋唐詩愈形發達，不僅唐人别集有注，一些通俗的唐詩選本亦加入注文，注釋已成閲讀和研究唐詩的重要方式。朝鮮時代世宗曾命集賢殿文臣編注杜甫詩，遂成《纂注分類杜詩》。這是今傳朝鮮第一部官修杜詩注本，此後多次重印，影響深遠。像熊谷立閑《三體詩備考大成》這樣集成式的選注本，材料富贍，引用不少國内已佚或罕見之古籍，文獻價值頗高。越南現存有唐詩選本《韓聲解頤新集》，既有漢文注解，又有喃字譯文，生動地展現了唐詩在越南民間流傳的獨特文獻樣貌。
“釋”爲闡發詩意。久保天隨著《唐詩選新釋》，就李攀龍《唐詩選》逐首按“題意”“自解”“詩意”詳細釋義，體現了釋者的詩學思想。“箋”重在指明語詞和典故出處，既有助於讀者理解詩意，且能將相關詩句與語典所出之語境聯起來，從而增添新的意涵。户崎允明撰《唐詩選箋注》，注疏嚴謹，取材豐富，引用三百餘種古籍，爲後世研究提供不少重要文獻資料。“解”重在分析結構層次，往往涉及整首詩意，體現解説者的審美情趣和閲讀經驗。葛西因是編撰《通俗唐詩解》，通過對百首唐人律詩的具體解説，在金聖歎評點的基礎上探究唐詩“秘法”，從而改變江户晚期宗宋抑唐的審美風尚。朝鮮詩人李植在仁祖朝完成《纂注杜詩澤風堂批解》，考辨舊注，發掘意涵，分析結構，闡明句法，這是朝鮮文士所纂首部批解杜詩的選本，在朝鮮半島漢文學史上極具影響。諸多講義則具串解性質。如《唐詩選講釋》，根據千葉芸閣口述，按體分列，並參考中日諸家注解整理編集而成，系統解析所選詩作。越南阮朝皇室詩人的傑出代表阮綿審，編有以中國古代詩歌爲選録對象的《歷代詩選》十七卷，其中卷七至卷十爲唐詩選。是書在每首詩後皆附有精辟的評點，不僅體現阮綿審的漢語詩學修養和文學態度，亦反映出中國古代詩學理論，尤其與唐詩相關的詩歌評論對越南詩人的深刻影響。
將唐詩譯成本民族語言並進行解説，正是日、韓、越等國廣泛傳播唐詩的有效途徑。如朝鮮成宗曾命柳允謙等注譯杜詩，撰成《分類杜工部詩諺解》。時人金訢序曰：杜甫詩詞嚴義密，學者難以通曉，閣臣受命後，“雜采先儒之語，逐句略疏，間亦附以己意；又以諺字譯其辭，俚語解其義” [5] 。杜詩由此更易被本國讀者理解和接受。日本服部南郭的《唐詩選國字解》爲今存第一部用日文翻譯解説的唐詩選本，此後類似譯注本層出不窮。而據越南學者阮廣恂研究，越南最早的唐詩譯作見於十五世紀末的《洪德國音詩集》，其中有5首爲唐詩喃文譯作 [6] ；十六到十九世紀末期，喃譯唐詩者漸多，具有代表性的喃字唐詩選本主要有陳高昌譯《唐詩合選五言律解音》，東山居士校《唐詩絶句演歌》等，其間不僅體現了接受主體的唐詩觀，也顯現出與接受對象的互動關係。爲使唐詩在用本民族語言表達時能呈現出更好效果，譯者不免運用增譯、減譯、轉義等方法，對唐詩文本進行解構與重構；而對文本語詞的對應選擇和語言結構的重新組織，也必定注入譯者的審美思維，詩歌文本的審美功能由此愈益豐富。這其間就存有大量關於唐詩接受的學理信息。
對唐詩進行評説和論析，則由感覺閲讀的期待視野進入反思性闡釋階段，更多地指向詩作整體思想内涵和藝術風貌。例如森槐南著《唐詩選評釋》，不僅對所選唐詩逐一釋解，同時有意發掘每首詩潛藏的體式特徵及典型法則。其弟子野口寧齋撰《三體詩評釋》，常引發詩歌史上重要話題加以討論，由此建構其唐詩觀。此兩書審美指向和邏輯體系明晰，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漢學界頗受重視。
東亞各國詩話豐富，日本江户時期和朝鮮半島的朝鮮時代詩話創作尤盛，均超百部，其中存有不少頗有價值的唐詩論評資料。日本今存首部詩話即五山文學開山之祖虎關師煉所著《濟北詩話》，書中評論李白、杜甫、王維、韓愈、韋應物、“大曆十才子”等唐代詩人詩作，有對舊注的質疑和糾正，有對詩作的賞讀和評價，有對詩句來源和影響的發蒙，也有對詩歌格律與詩人才氣關係的討論。朝鮮半島首部以“詩話”命名者乃徐居正《東人詩話》，其品評韓國漢詩，常引李白、王昌齡、杜甫、韓愈等人詩歌爲參照，從中透露其唐詩觀念。古代越南詩話現僅存阮綿審《倉山詩話》，其間從聲律、詩風、句法、審美旨趣等角度論及李白、杜甫、王維等8人詩作，體現了作者尊崇唐音的詩學觀，亦頗具參考價值 [7] 。
此外，在東亞數量可觀的詩文集和史籍、類書、筆記小説、行紀等其他各類文獻中，亦多見唐詩論評資料，有些評論雖以本土詩人詩作爲核心，卻常有關於唐詩的真知灼見。如朝鮮朝許筠的文集《惺所覆瓿稿》，不僅收有論及唐詩的長文《詩辨》，且收録《唐詩選序》《題唐絶選删序》等頗有深度的評唐詩序文。甚至在越南六八體演歌集中，亦留下關於唐詩的評述，如范少游《國音詞調序》云：“至於正氣演歌，寫孤臣之幽操；歸來度曲，傳處士之高風。進酒傾醉客之豪，水潮志漁翁之信。田家雜興，儲光羲之逸韻；春江月夜，張若虚之豔辭。” [8] 越南阮朝學者潘輝注所編《歷朝憲章類志》等書，亦保存不少古代越南學者評論唐詩的資料。總體上看，即便精通漢文、漢文化的學者，在評論唐詩時也會依憑自身積累的先在知識，其經驗背景中的地域文化必然導致理解上的個性差異，從而賦予唐詩新的美學内涵。
就這樣，注、釋、箋、解、講、譯、評結爲一體，形成東亞穩定的唐詩解釋學系統，其間有著各國學者大量獨特見解，即便引用和借鑒中國學者的意見，仍有其本土學者的判斷和選擇，顯示唐詩豐富意義的生成既爲動態的歷史過程，也是跨文化的空間集合。
除作爲提升國民素養的文化讀物和深入學術研究的文學經典外，唐詩多被作爲詩歌範式供詩人效法。不同時期東亞詩人面對唐詩，都會作出各自的文化解讀與範型選擇。古代越南詩人以創作格律詩爲主，自然受到唐詩影響。因此阮綿寯説：“第唐必至盛唐，盛唐必至王杜，而後美善兼焉。乃清王阮亭尚書偏重右丞，故取表聖滄浪之談，而著於《唐賢三昧》；沈歸愚尚書又偏重少陵，故謂千古讓渠獨步，而詳於《唐詩别裁》等書。吾則兼之，不敢偏袒，而自有我用我法者在也。何則？蓋舂容清雅爲王，高深雄闊爲杜，是各胸襟相别者。時而可杜，杜之；可王，王之。” [9] 朝鮮時期南龍翼曾自述學詩方法，稱五律學王維，七律學劉長卿，五絶學崔國輔，七絶學李商隱，五古學韋應物，七古則學岑參。 [10] 諸如此類的評述，呈現不同詩人對唐詩經典的取向和仿作範型的差異。每當漢詩創作出現偏差，人們又往往引唐詩以矯時弊。日本江户時期廣瀨淡窗指出，正德、享保年間詩有格律聲調而無性情，天明以後詩以性情爲主卻忽視聲律，因此他提議應體味唐人的温腴、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沉鬱、王孟韋柳的清微淡遠，特别重視唐詩對日本詩人藝術素養的涵育功能。朝鮮時期李睟光指出“近世之弊”在用事過多，近於剽竊。於是他建議學“專主意興”的唐詩以救之 [11] 。而學唐詩寫就的作品，終歸存有或隱或顯的唐詩影跡，藴藏著豐富的唐詩學資源，有待發掘和總結。
唐詩以多種方式廣泛傳播，導致東亞各國讀者或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薰陶，或在創作時有意模仿，唐詩的形和神早已融入其本土文化建構的血脈之中，這無疑大大强化了漢文化圈的共同屬性。但唐詩作爲一種審美範式、一種文化象徵，在東亞各國傳播和接受中亦並非單向輸出，而是多重主體在不同歷史語境中不斷對話、調適與創新的結果，由此而形成富有特色的“東亞唐詩學”傳統。這一傳統不僅承載著中華文化的精髓，更在日、韓、越等國的本土化重構中，催生出多元共生的詩學體系，深刻地影響著東亞各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走向，極大地推動了東亞文明的歷史進程。因此，突破中國唐詩學史料的局限，將視野拓展至整個東亞，當更能顯示唐詩藝術的典範性、唐詩意義的豐富性及其文化精神的完整性。
本團隊嘗試依陳伯海先生創立的唐詩學研究範式，先廣泛查考日、韓等國相關書目文獻，掌握從事東亞唐詩學建設所需資料範圍，並對其中重要書籍及其版本形成基本概念；由此再進行東亞唐詩接受史料學編纂，即搜采各國古代有關唐詩的代表性選本、論評、創作和研究資料進行整理，編次成帙；最後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加以理論性探討和總結，就東亞各國唐詩學的基本内容、結構體系、演進脈絡等作出論析。至2018年，在學界專家鼓勵下，“東亞唐詩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獲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按規劃，“東亞唐詩學書系”將包括東亞唐詩學的書目文獻、選本叢刊、論評選粹及研究專書等系列，以期形成能初步體現東亞文明的唐詩學文獻整理及研究成果。希望能爲今天的唐詩研究提供新的基礎材料和理論參考，亦爲東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歷史文化資源。
但這顯然是一個宏大而富有挑戰性的目標。爲此，我們誠邀一批中日韓越高水平學者加盟團隊，合作開展東亞唐詩學研究；並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指導下，服務東亞唐詩學研究會，持續舉辦東亞唐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東亞唐詩學青年學者論壇、東亞唐詩學講壇，組織出版《東亞唐詩學研究》輯刊，創建“唐詩學研究”公衆號等，期望通過學術共同體建設，藉助國内外力量，與學界同仁一起推進相關研究，努力開拓唐詩學學科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查清華
2023年5月於上海師範大學唐詩學研究中心
[1] 竺顯常《全唐詩逸舊序》，載河世寧輯《全唐詩逸》，江湖詩社藏日本文化元年（1804）春版，第1頁。
[2] 淀上菊隱《岑嘉州詩集識語》，載《岑嘉州詩集》，日本寬保元年（1741）水玉堂刻本，第4頁。
[3] 江村北海《日本詩史》，載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一卷，文會堂書店1920—1922年，第174、204、114頁。
[4] 户崎允明《唐詩選餘言題識》，載《唐詩選餘言》，安永七年（1778）序刻本，第1頁。
[5] 金訢《翻譯杜詩序》，載《顔樂堂集》卷二，《韓國文集叢刊》第15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第241頁。
[6] 詳見黎氏玄莊《唐詩翻譯與越南詩歌體裁之形成與發展》，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7] 劉玉珺《中國詩學南傳視野下的〈倉山詩話〉考論》，《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23年第1輯。
[8] 范少游《國音詞調》，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AB.595號抄本。
[9] 阮綿寯《雅堂詩集》自序，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VHb.7刻本。
[10] 南龍翼《壺谷詩話》，載蔡美花、趙季主編：《韓國詩話全編校注》第3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2194—2195頁。
[11] 李睟光《芝峰類説》，載蔡美花、趙季主編：《韓國詩話全編校注》第2册，第10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