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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父之乱是鲁国政治史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卿族壮大、君权下移的历史性转折点。
庆父之乱的第一层历史意义，是端正了鲁国的君位继承制度。
这次内乱平息之后，鲁国直到战国灭亡时，除了鲁昭公、鲁定公之时由于内乱而出现一次“兄终弟及”，其余的君位传承都是“父死子继”。也就是说，在以公子友为首的鲁国卿大夫的努力和霸主齐桓公的支持下，鲁国抛弃了自西周以来的“一继一及”独特传统，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正统、以“父死子继”为底线的君位继承制度。前510年晋国太史蔡墨评价说“公子友对鲁国有大功”，应该就是指他在平定此次内乱、确立鲁国君位继承制度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庆父之乱的第二层历史意义，是导致了“三桓”这个日后长期把持鲁国朝政的卿族集团的形成。
庆父之乱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季氏始祖公子友为代表的“父死子继派”卿大夫，与以孟氏始祖公子庆父、叔孙氏始祖公子牙为代表的“兄终弟及派”卿大夫之间的政治斗争。不过，与我们一般理解的政治斗争结局很不一样的是，公子友在先后杀死 （逼死） 了他的两个哥哥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之后，并没有斩草除根，而是“杀其人而救其族”：公子友没有将两位哥哥的罪行公之于众，还确保他们得到了“僖”甚至“共 （恭） ”的美谥，使得他们的儿子和其他族人得以作为卿族在鲁国继续发展。公子友的这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举动催生了季氏、孟氏、叔孙氏这样一个具有一定合作结盟性质的卿族集团，并且奠定了季氏在这个卿族集团中的领袖地位。
实际上，公子友在公子庆父之乱中“杀其人而救其族”，为日后季氏族长处置类似事件设定了一个范例，这个范例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就是叔孙穆子所总结的“相忍为国”。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会看到季氏在季文子时期长期坚持了“相忍为国”的政治理念，这也是季氏在季文子时期历经挑战最终坐稳鲁国卿族领袖地位的重要因素。
庆父之乱的第三层历史意义，是引发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君权下移至卿大夫的事件。
鲁闵公之前的三位鲁国君主，鲁隐公
、鲁桓公和鲁庄公，虽然各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但从整体上说仍然属于有能力行使君权，也的确在行使君权的“正常国君”：
鲁隐公在即位之时已经接近中年，他的特殊情况在于，将自己定位为摄政君，因此在公开场合经常作出谦退的姿态，但在内政外交各方面，他仍然是一位积极有为的领导者，其在位期间没有发生严重的君权下移至卿大夫的事件。
鲁桓公在即位之时已经成年，他的特殊情况在于，通过谋杀鲁隐公的非正当手段而上位。但是在坐稳君位之后，鲁桓公率领鲁国积极参与中原争霸，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君主，其在位期间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君权下移至卿大夫的事件。
鲁庄公即位之时13岁，已经超过了当时诸侯君主可以行成年礼的最低年龄12岁。鲁庄公的特殊之处在于，在他即位后的前8年，鲁国政权被文姜所控制，他的权力受到严重限制。然而在齐襄公去世之后，鲁庄公突然发力黜退文姜，率领鲁国与齐桓公争霸，在争霸失败之后又率领鲁国长期服从齐桓公，与此同时还试图抵制齐国对于鲁国内政的渗透，仍然是一位正常行使权力的君主，在其在位期间没有发生严重的君权下移至卿大夫的事件。
然而，庆父之乱期间即位的鲁闵公，其在位的两年里，只是个八九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行使君权的能力。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鲁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无疑是处于卿官领导班子首位的执政卿。这位执政卿到底是谁？在前662年冬鲁闵公即位至前661年秋八月公子友回国之间的执政卿人名已不可考，但应该不是公子庆父，而是“父死子继派”的某位卿官；在前661年秋八月公子友回国之后至鲁僖公即位期间，应该就是“父死子继派”卿大夫从陈国迎回的公子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