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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周代诸侯国的发展和分化角度来讲述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一个粗线条的描述大概是这样的：
西周前期大分封结束后，周朝的邦国级政治实体有一千多个，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就是作为周朝邦国体系中共主和顶层管控者的周邦。
所谓“周邦”，就是由周王室
加王廷卿大夫家族
构成的政权
。在周朝邦国体系的所有邦国中，只有周王领导的周邦承受天命统治整个天下，因此它是其他邦国的共主，也是整个邦国体系的顶层管控者。周邦的直辖疆域就是以西都宗周和东都成周为中心的周王畿，其总面积是“方千里”，大概相当于山东、江苏两省面积之和。
第二类，就是构成周朝邦国体系主要节点的王畿外诸侯国。
所谓“诸侯国”，就是诸侯公室
加上诸侯卿大夫家族
构成的政权。王畿外诸侯国数量很多，其始封直辖疆域面积从“方五十里”到“方百里”，大概相当于河南省一个县的平均面积。诸侯国在参与周邦组织的诸侯会盟时作为独立代表出席。就其分封性质而言，诸侯国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周王内亲封国，全为姬姓，比如周文王后代封国蔡、郕、霍、鲁、卫、郜、雍、曹、滕、郇等，周武王后代封国晋、应、韩等，周公旦后代封国凡、蒋、邢、茅、胙等，以及周王旁支封国北燕、随、吴等。
（二）周王外戚封国，比如齐、纪、许、申、吕这些姜姓封国。
（三）先代之后封国，比如蓟 （黄帝之后） 、祝 （唐尧之后） 、陈 （虞舜之后） 、杞 （夏禹之后） 、宋 （商汤之后） 等。
（四）商朝既有方国，比如楚、徐、越等。
第三类，就是构成周朝邦国体系次要节点的王畿外附庸国。
王畿外附庸国数量非常多，其直辖疆域面积在方五十里以下。这类附庸国主要是当地既有方国，依附于邻近的诸侯国，无权作为独立代表出席周邦组织的诸侯会盟。比如说，鲁国周边的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东夷小国，就是鲁国的附庸国。
西周中期以后，王道政治不断衰败，周邦对于诸侯国的管控日渐松弛。宗周覆灭、平王东迁之后，周邦更是完全丧失了管控诸侯国的能力。因此，从西周晚期开始，诸侯国中的一部分国家就通过吞并周边附庸国甚至其他诸侯国以谋求发展。上述新动向导致周朝封国网络开始发生如下三点变化：
第一，周邦丧失了宗周王畿，而成周王畿的面积也显著缩小，周邦虽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不再是整个网络的中央节点和顶层管控者。
第二，王畿外诸侯国数目开始减少，而存活下来的诸侯国疆域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诸侯国之间的差距也开始逐渐拉大。
第三，王畿外附庸国数目迅速减少，许多附庸国被其所属诸侯国吞并，成为诸侯国疆域的一部分。
从春秋初期开始，诸侯国中较为强大的一批国家试图建立一套以诸侯自治方式管控国际秩序的新模式，也就是霸道政治模式。到春秋早期齐桓公称霸时，以周邦为顶层管控者的王道政治模式已经彻底消亡，以大国霸主为顶层管控者的霸道政治模式正式确立，诸侯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也就是所谓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按照疆域规模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国。
所谓“大国”，就是在两周之际开疆拓土竞争中取得显著成就的四大诸侯国，即中原以北的晋国，中原以南的楚国，中原以东的齐国，和中原以西的秦国。
这四大诸侯国在霸道政治建立时就已经是大国，而且他们都位于中原地区外围，地缘形势优越，多个战略方向面对的是不受霸道政治规则保护的蛮夷戎狄，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攘夷”的旗号继续开疆拓土，因此中等国与它们的领土面积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它们的大国地位因此也越来越稳固，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六雄——赵 （来自晋） 、魏 （来自晋） 、韩 （来自晋） 、楚、齐、秦。
第二类是中等国。
所谓“中等国”，就是在两周之际开疆拓土竞争中取得一定成就的七个原诸侯国，即鲁、卫、郑、宋、曹、陈、蔡。不过，在文献中我们看不到“中等国”这个概念，因为当中等国面对大国时，它被称为“小国”；面对小国时，它被称为“大国”。
这些国家在霸道政治建立时就已经是中等国，而且他们都位于中原地区，地缘形势不利，周边要么是实力远超过自己的大国，要么是实力与自己相当的中等国，要么是受到霸道政治规则保护的小国，进一步大规模开疆拓土变得非常困难，除了偶尔利用霸主管控松弛的空档攻灭一两个附庸国或小国之外再无建树，因此一直停留在中等国的水平，没有一个成功晋级为大国。
第三类是小国，就是在两周之际开疆拓土竞争中没有取得成就甚至有损失的诸侯国，它们数量最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小国和附庸国一样被邻近大国和中等国吞并，有的小国——比如鲁国周边的邾国、郑国周边的许国等——充分利用霸主提供的保护，坚持到了春秋晚期。
大国和中等国加起来，就是主导春秋时期国际秩序的主要诸侯国，也是《春秋》《左传》记载的主要对象。如果把春秋政治史比喻成一场大戏的话，那么四个大国——特别是晋国和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七个中等国是这场大戏的配角，而众多小国和附庸国则是这场大戏的群演
。在本书中，笔者关注的既不是热衷于称霸和称王的“主角”大国，也不是势单力薄、任人摆布的“群演”小国，而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配角”中等国。
中等国的内政和外交有什么特点？通过比对上述七个中等国的现有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诸侯国的共性非常明显，它们都面临着两大政治困境：
第一，权力下移，君弱臣强。在西周分封时确立的诸侯国权力分配结构中，国君掌握最高权力，“君强臣弱”“尊尊君为首”是常态。然而，在春秋时期，各中等国内部都发生了公室衰弱、卿族壮大、权力从国君下移至卿大夫的现象，“君弱臣强”“尊尊执政卿为首”成为新常态。简而言之，“权力下移，君弱臣强”是中等国君主所面临的基本内政困境。
第二，沦为仆从，疲于奔命。在霸主管控的国际秩序中，中等国是霸主的主要仆从国，“事奉霸主、履行仆从国义务”是中等国外交事务中压倒性的主题，被霸主驱使、压榨和争夺是中等国的共同遭遇。简而言之，“沦为仆从，疲于奔命”是中等国君臣所面临的基本外交困境。
面对这两大困境，中等国的君臣绝不是无所作为、逆来顺受。一方面，中等国君臣在国内朝堂明争暗斗，国君试图夺回原本就属于他的权力，而卿大夫试图巩固既有成果、进一步侵夺君权。另一方面，中等国君臣在国际场合又往往采取一致立场，试图为本国尽可能地争取利益、避免欺凌。春秋时期各中等国的政治史，就是他们在这两大困境的泥潭中一面奋力抗争，一面越陷越深的历史。
在七个中等国之中，笔者选择了鲁国作为代表，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鲁国是孔子的祖国。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人物，而他正是在春秋晚期的鲁国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前55年以及最后5年。因此，深入探究春秋鲁国史，对于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孔子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鲁国的历史记载最为丰富。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要著作《春秋》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都是根据鲁国史书编纂而成，保存了鲁国外交内政的详细记录，其史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是其他6个中等国所不能比拟的。
接下来，笔者将以“鲁国的困境与抗争”为主题，详细讲述鲁国这个典型中等国的政治史，而讲述的起点，就是发生在鲁庄公
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个是鲁国公室衰弱、卿族壮大、君权下移的标志性事件——庆父之乱，另一个是鲁国沦为霸主仆从国的标志性事件——齐鲁柯之盟。