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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在前681年 （鲁庄公十三年） 有这样一条记载：
冬天，鲁国君主与齐国君主在柯邑举行会盟。
《春秋》三传中的《左传》，对这条《春秋》经文给出了极为简短的解读：
图5 厚格圆茎有箍式铜剑，周朝，孔子博物馆藏。
冬天，“在柯邑举行会盟”，鲁国开始与齐国讲和修好。
然而，《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对柯之盟的记载却要详细得多：
鲁庄公将要与齐桓公会面，曹刿进见，问：“君主对此次会面有什么看法？”庄公说：“如果就这样去会面，一定会被齐侯欺凌，那寡人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曹刿说：“那么君主请去对付他们的君主，臣下去对付他们的臣下。”庄公说：“好。”
于是与齐桓公会见。鲁庄公登坛后，曹刿抽出剑，跟随着登坛。管仲上前说：“贵国君主有什么要求？”曹刿说：“我国边邑城墙被毁压在国境线上，贵国君主不再考虑一下吗？”管仲说：“既然这样，贵国君主有什么要求？”曹刿说：“希望请贵国归还汶阳之田
。”管仲回头对齐桓公说：“君主答应吧。”齐桓公说：“好。”曹刿请求盟誓，齐桓公下坛和他盟誓。盟誓结束，曹刿便把剑一丢，离开齐桓公。
《春秋》三传中的《穀梁传》，对《公羊传》所记载的故事有所补充：
这次盟会就是著名的“曹刿之盟”，它彰显了齐桓公的诚信。
柯之盟在鲁国政治史上的地位非同小可，因为它是鲁国沦为霸主仆从国的历史性转折点。为了透彻地理解这个“历史性转折点”的含义，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鲁国外交从春秋初期到柯之盟之时的演变情况：
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国际形势是：齐、鲁、卫、宋、郑等各主要诸侯国逐渐走出西周国际旧秩序崩溃后的“迷茫期”，开始探索由霸主管控的国际新秩序，也就是由一个负责任大国作为周邦
的代理人，统领其他各诸侯国，来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稳定。
“小霸中原”最早的尝试者是齐僖公和郑庄公，而标志性事件则是前716年齐僖公在周王畿主持瓦屋
之盟调停诸侯争端，同年郑庄公带领齐僖公朝见周王。有趣的是，齐僖公和郑庄公之间并没有展开争霸，而是一直保持了一种携手合作的关系，颇有点“G2共治中原”的意味。
作为鲁国的摄政君，鲁隐公没有谋求打破齐、郑小霸共治中原的态势，而是采取了一种以“稳中求进”为基调的外交战略，主要做了这样三件事：
（一）与周边邻国，比如齐、宋、戎
、莒、邾的君主会面盟誓，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二）在齐郑小霸形势尚未形成之前，抓住国际管控“空窗期”出兵吞并周边小国极国，开疆拓土。
（三）在齐郑小霸形势形成之后，服从齐僖公、郑庄公的管控，跟随齐、郑率军讨伐不尊王命的宋国、许国
。
在鲁隐公时期，鲁国就其国家定位而言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原主要诸侯国，其外交行动的性质是“自主外交”而不是“遵命外交”，即使鲁隐公在其执政晚期率军参与小霸组织的讨伐行动，也是为了增进自身利益的正常举动，而不是服从霸主命令的“义务劳动”。比如说，在前713年讨伐宋国的行动中，鲁国就得到了郑人赠送的郜、防
两个宋国城邑作为酬谢。
根据《逸周书·谥法解》的说法，鲁桓公的谥号“桓”是“开疆拓土，征服远方国家”的意思，和春秋第一位正牌霸主齐桓公是同一个谥号。从其政治事功来看，鲁桓公的确是春秋鲁国十二君中最积极有为的一位。前701年，小霸双雄中的郑庄公去世，郑国随后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君位争夺内乱中，从此退出争霸。
鲁桓公看准这个时机，将鲁国的外交战略从“稳中求进”升级到“积极争霸”，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在郑厉公在位期间
（前701年—前697年）
，鲁桓公与郑厉公结盟，讨伐敲诈郑国的宋国，并与齐僖公领导的齐、宋、卫、燕
联盟交战，正式加入争霸行列之中。
（二）前698年齐僖公去世、齐襄公继位之后，鲁桓公更加积极地投入争霸事业之中：
1．鲁桓公与其竞争对手齐襄公保持了一种合作与冲突并存的竞争关系：前697年，鲁桓公与齐襄公在齐鲁边境的艾地会晤，谋求稳定许国局势；前695年，又与齐襄公在齐地黄会晤，试图解救齐国想要灭掉的纪国
；前695年，鲁桓公指示边境守军，坚决打退齐国发动的武装挑衅。
2．鲁桓公与宋、卫、陈、蔡等国君主3次联手讨伐郑国，试图将前697年出奔的郑厉公送回都城恢复君位。第一次联合行动时，齐襄公也参与其中，而后面两次由于没有齐襄公的竞争，鲁桓公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然而，鲁桓公对于齐襄公的底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前694年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访问齐国，文姜与旧情人兼亲哥哥齐襄公通奸，最终导致齐襄公派人杀死了鲁桓公。
在鲁桓公时期，鲁国不仅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原主要诸侯国，而且积极谋求成为霸主国，奉行的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然而，从鲁桓公被杀后鲁人接受齐国潦草处理而没有进行报复的事实来看，此时的鲁国在实力层面已经明显弱于齐国。也就是说，在齐鲁关系中，齐国的定位已经是“大国”，而鲁国的定位已经是“小国”。
鲁庄公时期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就是前686年齐襄公去世，还有一个就是前681年齐鲁柯之盟。根据这两个节点，可以把鲁庄公时期分为三段。
（一）服从齐襄公时期 （前693年—前686年）
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之后，他的夫人文姜并没有躲在齐国，而是回到了鲁国，并且在齐襄公的支持下开始扮演一种类似于摄政大臣的角色，成为鲁国朝堂上“对齐亲善派”政治势力的领袖，基本上每年都会代表鲁国与齐襄公在齐国或者鲁国会面，每次会后鲁国都会派人参与齐国牵头组织的联合行动。这个阶段的鲁庄公，年龄在13岁 （前693年） 到20岁之间，他一方面被母亲文姜所压制，被迫参与了两次齐国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还曾在齐国境内与齐人一同狩猎；另一方面又已经显露出继承父亲遗志继续争霸的苗头，曾经两次试图摆脱文姜势力束缚，独立参与国际事务，但均以失败告终。
这一时期的鲁国，从其外交行为模式上看完全成为齐国的仆从国，第一次坠入“遵命外交”的困境之中。不过，由于此时鲁国的实际领导人不是正常国君而是先君夫人，鲁国卿大夫们都清楚，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少主总会长大夺回权力。
图6 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管仲射小白”画像
（二）冒进争霸时期 （前686年—前681年）
前686年齐襄公在内乱中被杀之后，鲁庄公抓住机会一跃而起，试图重新启动父亲鲁桓公未竟的称霸事业。他在第2年果断出手，武力干涉齐国君位继承大事，试图将自己掌控的齐公子忽送回齐国即位，从而翻转成为齐国新政权的恩主，进而开启称霸中原的伟业。不幸的是，公子小白 （齐桓公） 抢先进入国都成为新君，而鲁庄公的军队在齐国都城附近被击败。不过，此时的鲁庄公已经被“报仇”“称霸”的雄心壮志牢牢攫住，在民间奇才曹刿的怂恿和辅佐下，他在前684年至前683年先后取得了对齐、对宋战争的胜利，从而将鲁国带上了与齐宋两国同时开打的冒进争霸道路。从前686年到前681年这六年，应该是鲁国在国际政治层面最为激进高调的时期。
然而，曹刿在后来的对齐战争中再也没能复制前684年长勺之战的奇迹，鲁国三战三败，最终鲁庄公被迫在前681年与齐桓公在齐国柯地会盟。正如《公羊传》所描述的那样，在盟誓现场，曹刿突然发难，暴力劫持齐桓公，逼迫齐国退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但是，齐桓公由于听从管仲劝谏，遵守承诺退还了土地，使得齐国的霸主声誉进一步高涨，而鲁国长期以来积累的“敦厚守礼”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从而失去了与齐国争霸的最后一点政治资本。
（三）服从齐桓公时期 （前681年—前662年）
柯之盟后，鲁庄公正式抛弃争霸理想，对待齐国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前679年，在冒进争霸期销声匿迹的文姜重出江湖，前往齐国访问，应该是在柯之盟基础上商议如何进一步改善齐鲁关系，其中很可能包括了鲁庄公娶齐女之事。
前678年冬，鲁庄公率鲁国代表团参与齐桓公组织的幽之盟，从此成为齐桓公霸业中的“全勤积极分子”。
前672年春，鲁庄公在文姜去世后罕见地大赦重罪犯，荡涤先前与齐国的恩怨。
前672年冬，鲁庄公超越礼制规定，在母亲丧期还没结束时就急忙去齐国送订婚彩礼。前671年冬，鲁国超越礼制规定装修鲁桓公庙，为迎娶齐女做准备。前670年夏，鲁庄公超越礼制，亲自到齐国迎娶哀姜为夫人。鲁国具有深厚的守礼传统，而鲁庄公正是抓住这一点，用频繁超越礼制的做法向齐桓公表示恭顺。
如何理解鲁庄公态度的急剧转变？前653年一段郑国君臣的对话有助于我们走进鲁庄公的内心世界：
鲁僖公七年春天，齐人讨伐郑国。郑卿孔叔劝谏郑文公说：“谚语里有这样的话：‘既然心气赢不过对手，又为什么要害怕屈辱？’如果我们既不能真的强大抵抗住齐国的攻打，又不能真的示弱来避免齐国的攻打，而是处在一种不强不弱的状态，那就会导致失败。国家已经很危险了，请求下定决心向齐国屈服来拯救国家。”
如前所述，齐国在鲁桓公时期就已经是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前686年迎回奇才管仲启动内政改革后又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而且齐国又是与鲁国山水相连的邻国。鲁庄公在拼尽全力争霸失败之后，终于认清了鲁国“既不能强”的现实，在这个时刻，他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清醒和务实，没有为了自己的颜面而坚持“又不能弱”，而是果断地选择了“下齐以救国”，那就是紧跟在齐桓公身后，不仅要率领鲁国做齐国的仆从国，而且要做齐国仆从国中的“积极分子”，因为只有这样明确坚决的“示弱”，才能赢得齐桓公的充分信任，满足齐桓公的称霸欲望，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鲁国的安全和利益。
当然，正如我们在“庆父之乱的背景”那一节详细讲述过的那样，在鲁庄公恭顺的表面下，仍然潜藏着一颗不愿屈服的内心，而他继续抵抗的方式就是不让嫡夫人哀姜生下孩子成为嫡长子，从而让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齐国通过先君夫人摄政控制鲁国内政的状况有重演的机会。
正如我们在本节开始所说的那样，柯之盟是鲁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本书叙事结束的前495年（鲁定公
十五年），鲁国再也没能够摆脱“霸主仆从国”的国家地位，而大国称霸/争霸造成的地缘政治乱局，成为鲁国在外交层面无法摆脱的困境。这种困境包含如下两个层次的压力：
一、履行仆从国义务带来的压力。
齐国和晋国
这两个鲁国曾经臣服过的霸主国，出于管控国际秩序、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要求鲁国以贡赋的形式交纳大额财物，并且要求鲁国君臣率领使团/军队出国参与霸主组织的国际外交/军事行动。履行这些仆从国义务，无疑会对鲁国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和军队体制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就是所谓的“小国外交决定内政”。
履行仆从国义务带来的压力是大国霸政给鲁国带来的最主要压力，几乎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看到，这种压力是如何推动鲁国君权下移至卿大夫的进程。
二、大国战争破坏带来的压力。
虽然从整体上说，鲁、卫、郑、宋等中等诸侯国都是大国战争的受害者，但具体到每个国家，由于地缘形势的不同，其实际受害程度还是很不一样的。具体说来：
（一）在齐国称霸中原时期，由于齐国既是霸主又是邻国，因此鲁国一直是齐国的忠实仆从国。因为争霸大国——齐国和楚国
是围绕远离鲁国的郑国进行争夺，所以鲁国除了履行仆从国义务派出军队参与讨伐郑国、楚国之外，没有遭受直接的战争破坏。
（二）在晋国称霸中原时期，从表面上看，长期武力争斗的大国晋、楚都远离鲁国，而且两个大国又是围绕同样远离鲁国的郑国展开拉锯，鲁国似乎不会受到大国战争波及，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问题就出在齐国身上。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失去了霸主地位，接力棒交到了晋国手上，而且齐国在春秋时期再也没能成为公认的中原霸主。然而，在“既不能强”，也就是不能打败晋国夺回霸主地位的情况下，仍然具备大国实力、距离晋国又遥远的齐国“又不能弱”，也就是不能一心一意顺服晋国；这个旧日霸主一直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战略愿景，至少也要重新成为东土的区域性霸主。
因此，我们在下文会看到，一旦晋国因为内乱而出现霸政衰弱的状况，齐国就会跳出来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而齐国挑衅晋国的第一步棋往往就是攻打晋联盟成员鲁国，试图让鲁国叛离晋国，而加入自己组建的区域性联盟。除了前589年楚国远征讨伐鲁国之外，鲁国本土受到的军事攻打全部来自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